浪漫與荒涼：論張煒近作中的身份建構與地域文化書寫

從《古船》到《去老萬玉家》，張煒作品中一直散發著膠東海畔獨有的民間氣息，不僅有對半島風光細致入微的描繪，更融入了對膠東地區民俗風情和歷史文化的刻畫，作品中的人物更明顯帶有膠東半島文化的烙印。張煒通過對地域文化的書寫，進而探求當下社會個體在精神、文化、道德等方面的追求與迷失。

作家張煒

地域文化底色的文學化呈現

張煒的故鄉位于膠東半島西北部的龍口一帶，其歷史淵源可以追溯到遙遠的夏商時期，而后在春秋戰國時期被齊國兼并，從此這片土地便烙印上了以姜太公“因其俗，簡其禮”為治理核心的齊文化印記。張煒曾說，齊文化是蘊含著濃厚的浪漫主義特質的。《艾約堡秘史》中的主人公淳于寶冊就是這樣一個融入作者浪漫情懷的人物形象，他建造了一個隱藏在群山之中的私人堡壘，打造了一種獨樹一幟的生活方式。張煒用大膽的想象建構了一個帶著執拗和堅持的中年男人形象，展現了淳于寶冊在獲得物質自由后，面對真實自我、追求真正的自我實現以及構建心靈家園的探索。淳于寶冊最終變成了迷失在巨大財富之中的邪惡商人，但他依然充滿了對生活的浪漫情懷。《河灣》中的蘇步慧也是一個骨子里浪漫的人，她和丈夫先是離開機關下海經商，又一起遠離城市隱居山野，去追求虛無縹緲的浪漫，張煒對蘇步慧浪漫的解讀是：“他們沒有根性，他們向往的一切最新的東西，都是沒有根柢之物。”在張煒筆下齊文化的浪漫是豪放自由的，天馬行空的，浸染了北地的粗獷，也融合了海洋的寬廣與深邃。可以說浪漫是張煒作品中地域文化的第一層底色。

張煒在《文學的八個關鍵詞》中提到了八個關鍵詞，童年、動物、荒野、海洋、流浪、地域、恐懼、困境。在他的作品中，多次出現過鷗鳥、海草房、卵石路，以及美人蕉等膠東海岸的標志性景物，這些景物在張煒的成長歷程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記，也是其對自然熱愛的基礎。在《我的原野盛宴》中，張煒飽含深情地將故鄉的海岸林莽、飛禽走獸、鮮花草木融入民間發展歷史，充分說明了他的自然主義情結，因此在小說創作中自然描寫也占據了很大的篇幅。在《去老萬玉家》中，作者通過舒莞屏的視角描述了海邊的建筑風格和生活狀態：“大海草屋形狀不一，圓的，六棱的，長方的，更多的是四四方方中規中矩的大宅模樣，顯出威勢”“一眼望不到頭的海草棚子，里面是剛剛運來的大魚，一溜木臺前站了手揮大刀的人，他們給大魚剖洗，撒鹽，然后裝到木槽中”。這些細致的描寫，源自張煒少時對海邊生活的觀察和了解，他的創作與大自然的交流和連接，正是他對故鄉地方的深刻認同和依戀，這也構成了其作品中地域文化的第二層底色——自然。

齊文化歷史的起源與后世的因襲不斷地啟發著張煒的思考，他對于人物的塑造也喜歡采用歷史追溯的方式。《河灣》講述了傅亦銜和洛珈的家族史，都承載了歷史變遷但又不同的家族經歷讓他們對人生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理解和走向；《艾約堡秘史》中那排自傳同樣拼湊出了淳于寶冊從孤兒四處流浪，再到創業成為一代風云人物的歷史。對于為何采用追問歷史的方式來寫作，張煒的回答是：“我們面臨的事情要復雜得多。比如當下的生活，可不是由‘當下’獨立生成的。它的每一筆其實都有來處。生活是一個整體，很難拆分。沒有昨天哪有今天。忘記了這種延續關系，就是一種無知。” 張煒傾向于為人物構建一個完整的人生發展脈絡，所有心理和行為表現都有跡可循，歷史也就成為他作品中地域文化的第三層底色。

《艾約堡秘史》《河灣》

人物設定的地理解讀

龍口海邊的一片茂密森林深處，唯有張煒一家獨居于此，與自然為鄰，與天地為伴，孕育出他對自然、對生命最初的感悟。《河灣》中傅亦銜的人物設定就是從小居住在一片人跡罕至之處，那兒“有大大小小的梨樹和蘋果”，那條水渠長滿了蒲葦，“渠水一直清旺，日夜不息地在我們茅屋邊流淌，趕往大海”。傅亦銜的地理設定與作家本人的童年經歷如出一轍，他的荒野生活不僅是地理上的選擇，更是社會關系和文化傳統的體現，反映了膠東半島地域文化對個體身份建構的深刻影響。正是這段經歷滋養了傅亦銜對自然的熱愛，為后來離開機關，追尋心中的浪漫理想而歸守河灣做了最根源的情感鋪墊。

青少年時期的張煒在整個半島漫無目的地游走，在游走的過程中遇到了很多有意思的人，他的很多作品中也都有人物流浪的經歷。《九月寓言》中的金祥為了尋找烙煎餅的“鏊子”，帶上一摞煎餅就踏上了漫長的旅程，餓了就吃煎餅，渴了就喝洼地上積的雨水，穿過數不清的村落，翻過重重山嶺，風餐露宿，終于找到了那“閃閃發亮的、油滋滋”的鏊子，又翻山越嶺地把它背回家。《河灣》中的傅亦銜也有一段相似的流浪經歷，為躲避“血煞”，他需要逃離林子里的家園，去南山找叔叔，他帶著母親和外祖母為他準備的干糧穿過林子、走過呼家店越過大沙河，接著“血煞”又靠近了叔叔家，傅亦銜又開始出走，去尋找自己的父親。他們的流浪都是在膠東半島的土地上迷茫地穿行，旅途充滿著疲憊與艱難，他們不知道這條路最終引領他們走向哪里，一切都充滿著不確定性。流浪是一種變化的地理設定，地域文化不僅是地理空間的產物，更是歷史、權力和社會關系的交織，人物的流浪正是這種地域文化復雜性的體現。

很多人將張煒的作品歸為鄉土文學，對此他并不認可，他認為自己“作品寫農村和小城鎮的占一半，另一半寫城市和知識分子”。 從二十多歲開始，張煒就開始在城市生活，因此城市的地理元素在他的作品中也有很大的比例。無論是淳于寶冊和蛹兒（《艾約堡秘史》），還是傅亦銜和洛珈、余之鍔和蘇步慧（《河灣》），甚至清末時期的舒莞屏（《去老萬玉家》），他們身上都有著很強烈的城市氣息。淳于寶冊在發家之后早已遠離了靈魂深處的老榆溝和三道崗，盡管他還會回憶鄉村過往，但思想與行動已經完完整整地城市化了，蛹兒人生的大部分時間都在隨著她的愛情漂流，但她的地理歸屬一直是城市。《河灣》中的傅亦銜出場于城市，從家族史的追溯中讓讀者看到他的鄉村地理屬性，然而成年的他已經看不出鄉土自然痕跡，直到他去了朋友的河灣，才又重新親近自然，找到自我的心靈歸宿——有些人的人生注定是一場出走與歸來的旅程。

《去老萬玉家》

身份認同的困境與和解

張煒作品中人物身份的構建往往與地域文化緊密相連，角色的身份認同過程常常是在與膠東半島的自然環境、歷史傳統和社會變遷的互動中展開的。《艾約堡秘史》中，主人公淳于寶冊作為一個孤兒，從小生活在一個叫作老榆溝的山區村莊，半島上的民風一半自然淳樸一半彪悍刁惡，他在這種復雜的生活環境下艱難求生，塑造了他后來充滿矛盾的行事風格和價值觀念。他的內心深處從未忘記那些幫助愛護過他的人們，但他在商業帝國建立過程中心狠手辣、不擇手段。他的自我身份認知告訴他自己是正直的，但他也清楚地知道自己的作為早已違背了世俗的道德。他想為愛護自己的老師李音的父親養老送終，然而老人拒絕了，他開始失眠，不斷地追問李音：“老師，我做錯了什么？改正還來得及嗎？”這種痛苦充分地體現了淳于寶冊內心的矛盾與掙扎，他的身份認同面臨著一種無法厘清的困境，以至于他得了一種“荒涼病”，這種“荒涼”是無數罪惡反噬其身的結果。人性本身具有自我正確認定的屬性，淳于寶冊也在不斷地合理化自己的錯誤。當蛹兒僅僅因為他為被折磨致死的副經理“流了不少淚”而評價他：“這世上像您一樣善良的人再也沒有了。您像個孩子那么單純，人說是菩薩轉世。”他認可了這個評價，然后安心睡去。就這樣，張煒通過“自我麻痹”方式，完成了一個成功商人的身份自洽與和解。

身份的認同困境也來自對歷史的追問，《河灣》中的洛珈從小父親去世，繼父對她視同己出，然而她發現“繼父、親生父親以及母親經歷的是同一個半島上的戰爭，結局卻正好相反”，于是她把這種憤怒和痛苦轉嫁給了繼父，不斷地追問他是否是造成自己家族悲劇的罪人，直至繼父在病痛中離世。《去老萬玉家》中舒莞屏的身份認同困境則是對選擇的迷茫，他在一個“北風煞”之后毅然決然加入了在膠東半島獨霸一方的萬玉大營，甚至以為尋到了救國圖存的方向，然而隨著了解的深入他逐漸對自己產生了懷疑。身份認同的迷茫必然促使個體更深地思考或改變，洛珈沒有追問到答案，于是她投身到這個污濁的物質世界，尋求社會中的強者認可，而舒莞屏則選擇逃離來重建自我的身份認同。

張煒的寫作強調“生命的自然背景不能被忘掉，生存空間決定了人的個性”，因此有意識地將地域文化融入角色創造之中。膠東半島所具有的浪漫的人文個性、純凈的自然生態以及厚重的歷史傳承深刻影響了他的審美和創作，在共同的地理背景下，每個人物都不斷地在探索中尋找自己，確認自己。張煒也通過這些人物的塑造實現了與讀者、與自我、與社會、與時代的精神對話。

（作者系青年評論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