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葛建雄接收香港文匯報采訪談到了人口問題,引起不少網友的熱議。他的核心意思并不復雜:把生育與“孝道”“家庭責任”“國家人口繁衍”聯系在一起,認為這是一種應當被重新強調的價值取向。但問題也恰恰出在這里——這種討論方式,和當下老百姓的真實的生存處境,已經嚴重脫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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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文匯報文章可以看到,葛建雄反復強調“不要把孝道理解成形式主義”,認為結婚、生孩子、延續家族與民族,是孝道在現代社會的具體體現。這套邏輯在觀念層面自洽,在書齋里也講得通,但它最大的問題在于,把一個高度現實、高度經濟化的問題,重新拉回到了道德與觀念的層面。換句話說,他在試圖用價值說教,去回答一個本質上是成本與風險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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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網友的反應非常直白。很多人并不是反對家庭、反對生育,更不是不理解“養育后代”的意義,而是清楚地知道:在現有條件下,生孩子意味著什么。意味著更高的不確定性,更長周期的經濟負擔,以及幾乎無法回避的個人生活質量下降。房價、教育、醫療、養老、就業,這些具體而沉重的現實,才是決定生不生、敢不敢生的關鍵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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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個家庭的收入剛好覆蓋房貸、基本生活和一點點風險緩沖,那么再多一個孩子,就不是“價值選擇”,而是“系統性冒險”。這種情況下,再去強調“這是孝”“這是愛國”,不僅無助于解決問題,反而容易引發反感。因為它默認了一個前提:問題出在個人態度不端正,而不是結構性壓力過大。
這也是為什么,很多人會覺得葛建雄的認知有些匱乏。并不是說他不懂人口問題,而是他的關注重心,仍然停留在“應該怎么想”,而不是“現實為什么會這樣”。當生育成本被高度社會化、長期化,而風險卻幾乎完全由家庭自行承擔時,理性選擇自然會發生變化。這不是道德問題,而是風險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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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中國并不是唯一經歷低生育率的國家。東亞、南歐,乃至部分發達國家,路徑高度相似。差異也同樣明顯:凡是能有效降低育兒成本、分擔家庭風險的社會,生育意愿就相對穩定;反之,再強的文化敘事,也很難扭轉趨勢。這些都是已經反復被驗證過的事實。
所以問題并不在于“老百姓不懂道理”,而在于“老百姓太懂現實”。他們知道情懷不能抵房貸,口號不能替孩子繳學費,道德標簽也不能消化失業和疾病帶來的風險。在這樣的背景下,把生育重新包裝為一種道德義務,或者上升為價值正確,注定是無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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