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12日凌晨,上海法租界一條幽暗的小巷里傳來急促的腳步聲,刺骨的寒風吹得門牌叮當作響。一名高挑女子裹著呢子大衣,手套里握著一支改裝手槍,她就是國民黨軍統潛伏人員勞有花。此刻,她正趕往與上線接頭的地點——任務只有一句話:除掉陳毅。
陳毅當時任上海市長,身邊警衛森嚴。毛人鳳卻堅信“敵人越強,出其不意越有效”,因此把屢建小功的勞有花留在大陸,囑咐她伺機下手。接頭暗號已約定好,可沒想到,上線李全德剛踏上碼頭,就被華東局情報部門偵悉行蹤,于11月下旬落網。勞有花聽到風聲,當夜便燒掉密電本,搭火車北上。同行旅客只記得她在車窗前喃喃一句:“上海,我與你無緣了。”從此蹤影全無。
勞有花1923年生于山東膠州一個地主家庭,十來歲便在私塾背《詩經》。1937年日軍攻入南京,十四歲的她跟隨南京教會護士學院轉進重慶。父母卻因家鄉遭焚而離世,這個噩耗讓她徹夜無眠。悲慟、憤怒、茫然混雜在一起,在軍統宣傳員的燈影與鉛印傳單里發酵,她相信只有報效國民黨才能“血債血償”。1940年,她在四川北碚簽下入伍志愿表,正式成為軍統外圍成員。
受訓期間,爆破課每周兩晚,槍械課每周三晚。她的護照級照片被反復貼在射擊靶旁提醒“保持眼神”,不用半年,射擊成績已躋身前三。講授色彩心理學的教官曾評價:“她的眼尾一挑,就足以讓多數人失去警覺。”也正因這份“天賦”,組織把她投向一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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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勝利后,國共內戰爆發,勞有花數次混入解放區搜集兵站情報,但每次都險象環生。1946年3月戴笠墜機,軍統喘息未定即遭整編,毛人鳳接管。新上司對她的能力存有戒心,卻也知道這類女特務“不易替換”,遂留作暗棋。1949年夏,國民黨高層決定戰略收縮,毛人鳳當面交令:“別人走,你留下。必要的時候,做一顆引信。”勞有花表面領命,心里卻掠過一絲慌亂。
上海突擊未成,她逃回山東膠州老宅,發現青瓦故園已被戰火和新政權的土地改革改變,昔日佃戶當上了村干部,而她的地主身份成了諱莫如深的過去。為躲耳目,她投奔在濟南當小學教師的妹妹,改口稱“劉有花”,隨手把老身份證埋進院角。1950年春,妹妹介紹她進濟南第三棉紗廠醫務室當護士,工資不高,卻足夠遮掩。
棉紗廠工人多,外地口音雜,沒人深究她的來歷。一襲白大褂、一張體溫表,日子似乎平靜下來。她小心翼翼,連寫信都用左手簽名。漸漸地,警惕心理被流水般的班次磨薄,尤其1956年后濟南街頭常貼“積極分子評選”海報,她心里生出“跟著走”念頭。機緣湊巧,廠黨支部擴招預備黨員,工長一句“勞醫生筆頭不錯,推薦她”的評價,讓封存八年的暗線再次晃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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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2月的一天,車間里議論入黨名額,擴音喇叭播放著《解放軍進行曲》,勞有花走近工人時,笑意淡淡。有人半開玩笑:“你這么積極,表肯定寫得漂亮!”她只是點頭。其實,這份表格正是她最害怕的東西——所有欄目都要填寫,從籍貫、家庭成員到學習經歷,一項也不能空。她提醒自己:謊言要連貫。
可漏洞還是出現了。1958年1月,組織要求候選人補交一張1949年前的學歷證明。她翻遍紙箱,只找到護士學院的結業證,上面印章仍是民國年號。她想涂改又怕穿幫,只好照原件復印。材料遞交后,市委組織部檔案員黃赤波不經意瞥見那枚陳舊的“中華民國卅五年”鋼印,猛然聯想到八年前偵辦的“李全德案”。當年卷宗里記著一行字:“女性嫌疑人,可能持民國護士證件,戶籍山東膠州。”
黃赤波立即趕赴棉紗廠審查。勞有花正在醫務室配藥,看到他胸前的公安標識,手一抖,玻璃瓶滑落。黃赤波開口:“勞同志,請配合調查。”短短一句,把她八年的隱忍擊潰。回到局里,她沒有頑抗,只說了一句:“我知道這一天終要來。”隨后在供詞里交代了受訓、潛伏、刺殺計劃經過,對同案人員也未加遮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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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4月,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依照《懲治反革命條例》判處勞有花死刑,剝奪公權終身。宣判那天,她神情平靜,唯獨在走出法庭時停步三秒,看了看天空。據記錄,行刑前她的最后一句話是:“我輸在自己那張表格上,也輸在時代更迭上。”
行刑通知送到棉紗廠,許多工人這才恍然大悟:常給人測血壓、笑容溫和的女醫生竟背負如此經歷。有人嘆息,有人愕然,但工廠的機器依舊轟鳴,沒有因她的離去慢半秒。歷史往往如此,有人悄然登場,又匆匆謝幕,留下的只是檔案館里一紙筆錄和一行批注:“身份敗露之關鍵——舊版學歷鋼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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