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特務刺殺陳毅未果，事后躲在醫院當護士，因為1個細節身份敗露

1949年11月12日凌晨，上海法租界一條幽暗的小巷里傳來急促的腳步聲，刺骨的寒風吹得門牌叮當作響。一名高挑女子裹著呢子大衣，手套里握著一支改裝手槍，她就是國民黨軍統潛伏人員勞有花。此刻，她正趕往與上線接頭的地點——任務只有一句話：除掉陳毅。

陳毅當時任上海市長，身邊警衛森嚴。毛人鳳卻堅信“敵人越強，出其不意越有效”，因此把屢建小功的勞有花留在大陸，囑咐她伺機下手。接頭暗號已約定好，可沒想到，上線李全德剛踏上碼頭，就被華東局情報部門偵悉行蹤，于11月下旬落網。勞有花聽到風聲，當夜便燒掉密電本，搭火車北上。同行旅客只記得她在車窗前喃喃一句：“上海，我與你無緣了。”從此蹤影全無。

勞有花1923年生于山東膠州一個地主家庭，十來歲便在私塾背《詩經》。1937年日軍攻入南京，十四歲的她跟隨南京教會護士學院轉進重慶。父母卻因家鄉遭焚而離世，這個噩耗讓她徹夜無眠。悲慟、憤怒、茫然混雜在一起，在軍統宣傳員的燈影與鉛印傳單里發酵，她相信只有報效國民黨才能“血債血償”。1940年，她在四川北碚簽下入伍志愿表，正式成為軍統外圍成員。

受訓期間，爆破課每周兩晚，槍械課每周三晚。她的護照級照片被反復貼在射擊靶旁提醒“保持眼神”，不用半年，射擊成績已躋身前三。講授色彩心理學的教官曾評價：“她的眼尾一挑，就足以讓多數人失去警覺。”也正因這份“天賦”，組織把她投向一線。

抗戰勝利后，國共內戰爆發，勞有花數次混入解放區搜集兵站情報，但每次都險象環生。1946年3月戴笠墜機，軍統喘息未定即遭整編，毛人鳳接管。新上司對她的能力存有戒心，卻也知道這類女特務“不易替換”，遂留作暗棋。1949年夏，國民黨高層決定戰略收縮，毛人鳳當面交令：“別人走，你留下。必要的時候，做一顆引信。”勞有花表面領命，心里卻掠過一絲慌亂。

上海突擊未成，她逃回山東膠州老宅，發現青瓦故園已被戰火和新政權的土地改革改變，昔日佃戶當上了村干部，而她的地主身份成了諱莫如深的過去。為躲耳目，她投奔在濟南當小學教師的妹妹，改口稱“劉有花”，隨手把老身份證埋進院角。1950年春，妹妹介紹她進濟南第三棉紗廠醫務室當護士，工資不高，卻足夠遮掩。

棉紗廠工人多，外地口音雜，沒人深究她的來歷。一襲白大褂、一張體溫表，日子似乎平靜下來。她小心翼翼，連寫信都用左手簽名。漸漸地，警惕心理被流水般的班次磨薄，尤其1956年后濟南街頭常貼“積極分子評選”海報，她心里生出“跟著走”念頭。機緣湊巧，廠黨支部擴招預備黨員，工長一句“勞醫生筆頭不錯，推薦她”的評價，讓封存八年的暗線再次晃動。

1957年12月的一天，車間里議論入黨名額，擴音喇叭播放著《解放軍進行曲》，勞有花走近工人時，笑意淡淡。有人半開玩笑：“你這么積極，表肯定寫得漂亮！”她只是點頭。其實，這份表格正是她最害怕的東西——所有欄目都要填寫，從籍貫、家庭成員到學習經歷，一項也不能空。她提醒自己：謊言要連貫。

可漏洞還是出現了。1958年1月，組織要求候選人補交一張1949年前的學歷證明。她翻遍紙箱，只找到護士學院的結業證，上面印章仍是民國年號。她想涂改又怕穿幫，只好照原件復印。材料遞交后，市委組織部檔案員黃赤波不經意瞥見那枚陳舊的“中華民國卅五年”鋼印，猛然聯想到八年前偵辦的“李全德案”。當年卷宗里記著一行字：“女性嫌疑人，可能持民國護士證件，戶籍山東膠州。”

黃赤波立即趕赴棉紗廠審查。勞有花正在醫務室配藥，看到他胸前的公安標識，手一抖，玻璃瓶滑落。黃赤波開口：“勞同志，請配合調查。”短短一句，把她八年的隱忍擊潰。回到局里，她沒有頑抗，只說了一句：“我知道這一天終要來。”隨后在供詞里交代了受訓、潛伏、刺殺計劃經過，對同案人員也未加遮掩。

1958年4月，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依照《懲治反革命條例》判處勞有花死刑，剝奪公權終身。宣判那天，她神情平靜，唯獨在走出法庭時停步三秒，看了看天空。據記錄，行刑前她的最后一句話是：“我輸在自己那張表格上，也輸在時代更迭上。”

行刑通知送到棉紗廠，許多工人這才恍然大悟：常給人測血壓、笑容溫和的女醫生竟背負如此經歷。有人嘆息，有人愕然，但工廠的機器依舊轟鳴，沒有因她的離去慢半秒。歷史往往如此，有人悄然登場，又匆匆謝幕，留下的只是檔案館里一紙筆錄和一行批注：“身份敗露之關鍵——舊版學歷鋼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