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造謠式催收”橫行，傷害的卻是社會信任的根基

“面子給過你們，你們不要那就怪不了我。”這是催收人員發給王先生的最后一條短信。

收到這條短信的第二天，王先生在成都某小學任教的妻子就被通知有人以學生家長名義向市長信箱舉報她“利用職務之便盜用他人信息作為網貸擔保”。

更令人發指的是，幾天后學校公眾號下出現帶她姓名電話的留言，實名舉報“學校往學生食材里加止瀉藥”。

但是，這不是一次孤立的瘋狂。信號新聞在2025年11月也曾報道，廣西一位懷孕六個月的女教師李老師，因幫朋友借款逾期，催收方開始瘋狂行動。

他們冒充學生家長多次向12345熱線和教育主管部門舉報她“辱罵學生”，而李老師甚至不教投訴中提到的班級。

造謠式催收，網貸催收最后的瘋狂

在現實中，造謠式催收的案例五花八門，它們不再滿足于對債務人本人的騷擾，而是將謠言作為武器，精準打擊個人最脆弱的社會關系節點。

催收人員深諳社會心理，針對不同職業的債務人設計了不同的謠言劇本。教師最怕師德問題，于是就有了“往學生餐里加藥”、“辱罵學生”等等恐怖傳言。

針對女性債務人，不法催收可能遭遇更加惡毒的“黃謠”攻擊，如一位債務人的前女友就收到了內容極其污穢的催收短信。

針對企業員工怕失去工作的弱點，催收方就編造產品問題、高管欠錢等謠言，利用水軍攻擊其所在企業商譽，妄圖讓企業對負債員工施壓。

造謠式催收，看似高效，實則對社會和個體造成了嚴重傷害

以上種種新型催收方式看似“高效”，實則是對社會的傷害，也是對個體實施的“社會性謀殺”。比如前面那位懷孕女教師在遭遇造謠式催收后，被診斷出“先兆流產”。

一方面，這種行為公然侵占公共資源，將市長信箱、12345熱線等公共服務變成施壓工具，導致真正需要幫助的訴求被淹沒。

另一方面，造謠式催收正在透支全社會的信任資本，每一次冒用身份的誣告、每一則精心編造的謠言，都在磨損社會成員間的基本信任。

在KPI壓力和高額提成的刺激下，催收行業形成了一種畸形的激勵機制。一些催收公司甚至采用“遞進式催收”方式：從普通電話催收，升級到虛構導航、叫貨拉拉上門，再到最后的短信驗證碼轟炸，再到爆通訊錄甚至造謠。

在利益面前，法律和道德底線變得模糊

值得慶幸的是，這些遭遇造謠式催收的受害人正拿起法律的武器來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開頭提到的那個被造謠“往飯菜中放瀉藥”的教師，直接向公安機關報案，并獲立案！

但是，在龐大的催收規模中，真正敢于拿起法律武器保護自己的受害人畢竟是少數，更多的受害人可能因為“欠錢理虧”的心理，選擇了隱忍。

據零壹財經的數據顯示，2025年上半年，在黑貓投訴平臺上統計到的“暴力催收”相關投訴高達23萬條，占金融類投訴的49.3%。

透支的信任，修復的成本遠超催收行業的利潤

那位遭遇造謠式催收的女教師說：“我當時覺得自己的教師生涯要完了，根本看不到希望，有時候真想一死了之。”但與此同時，另一端的催收員也許正在為完成KPI而慶幸，卻不知道自己的行為正在侵蝕著社會信任的基石。

催收行業的失范，最終需要整個社會支付代價。公共部門不得不調配額外資源應對虛假投訴，企業被迫抬高信任門檻，而普通人則在真偽難辨的信息中越來越難以建立互信。

當一個社會的基本溝通渠道充滿欺詐，當公共身份可以隨意冒用，社會運行的根基就開始動搖。文明的底線在于，即使在利益糾紛面前，仍能堅守對人格尊嚴與事實真相的尊重。

在我看來，網貸行業的暴利機制催生了催收環節的嗜血性，而技術的便利又為這種違法催收提供了低成本的實施工具。社會信任的電梯一旦因惡意透支而墜落，修復的成本將遠超所有人的想象。

行業思考：催收行業的規范，勢在必行

打擊“造謠式催收”，不能僅僅靠受害人自己去維權，不但需要民眾提高維權意識，還需要監管部門出臺系統性的政策要求。

筆者認為，要想杜絕類似“造謠式催收”行為，必須徹底斬斷違規催收的鏈條，首先要從行業暴利著手。比如要求金融機構需自建催收團隊，減少委托第三方催收，畢竟高額的利息中已經包括了借款人逾期的風險成本；再比如出臺行業規范性文件，對催收公司進行準入制管理，同時催收人員也要持證上崗，堅決杜絕欠缺法律意識甚至有前科的人員從業等等。

我相信，只要想要改變，辦法總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