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張學良的保鏢，后成香港首富，賭王何鴻燊見了他都要下跪行禮

1930年初秋的奉天軍官俱樂部，張學良正籌辦一次內部座談。燈下，一位身材頎長、軍裝板正的年輕人走進大廳，自報姓名——何世禮。就在那天，少帥一句“今晚不談酒，只談國事”，把兩人拉到同一條戰線，也為后來數十年的風云際會埋下了伏筆。

要真正看懂這位四海闖將，還得把鏡頭拉回他的出身。1862年，何東出生在香港荷李活道的小巷里，母親是本地女子，父親來自英國。混血身份讓他一路受白眼，可倔勁兒把他硬生生頂成了華人第一任太平紳士。到1897年，何東已坐擁數百萬銀元，同時收購地皮、籌建公用事業，成為殖民地商界的領頭羊。1906年，他搬上太平山山頂，打破了總督府“華人不得居頂”的陳規。這一年，他的第四個孩子——何世禮——呱呱墜地。

何世禮小時候就顯出骨子里的剛烈。1915年，港督麥士禮爵士笑瞇瞇遞來金幣，問他是否愿意“成為大英子民”。十二歲的少年接口就回：“我是中國孩子，這沒什么不好。”一句話讓爵士氣氛微窒，卻也讓何東暗暗點頭——這兒子像自己年輕時那股犟勁。

從中央書院畢業后，何世禮不想困在賬本與洋行，他盯著大炮和鋼履。1925年，他考進英國伍爾維奇皇家軍事學院，隨后轉赴法國布魯爾炮兵專門學校繼續深造。夜校圖紙攤得滿桌，他常把弩機射角和榴彈膛壓念得像順口溜。教官說他“腦子里裝著標尺和秒表”，而同窗更記得他一句玩笑：“等哪天回國，想讓日軍嘗嘗真正的曲射火力。”

1930年8月，留洋學成的他抵達天津港，正逢中原大戰炮聲不歇。父親勸他留在上海，吳鐵城、何應欽甚至為他備好陸大教官的編制，待遇豐厚。結果小伙子搖頭：“教書可以，打仗更急。”他帶著推薦信北上沈陽，相中張學良。初見時，他遞上一份三頁紙的備忘錄，開門見山：一、日軍動向；二、沈陽空軍遷移計劃；三、葫蘆島軍港擴建時限。張學良放下茶杯，“你說的全是我想干而沒時間細想的事。”當場決定：侍從參謀，兼入“四大保鏢”序列。

此后兩年，他跟在少帥車后、機艙旁、指揮所里，既提方案也握鋼槍。奉天冬夜，警報大作，他沖進機庫引導飛行員轉場；錦州演習，他站在炮兵陣地前線，用秒表掐算射程。部下悄悄說：“這位何先生不太像保鏢，更像隨軍參謀和炮兵教官合體。”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震動全國。偏偏此刻何世禮南下探親，船還沒靠岸就聽見報童高喊少帥被扣。盤纏、路證統統備好，他打算立刻返回西北。然而政局突變，張學良下野，他也被署令撤職，從此再未回到東北軍序列。

翌年春，宋子文請他暫駐廣東，以鹽務管理局潮梅營銷局局長身份籌款。他干了不到半年，盧溝橋炮聲響起，迅速寫電報到軍委會請戰。南京那邊遲遲沒有答復，倒是薛岳電邀入皖南，主抓炮兵。抗戰中后期，他官至后勤部中將副司令員，負責對接美軍援華物資。仰光碼頭，集裝箱一次次開箱，數百輛M3輕坦、C-47運輸機、十萬箱青霉素入列中緬戰場，背后多了他簽字的一摞厚合同。

1945年勝利的鞭炮聲尚未散盡，政局卻開始急轉。1949年春節前后，他隨國民黨渡海去臺，暫任總司令部政工機構要職。正當山雨欲來之際，一紙訃聞從香港飛抵臺北——何東病逝，遺囑指定四公子繼承龐大家業。何世禮握著電報，沉默良久，隨后向蔣介石呈交辭呈，“家中有急務，懇請批準離職”。1956年，他搭機南下，再未回返軍界。

香港的商業江湖與戰場不同，炮彈變成了股票，陣地變成了地皮。何氏家族原先的生生、耀興、東華三大商號在戰后百廢待興，他先大舉收購航運股，又趁港府重建期投入地產，隨后與英資洋行打配合，幾年間市值翻番。六十年代初，《星島日報》評選“域內十大財雄”，何世禮高居榜首，一舉超過怡和、太古那幾位大班。許多人驚訝于他退伍后換賽道的身手，他卻只淡淡一句：“排兵布陣，無非是算籌碼、看人心。”

家族里流傳著一條老規矩——見長輩須行跪禮。何世禮的堂侄何鴻燊從澳門匆匆趕到港島開會，甫一進門便雙膝微屈，拱手低頭：“四叔，侄兒給您請安。”那位日后被稱作“賭王”的傳奇富豪，少年時就愛聽這位四叔講法國炮兵學院的小故事，直到功成名就仍不敢逾矩。

1998年7月26日清晨，何世禮在半山寓所辭世，享年九十二歲。報紙訃告只有寥寥數行：前英國皇家炮兵學校學員、前中華民國陸軍中將、香港企業家。可在舊日將士眼中，他是英勇的東北軍侍從；在港島商界眼中，他是白手翻云的投資奇才；在何氏族譜里，他則是讓后輩必須俯身的家長。若要用一句話勾勒此生，大概就是：軍旅與商海并重，血性與睿智同在，名利俱得，卻始終把“我是中國孩子”放在最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