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專訪特朗普：“超級總統”的自畫像與2026中期選舉前瞻

1月11日晚，特朗普在白宮的橢圓形辦公室接受了四名《紐約時報》記者的采訪，雙方討論了關于權力觀、ICE事件、移民問題、委內瑞拉戰略、俄烏戰爭、格陵蘭與北約等重要問題。訪談提供了一個觀察總統如何解釋自己的權力邊界的窗口，也側面反映出“特朗普2.0時代”如何處理總統權力與規則和制度之間，以及市場與國家之間的關系。

特朗普接受《紐約時報》記者深度專訪（來源：紐約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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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是《紐約時報》：

媒體戰略的悖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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敵意與渴望并存

作為立場偏左的美國自由派權威媒體，《紐約時報》與特朗普一向關系緊張。特朗普從政以來多次抨擊該報為“假新聞”“人民公敵”，甚至在2025年9月起訴《紐約時報》誹謗，索賠高達150億美元。第二任期上任后，他再次加強了對主流媒體的打壓：持續發動高額訴訟，并在五角大樓推行嚴苛的記者限制措施，要求記者不收集任何未被明確授權發布的信息（即使是非機密的），否則將撤銷其新聞證件。包括福克斯新聞、ABC、CBS和NBC，以及《華盛頓郵報》、《紐約時報》在內的多家媒體拒絕簽署。鑒于如此敵對的背景，特朗普同意接受《紐約時報》深度專訪的原因頗值得分析。

特朗普對媒體的訴訟及其現狀（來源：華盛頓郵報）

在其政治生涯內，特朗普共接受《紐約時報》約7到9次正式專訪。這種看似矛盾的行為，反映出他與主流媒體和曼哈頓精英階層的復雜關系。作為一名在皇后區長大的地產商，特朗普內心始終存在一種“局外人情結”：他靠紐約小報成名，卻渴望得到以《紐約時報》為代表的曼哈頓主流精英階層的正式承認。民權活動家阿爾·夏普頓（Al Sharpton）指出，特朗普認為曼哈頓地產精英看不起他，這種心理包袱促使他通過小報媒體建立個人品牌。

采訪中的一個細節揭示了這種心理：采訪過程中，福克斯新聞主播布雷特·貝爾（Bret Baier）打來電話，特朗普向他炫耀：“我已經同意接受《紐約時報》的采訪了。你能相信嗎？他們對我的報道從來都是負面的。但你知道，我以壓倒性優勢贏了，所以我猜這也不算那么重要。”這段話生動體現了特朗普的媒體觀：主流媒體是敵人，征服敵人才能向所有人宣示自己的勝利。

同時，這源于他根深蒂固的“媒體生物”（media creature）本能。專欄作家A.J.本扎（A.J.Benza）形容特朗普“不需要通過檢查脈搏來確認自己是否活著。他查看報紙和互聯網，以此證明自己的存在。”特朗普具有職業推銷員式的自信，他相信只要能夠面對面，他就能憑借個人魅力反向操控敘事。通過與這些“敵對媒體”正面交鋒，他可以向支持者展示自己正處于建制派的圍攻之中，從而持續強化其“反體制英雄”的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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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替與回歸：采訪的重要時機

2024年大選期間，特朗普大幅減少了與傳統主流媒體的互動，轉而構建以男性受眾為核心的播客矩陣。據福布斯和Podchaser的統計，從2024年6月到選舉日，他進行了約24次直播采訪或播客，YouTube累計觀看量超1.04億次。其中“喬·羅根秀”（The Joe Rogan Experience）的3小時深度訪談被視為其競選末期的關鍵轉折點。同時，特朗普也經常在福克斯新聞（Fox News）等保守派電視媒體上接受采訪，提供大量曝光但幾乎不進行實質性追問。這種策略延續到第二任期，多名內閣官員優先接受播客采訪，將政策主張精準傳遞到特定受眾群體，繞過主流媒體的過濾。

新的新聞規定公布后，絕大多數主流媒體都拒絕簽署協議，政府隨即成立了新的“五角大樓新媒體記者團”，包括近年崛起的親特朗普右翼頻道“真美之聲”（Real America’s Voice）、傳播保守派觀點的流媒體平臺“林德爾電視”（Lindell TV）、保守派青年組織“美國轉折點”旗下的媒體“前線”（Frontlines）等。它們與傳統主流媒體分庭抗禮，扮演著鞏固特朗普支持基礎、傳播保守敘事的重要角色。

但右翼媒體和播客矩陣有其局限性：擅長動員基本盤，受眾高度同溫層化，難以觸達溫和保守派、郊區中間選民或獨立選民。當特朗普需要向華爾街、硅谷、歐洲盟友和競爭對手傳遞信號時，《紐約時報》等權威媒體仍是不可替代的渠道。這次采訪的真正目的是借助這個平臺，讓他的權力宣言準確傳達到受眾。

這次采訪恰逢一個完美的時間節點：特朗普再度執政一周年前夕、中期選舉年開啟、委內瑞拉行動剛剛完成。特朗普需要一個平臺來完成三重任務：宣示其第二任期的執政哲學、展示軍事行動的成功、為中期選舉定調，《紐約時報》的深度專訪恰好提供了這種機會。

02

“特朗普2.0”的核心思路：

五個關鍵命題

在此次長達數小時的深度專訪中，特朗普全面闡述了“特朗普2.0”迥異于以往的治國理念。他對總統權力、國際秩序、盟友關系以及移民、法治、核武器和國家安全等核心議題都給出了新定義。這些定義構成了“特朗普2.0”的執政哲學，也是他希望美國精英和國際社會理解并適應的“新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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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力的唯一約束是總統的個人道德

特朗普在訪談中透露出對總統權力近乎不受限的理解。當被問及在世界舞臺上有何能約束他的權力時，他答道：“有一樣東西能阻止我：我的道德觀和我的頭腦。只有這些能阻止我”。在記者追問“國際法難道不是約束嗎？”時，特朗普直言不諱：“我不需要國際法……是的，我認為需要遵守國際法，但這取決于你如何定義它”。

顯然，特朗普眼中的“國際法”并非傳統意義上約束各國的規則體系，而更像是強權意志的產物。規則是否適用取決于大國意志，當力量對比變化時，規則解釋也可隨之改變，其背后昭示著一種新的權力秩序：國際法、條約、制度都存在，但它們是工具而非約束，真正的決策權在于總統的個人判斷。他直言自己有權采取任何軍事、經濟或政治手段來鞏固美國霸權，國家實力而非條約與慣例才是國際關系的決定因素。

這種理念體現出特朗普式的權力現實主義：總統可以根據自身對“威脅”的認定采取非常手段，而制度和程序必須為這種個人判斷讓路。他多次提及《反叛亂法》（Insurrection Act），暗示在需要時總統可動用近乎無限的權力來維持國內秩序。雖然他聲稱目前“還沒有覺得有必要”啟用這些非常權限，但話語中已表露出對行政權力的高度自信與擴張意圖。

《國際事務》（Foreign Affairs）雜志刊登耶魯大學法學院教授奧納·哈薩維（Oona Hathaway）和斯科特·夏皮羅（Scott Shapiro）的文章，認為特朗普在委內瑞拉的軍事行動未經過聯合國安理會授權，未經國會授權，未以自衛為理由，沒有合理的法律依據，“構成了迄今為止對給予規則的國際秩序最有害的攻擊”。超越“門羅主義”、“大棒政策”、“炮艦外交”（Gunboat Diplomacy），特朗普將自己的商人本色化為實用主義，從“美國歷史的寶庫中挑選出方便的部分”。

總的來說，特朗普2.0時代的總統權力觀是：唯有總統本人的道德和意志才是最高約束，法律和制度邊界可以由他重新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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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國際秩序與盟友關系

特朗普在國際事務上的表態體現了“以美國利益為中心、以實力定規則”的原則。

這一雙重標準在委內瑞拉問題上表現得淋漓盡致。在采訪中，特朗普先是否認行動是為了石油，繼而又承認美國當天確實“拿到了很多桶石油”，最后將行動描述為互惠“我們會用這些石油……壓低油價，同時給委內瑞拉急需的資金”。他將委內瑞拉視作美國“本該拿回的資產”，聲稱美國曾幫委內瑞拉建成石油產業，被收歸國有等同盜竊，此次出兵是要收回美國的財產。

在其敘事中，委內瑞拉不是主權國家，而是美國國家安全外溢風險的源頭：毒品、非法移民和失控的南部邊境都是威脅，美國有權出手清除。記者追問這種“威脅邏輯”是否意味著別國也可以照樣行事（如普京是否可以用同樣理由攻打鄰國），特朗普并未正面回答，堅持只有美國認定的威脅才算真正威脅。他毫不避諱美國奉行雙重標準：美國可以為自己的安全利益采取干預行動，而他國的安全關切則不足為憑。

在對盟友關系的重新定義上，特朗普秉持赤裸裸的交易觀和力量訴求。針對跨大西洋聯盟，他再次表達了對北約的不滿，認為北約對美國“價值很小”，美國一直在“補貼”歐洲安全。他強調，北約對中俄的威懾力全靠美國，歐洲盟友疏于自衛、搭美國便車，在政治和文化上也正“失去自我”。因此，美國有資格向歐洲提出額外要求，近期表現為格陵蘭問題。采訪中，當被問及收購格陵蘭島與北約義務哪個優先時，特朗普意味深長地表示“兩者可能存在取舍”，暗示如果丹麥拒絕出讓格陵蘭，美國可能重新考慮對北約的承諾。甚至當被追問是否可能動用軍事力量奪取格陵蘭時，他先說“我不會評論”，接著又松口：“如果需要的話有可能，這或許會讓北約不高興”。這些言論無疑在以格陵蘭為籌碼對歐洲施壓。

更耐人尋味的是，特朗普坦承他對“所有權”的執著很大程度出于個人的心理需求：“從心理上講，所有權是成功所必需的……租約或條約給不了你這種感覺”。他堅信自己的直覺：“到目前為止，我對所有事情的判斷都是對的”。這番話揭示出特朗普2.0治理風格中強烈的個人因素：國家戰略考量往往與他本人的成就感交織在一起，個人意志被提升到國家利益的高度。

在俄烏戰爭問題上，特朗普的態度相較去年有所變化但本質未變。他首次表示愿意在一定條件下將美國納入對烏克蘭的安全承諾：前提是俄羅斯“不再入侵”烏克蘭。他聲稱“我堅信他們不會再入侵，否則我也不會同意（提供防務承諾）”，語氣比過去更進一步。然而他強調，如果真的有多國防務安排，美國的角色仍然將是末位，“歐洲盟友、其他參與國——最后才是美國”。看似對烏克蘭做出讓步，實則仍在強調美國不當“出頭鳥”，要由歐洲擔主責，美國退居次要位置。這與采訪前一天英法在巴黎峰會上公開承諾出兵形成鮮明對比：特朗普政府始終戰略模糊，不愿與歐洲同等表態。

美國試圖在不深度卷入的情況下維持對俄烏問題的影響力。特朗普依然自詡為俄烏和平不可或缺的調停人。他警告如果沒有他參與，俄羅斯會占領整個烏克蘭，澤連斯基手中的底牌只有他。同時，他避免再提戰爭結束的具體時間表，只說會“盡最大努力”促成和平。相比第一年反復許諾幾周內解決戰爭卻屢屢落空，這次他謹慎許多。這種態度轉變既是對現實的調整，也是在向國內外表明：美國在他的領導下不當莽撞干預者，而是務實謀利的次要參與者和關鍵斡旋者并存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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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安全和核武戰略

特朗普在專訪中對國家安全的闡述延續了他強硬務實的風格。他炫耀了在委內瑞拉行動中美國軍力的高效，并順帶貶損前任的軍事行動“不像卡特那樣直升機到處墜毀，也不像拜登的阿富汗災難”。他熱衷以實際行動展示“特朗普式效率”和美國軍事優勢，將成功的快速打擊當作政績。

在被問及如何看待核武器和軍控問題時，特朗普表現出驚人的隨意和自信。美俄之間僅存的核軍控條約《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New START）將于2026年初到期，但他毫不擔憂地說：“到期就到期吧，我們會達成更好的協議”，似乎復雜的核軍控談判可以像一場商業交易迅速搞定。對于有報道稱，普京續約的條件是要美國在烏克蘭讓步，特朗普也一概否認，聲稱“我沒聽說過，他很想續約”。

特朗普把美俄關系描繪成對方求著續約而由他決定要不要談，把一切簡化為領導人間的個人溝通和判斷。他堅信美國核力量優勢明顯：“我們（核彈頭）比他們多，也比他們好”。在他看來，核武毀滅性雖強，但數量差別意義不大，“反正只需要一顆就夠了”。他對現有條約限制美國武器頗有微詞，認為條約覆蓋了許多美國武器，對美方“不公平”。他還表示希望把中國也納入框架，認為中國應該成為協議的一部分。

總體而言，特朗普對待核武與軍控的態度是功利且自我中心的。不滿意現有規制，就不惜讓其失效也要另起爐灶，且深信美國實力足以維持威懾俄羅斯，對規則空窗期可能引發的軍備競賽并不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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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徹強硬的移民政策

在國內政策方面，特朗普2.0最引人注目的是對移民問題更強硬的執行和對法治原則的漠視。

面對記者質疑移民執法中出現的誤傷平民乃至美國公民死亡等惡性事件時，特朗普雖承認這些事件“令人不安”，也表示“不希望看到這種事發生”，但始終拒絕對ICE的批評。相反，他立刻將話題拉回“大局”：如果不允許ICE采取強硬行動，美國將重蹈邊境失控、犯罪橫行的覆轍。他為ICE辯護道：“ICE遭受了太多不公對待……他們處理了成千上萬的重犯、殺人犯”，并反復強調拜登時期有“大量來自監獄和精神病院的人”流入美國。通過夸大過去的失序，他試圖以更大的危機感來淡化眼前執法過當的問題，將個案放在整體安全敘事下相對化。

對于執法中的種族爭議，特朗普一方面否認移民打擊以族裔為導向，另一方面卻公然點名特定族群為威脅源。他聲稱“很多索馬里來的人恨我們的國家……他們搶劫我們國家，偷了數十億美元”。這種將某移民群體整體妖魔化的言論，與總統應有的克制形成反差，也印證了他長期以來將移民問題安全化、族群化的敘事慣性。

可見，在特朗普2.0的治國理念中，法治和人權議題被重新詮釋：法律應服務于安全和秩序，若現行規則阻礙了他認定的國家利益，他會尋求突破；而種族平等問題在他看來已經倒置，主流價值觀本身成了對傳統多數的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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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利的民主觀

特朗普對待司法和選舉制度的態度體現出制度承認與例外原則并存的矛盾。一方面，他口頭上承認法院在體制中的地位，提到法官“在某些事情上阻止過他”；但又強調總統在國家安全領域擁有更高的裁量權，法官的阻撓“讓情況更糟”。在他看來，常規情況下司法可以扮演角色，但一遇到他認定的特殊情況，總統權力應凌駕于司法之上。他多次暗示總統在非常時期“幾乎可以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雖然他沒有正式動用過這些權力，但也直言如果最高法院否決了他的關稅政策，他自有“其他替代方案”。這表明特朗普已通過人事和政策，將行政權力擴張到幾乎不受傳統程序限制的程度，制度性制衡對其影響十分有限。

至于民主選舉，特朗普一方面聲稱會“尊重選舉結果”，另一方面又堅持美國的選舉體系存在“系統性舞弊”問題，尤其抨擊郵寄選票制度。當記者追問他未來若競選失利是否會承認結果時，他并未正面保證，而是再次對制度可靠性提出質疑。這種模棱兩可的表態耐人尋味：既表示尊重制度以示姿態，又為將來可能的不利結果埋下不承認的伏筆。

可以說，特朗普2.0的民主觀是功利的，表面遵守規則，但隨時準備質疑甚至突破規則，以維護個人和政治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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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貿理念與務實的對華策略

2025與2024年海關和相關稅收累積月統計

（來源：POLITICO）

經濟議題上，特朗普繼續以交易型民族主義者的面貌示人。他吹捧關稅為萬能工具，宣稱其關稅政策減少了貿易逆差、為國防提供收入，還提升了國家安全。他聲稱，沒有關稅威脅就無法讓其他國家讓步，“正是由于關稅的威脅，他們立刻答應了我們的要求”。

根據賓夕法尼亞大學團隊的分析，雖然美國2025年的關稅收入比2024年有大幅增長，但二者之間的差距正在不斷縮小，這表明關稅的增長導致的進口需求下降已經超過了關稅上調帶來的收入增加。

對華關系方面，特朗普2.0展現出某種務實轉向。他聲稱自己和中國關系良好，稱“中國是美國巨大的收入來源”。與第一任期咄咄逼人的對華貿易戰不同，這次他在高科技出口問題上采取了折衷策略。他承認允許向中國出口“次頂級”的芯片產品，而非全面封殺尖端技術，“中國無論如何都會自己制造芯片，那我們何不拿到25%的收入？”。

在特朗普眼中，技術首先是一種可交易的資產。只要最終對美國有利可圖，他愿意放松部分對華限制以換取經濟利益。這種現實主義作風一方面延續了“美國優先”的經濟算盤，另一方面也折射出特朗普對復雜的國際科技競爭采取了更靈活甚至功利的態度：與其兩敗俱傷，不如從對手的發展中“分一杯羹”，這與他第一任期強調全面遏制中國高科技發展的基調有所區別。

無論是對權力和規則的新闡釋，還是對內對外政策的實際操作，“特朗普2.0”的治國理念都圍繞一個核心：以總統個人的判斷和意志為軸心，國家機器圍繞軸心運轉。特朗普在訪談尾聲坦言，他甚至親自改造了白宮辦公空間，并自信自己仍精力充沛、能每天工作很長時間。從采訪的內容和基調看，決策的正當性在他眼中來源于他對威脅與利益的認定，至于制度和規范則可以隨后調整。

這場采訪是一次執政方式的公開展示：特朗普通過不斷重復其立場，向外界呈現了一個以個人意志凌駕規則之上的強人領袖形象。

03

執政周年：

民調困境與政治脆弱性

這次采訪發生在特朗普執政一周年之際，多項民調顯示，他正面臨第二任期以來最嚴峻的政治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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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調支持率低迷

根據多家機構2026年1月的民調數據，特朗普的整體支持率在38%-41%之間，不支持率在54%-59%之間。

具體而言：馬里斯特民調（Marist Poll）顯示支持率38%、不支持率56%，凈支持率-18，為第二任期最低點；CNN/SSRS民調顯示支持率39%；美聯社/NORC民調顯示支持率40%、不支持率59%；Civiqs追蹤民調顯示支持率39%、不支持率56%。

對特朗普支持率的民意調查（來源：Civiqs）

特朗普在2025年2月就職初期的支持率曾達到48%左右，此后持續下滑。CNN政治總監大衛·查利安（David Chalian）接受采訪時評論道：“就在不到一年前，他的政治評分還處于職業生涯中的最好，這一切已經消失了。”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第二任期的所有議題在總體選民中幾乎都獲得了負面評分，包括經濟、移民、外交、政府管理和醫療保健，這與第一任期有所不同。此次民調中，經濟問題被視為國家的首要關注點，但僅有約三分之一的人認為經濟其政策改善了經濟狀況，凈支持率為-19%。CNN首席數據分析師哈利·恩滕（Harry Enten）指出“57%的人認為特朗普損害了生活成本，而第一任期后只有40%的人這么認為。”

民調顯示，特朗普在其就職宣言中的所有議題中幾乎都獲得負面評價（來源：CNN）

雖然特朗普在共和黨基本盤中仍保持著近90%的支持率，但關鍵搖擺群體出現了大面積流失的情況。獨立選民的支持率僅29%，為第二任期最低；35歲以下年輕選民的支持率從就職初期的41%降至30%、拉丁裔選民的支持率從41%降至27%、工薪階層的支持率僅有36%。查塔姆研究所美國項目副研究員布魯斯·斯托克斯（Bruce Stokes）指出：“公眾不認可他處理關鍵國內挑戰的方式，一些核心政策（flagship policies）缺乏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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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議題：從王牌到軟肋

隨著圍繞ICE的爭議不斷發酵，曾將特朗普送入白宮的移民議題正在成為他最大的政治負擔。路透社/益普索1月27日發布的最新民調顯示，僅39%的美國人支持特朗普處理移民問題的方式，較2025年2月的50%有所下降，為第二任期以來的最低點。58%的受訪者認為ICE在執法行動中“太過分”，僅26%認為“恰到好處”。

引發民意急轉直下的導火索是明尼蘇達州的兩起ICE槍殺美國公民事件。1月7日，37歲的美國公民蕾妮·古德（Renee Good）在明尼阿波利斯被ICE探員喬納森·羅斯（Jonathan Ross）槍殺；兩周后，37歲的ICU護士亞歷克斯·普蕾蒂（Alex Pretti）在抗議移民執法行動時被邊境巡邏探員擊斃，是當月第二位被聯邦探員射殺的美國公民。普雷蒂之死成為“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1月23日，明尼蘇達州爆發了自1946年以來美國首次大規模總罷工。抗議者要求立即從明州撤出ICE和邊境巡邏探員，廢除ICE。

兩起事件都發生在名為“都會浪潮行動（Operation Metro Surge）”的大規模移民執法行動中，國土安全部稱這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移民執法行動”，在明州部署了2000名額外的移民官員。古德案發生后，支持廢除者的人數首次超過支持保留者的人數。YouGov民調顯示，46%的美國成年人支持廢除ICE。《紐約時報》和錫耶納大學調查也發現，雖然多數選民仍支持驅逐非法移民，但52%的人不贊成特朗普處理移民問題的方式。南卡羅來納州共和黨策略師馬特·懷利（Matt Wyle）警告稱，越來越多的選民看到蒙面特工從汽車中拖人、在社區中制造恐慌的視頻，共和黨可能會在公共安全問題上失去敘事主導權。

對移民官員應如何進行突襲的調查，69%的人認為應減少傷害（來源：路透社）

3

負擔能力危機：待解決的經濟問題

鼓吹關稅政策的同時，特朗普對目前美國熱議的“負擔能力”（affordability，即生活成本）問題始終避而不談，只強調自己降低了物價，并承諾將分發給每位公民2000美金。實際上，自特朗普重新執政以來，通脹水平實際上有所回升，12月的雜貨價格出現了自2022年以來最大的單月漲幅。經濟學家認為，如果特朗普沒有對一系列進口商品征收關稅，通貨膨脹可能會降得更快一些。

2015-2025年通貨膨脹增減情況（來源：紐約時報）

負擔能力危機關乎進入中產階級的門檻越來越高，即房價、育兒、大學、醫療費用等重大支出成本的不斷上升，其與單純的“經濟”或“通脹”問題都有所不同。因此，盡管數據上股市繁榮、消費者支出水平較高，但美國民眾，特別是年輕人對未來的經濟前景感到普遍悲觀。三分之二的選民表示他們認為大多數人難以實現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77%的人認為實現這一目標比前一代更難。

在紐約新市長佐赫蘭·馬姆達尼（Zohran Mamdani）將可負擔性問題用于自己的競選核心議題并大獲全勝后，民主黨人越來越多地將該議題納入自己的政治敘事中，批評特朗普政府在住房、醫療、食品雜貨、育兒和其他家庭開支方面的成本問題，試圖在中期選舉中贏回更多民眾。

選民對教育、住房、醫療保險、食物、交通等項目負擔能力的看法

（來源：紐約時報）

但調查也顯示，盡管經濟氛圍偏陰郁，但可能比拜登任期結束時略微有所好轉。31%的選民認為經濟狀況比一年前更好，比2025年4月時增加了10%。同時，共和黨對特朗普的支持仍相對穩固，31%的受訪者認為特朗普應對美國經濟面臨的最大挑戰負責，而 35%的人則認為是拜登，33%的人則表示兩位總統都不應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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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公眾與總統的分歧

馬里斯特民調還反映出公眾對特朗普外交政策的深度不滿。在軍事行動問題上，56%的美國人反對在委內瑞拉采取軍事行動、69%反對在格陵蘭采取軍事行動、57%反對對伊朗采取軍事行動、61%反對在古巴進行軍事行動。70%的美國人認為美國在采取軍事行動前應獲得國會授權，但62%的共和黨人認為不需要。

對美國在委內瑞拉行動支持率的民意調查（來源：Marist Poll）

在國際形象問題上，57%的美國人認為特朗普的決策削弱了美國在世界舞臺上的地位，僅43%認為有所加強。但該問題的黨派分歧極為顯著，90%的民主黨人認為美國地位被削弱，89%的共和黨人認為有所加強，65%的獨立選民認為被削弱。特朗普在大選中聲稱將專注于國內事務，近期越來越多的國際干預使得一些選民對其產生不滿。

04

2026中期選舉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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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議院：共和黨防線脆弱

2024年大選后，共和黨以220比215的微弱優勢控制了眾議院，民主黨只需凈增3席即可奪回多數，形勢有利于民主黨。資深民主黨策略師詹姆斯·卡維爾（James Carville）預測：“這將是一場大潰敗。民主黨至少會拿下25個席位，可能高達45個。參議院很可能也會翻盤。”

第一，從歷史規律看，中期選舉通常是對現任總統的“公投”，自1946年以來，執政黨平均在眾議院失去約26席。僅有1998年克林頓和2002年小布什為例外，均發生在總統支持率高于60%的情況下。

第二，總統支持率目前處于危險區間。特朗普目前支持率在38%-41%之間，歷史數據顯示，總統支持率低于45%時，執政黨通常遭受重大損失。2010年奧巴馬45%支持率時民主黨失去63席，1994年克林頓46%時失去52席。

第三，攻守態勢有利于民主黨。非黨派機構庫克政治報告（Cook Political Report）本周將18個眾議院選區（共和黨持有14席，民主黨持有4席）的評級向有利于民主黨的方向調整，理由包括特朗普在民調中的不支持率上升，以及民主黨在近期特別選舉中的連勝。庫克政治報告分析師評估：“共和黨需要贏得約四分之三的搖擺選區才能保住多數，這并非不可能，但越來越困難。”

參議院預測的全國地圖（來源：270 to win）

第四，加州選區重劃帶來沖擊。2025年11月通過的“第50號提案”（Proposition 50）重新劃分了加州選區，將增加5個傾向于民主黨的聯邦眾議院選區，抵消了德克薩斯州增加的五個傾向于共和黨的席位。但從全國范圍內看，密蘇里州和北卡羅來納州增加的偏共和黨選區以及俄亥俄州的兩個席位，共和黨仍在整體數量上領先于民主黨。具體選情還要結合民調支持率以及大而美法案的政治反噬程度來分析。

2

參議院：民主黨處于劣勢

目前共和黨以53-47控制參議院，2026年將有35個席位改選（包括佛羅里達和俄亥俄的特別選舉），其中23席由共和黨持有，民主黨需凈增4席才能奪回多數地位，參議院的情況對共和黨相對有利。

第一，今年改選的23個共和黨席位中絕大多數位于深紅州，民主黨缺乏進攻的目標。

第二，防守壓力較大。民主黨僅有的兩個位于特朗普獲勝州的席位——佐治亞州和密歇根州均面臨激烈挑戰。

第三，翻盤的可能性較低。民主黨必須同時做到守住所有防守席位，拿下緬因州、北卡羅來納州，再贏得阿拉斯加州或俄亥俄州才能夠贏得多數。任意一環都不能出現差錯。

目前來看，緬因州是民主黨的最大突破口。現任參議員蘇珊·科林斯（Susan Collins）的支持率僅14%，為歷史最低；民主黨州長簡妮特·米爾斯（Janet Mills）的凈支持率為這+10%，已成為十分有力的挑戰者。北卡羅來納州因現任共和黨參議員索姆·提里斯（Thom Tillis）退休而成為開放席位，前民主黨州長羅伊·庫珀（Roy Cooper）將對陣前共和黨全國委員會主席邁克爾·沃特利（Michael Whatley），民調顯示雙方現在勢均力敵。阿拉斯加州前民主黨眾議員瑪麗·佩托拉（Mary Peltola）宣布挑戰現任參議員丹·蘇利文（Dan Sullivan），1月民調顯示佩托拉領先7個百分點，可能成為民主黨獲勝的機會。

特朗普在《紐約時報》專訪中展現的超級總統形象與民調數據之間的鴻溝揭示了“特朗普2.0”的核心張力：總統將“強硬”等同于“成功”，將“單邊行動”等同于“贏得尊重”，而公眾的判斷標準卻與個人生活的實際改善息息相關。

從更宏觀的視角看，這次《紐約時報》專訪和隨后的民調數據共同揭示了美國民主體制面臨的深層挑戰：一位堅信“唯有總統本人的道德和意志才是最高約束”的領導人正在測試制度性制衡的邊界。2026年中期選舉將成為這場測試的第一個重大節點，選民將通過投票表達他們對這位“超級總統”成績的認可或否定。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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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 | 復旦中美友好互信合作計劃

作者 | 楊云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