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翀：運用歷史形態學解讀轉型時代城市文脈，實現城市的內涵式發展

來源：滾動播報

（來源：上觀新聞）

思想者小傳

鐘翀，上海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長，歷史地理學科帶頭人。主要研究方向為歷史地圖學、聚落與城市歷史地理、區域史地與歷史文化地理。

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通過《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建議》指出“堅持城市內涵式發展，大力實施城市更新，建設創新、宜居、美麗、韌性、文明、智慧的現代化人民城市”。此前不久，提出“現代化人民城市”目標的中央城市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把“完善歷史文化保護傳承體系，完善城市風貌管理制度，保護城市獨特的歷史文脈、人文地理、自然景觀”作為今后城市工作的重點任務。在中國城市步入轉型之際，必須找到富有創意且不失底色的本土方法來深入推進新型城鎮化。如何提升品質、賡續文脈，走出一條中國特色城市現代化新路子，成為擺在中國面前的一道“必答題”。上海師范大學鐘翀教授在上海通志館“上海灘大講堂·何以上海”專題講座演講中，介紹、運用的“城市歷史形態學”相關內容，對當下具有啟發和現實意義——尤其是新一輪城鎮發展與城市更新中，如何從本地的歷史文脈出發，創新性保存城市的獨特風格與固有個性，解決現代化發展出現“千城一面”、城市建設缺乏歷史文化支點的難題。下為他結合演講內容的深入闡發及回答本報追問。

傳統城鎮承載歷史價值與現實課題

中國城市的歷史源遠流長，若從澧縣城頭山古城址算起，已跨越六千余年。自西周至近代，城市的空間形態日趨復雜，城郭都市與地方城鎮交相輝映，共同構成中國人文地理上極富特色的城市景觀。深入考察此類傳統城鎮，汲取其歷史養分與創意精華，對于當前轉型期的城市更新與規劃建設仍具有不可替代的重大價值。

從歷史形態學視角審視，我國傳統城鎮尚有許多未被充分認知的特質與共性。例如，相比于歐洲、伊斯蘭或瑪雅的古城，我們以木構建筑為主體的營建傳統、長期穩定的小共同體耕織生境等諸多獨特的人地因素，影響著中國眾多的地方城鎮更趨向于形成迷路式路網、多中心分散但又不失經濟流動性與相互張力的離心結構式形態與格局。

當前，我國相當一部分傳統城鎮存在“過度同質化”“千城一面”的問題，逐漸喪失地方風格與固有個性，導致城市建設實踐缺乏歷史文化內涵的支點，也給歷史街區保護與更新的具體實施帶來諸多困難。

許多看似尋常的街巷，往往具有驚人的歷史深度

近年來，以康澤恩為代表的城市歷史形態學研究逐漸受到國內關注。該理論從形態類型學與形態發生學角度出發，系統性地研究聚落、城鎮、大都市時空演變歷程，并認為傳統城鎮的平面格局之中通常較多保留了歷史時期的生長特征，是其空間形態發展歷程的記錄復合體，因此非常值得當代城市建設者關注。

根據這一理論，可利用有關平面格局的現狀調查與歷史圖文資料，開展針對城市時空構造的“深刻鑒別”。通過回溯城鎮發展史，深入探查其歷史性演化的具體樣態，準確鑒別其早期形態、進而深刻揭示聚落本底，準確還原歷史景觀。

舉例而言，傳統城市中的墻濠、坊市等構造，其舊有的平面特征與地形輪廓對后世的城市形態產生深遠影響。早期的自然山丘、河道往往會被后續的墻、濠所利用，而墻濠在拆除之后也往往演變為沿線形城墻的環狀街道。此類自古由來的環城街道在當代中國城市仍大量留存，只需利用近代實測地圖與現場調查即可得以確認。

不僅是個別的、具體的組構，城市歷史形態學在系統研究城鎮形態演化規律方面也頗多闡發。例如，康澤恩就曾通過城市過程演變分析，揭示了街道是城市中最為固著而難以改變的空間體，也是構成其空間骨架最早層次的關鍵要素。這一規律有助于我們重新審視傳統城鎮更新規劃之中容易被忽略的路網結構，許多看似尋常的街巷，往往具有驚人的歷史深度。

需要指出的是，歷史形態學視野下的城市遺產觀察與評估，與目前一般意義上的城市文化遺產評估有所不同。由于時間的侵蝕與人類活動的迭代，城市歷史形態學研究對象，很多是看似普通，但在形態發育上具有普遍意義、歷史深度或地方個性的地物或空間。

在上海老城廂及江南城鎮的歷史形態學探索現場

近年來，我們研究團隊以江南地區的聚落、城鎮為現場，以上海老城廂為個案樣板，追溯此類傳統城聚的地塊、街道、組構的形成史，對傳統城鎮的特定構型和空間單元的演變歷程進行查證。通過這些研究，不僅提出了多座江南城鎮的清晰復原方案，還獲得了許多新穎有趣的結論，打破了以往對于這些城鎮的部分習慣認知。

以上海老城廂為例，在對該城的形態演變進行全過程梳理之后，可以明確地將這座古老城鎮的歷史形態分為四個生長階段：

——最初為河埠型水鄉市鎮階段（北宋至元初），這一時期遵循典型的江南水鄉聚落—城鎮發展軌跡，即沿黃浦與方浜逐步發展而來的列狀水路市鎮，其后逐漸演變為較大規模的復合型水路城鎮。

——元明之際進入環河型縣市階段，城市空間已形成以方浜、肇嘉浜等四條東西向干河為骨架，配合東街、縣南街等四條南北向干道形成縱橫交織路網，構成了上海縣市的基本空間格局。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筑城后發展為圍郭型縣城，城墻不僅界定了城市范圍，并且此時的城市街區已表現出與近代相似的“東密西疏”的特征，即東部建成區人口稠密，西部則仍為大量農田和空地。

——近代至今則為嵌入型“城中城”階段，盡管1914年城墻被拆除，但老城廂仍然完整保留了原有的街道系統和空間肌理，中華路、人民路環線清晰勾勒出昔日城墻的輪廓，內部路網結構歷經數百年仍基本維持原貌。

東門外的老上海灘即老城廂濱浦地帶是上海城市的重要發祥地，借助歷史形態學分析，發現該地帶的街區形成與黃浦江曲流發育密切相關：在近代的濱浦街區之中，可以識別提取四條縱向干線路軸，這些南北向路軸整體呈現向北收斂緊束、向南縱列展布的帚狀分布狀態，其醒目且有致的弧線形態，及其路名所顯現的成雙成對的遞傳迭代（即里、外馬路；里、外洋行街；里、外咸瓜街；里、外篾作街），均暗含著長期以來濱浦灘岸的街區生長歷程。經回溯分析，發現這些縱向路軸實為不同歷史時期形成的黃浦江堤岸道路。

換言之，中古以來黃浦江“高昌嘴”段岸線推移的動態變化，都被深深地鐫刻在了老上海灘的外貌及其街區的肌理之上。這項新的發現，亦有助于獨立驗證與細化修正有關黃浦江江流形勢乃至“淞浦消長”這一說法。

因此，看似頗為混雜且缺乏整體面貌的這座老舊縣城，經過城市歷史形態學的深刻鑒別，可以發現它保留下來的獨特形態基因，進而體察極具歷史縱深的空間延續性。這座頗具辨識度的“城中城”，堪稱活態的城市歷史街區博物館，非常值得在城市規劃中珍惜與活用。

城市歷史形態學研究不僅針對單體組構、單座城市有效，亦在構建區域聚落—城鎮歷史形態演變規律等全局性理論上發揮重要作用。例如，從形態發生的角度來看，長三角地帶的聚落演化具有較強的進化方向與變化規律。水鄉河道的物流展開模式、散村型社會的自組織形式等多種因素的疊加作用，造就了該地域在聚落形態發育上表現出從列狀水路村落、列狀水路市鎮、交叉狀水路市鎮、到復合型水路城鎮這樣由低到高的階序演進模式：

——江南素以水網密布、湖泊眾多為特色，早期聚落形態是在泛濫平原上筑堤以圍田擋水，并在圩堤微高處構建住宅，由此逐漸形成條帶狀聚落，即所謂“列狀水路村落”。

——這一開發進程歷時既久，聚落得以發展，在若干樞紐中心形成市鎮。此類市鎮由于受到聚落本底構形等條件制約，依然沿著主街所依附的河道為主軸逐漸縱向伸展、并以垂直主軸進行橫向擴張，由此形成條帶形或長紡錘形的“列狀水路市鎮”形態。“列狀水路市鎮”是“列狀水路村落”的成長發展類型，它一般出現在某些符合中心地集散條件的大型樞紐聚落，比如近代上海周邊的法華、高行、塘橋等市鎮。這三個市鎮都有沿河道線狀發育延伸這一共同特點，此種形態也是江南地區中小型市鎮中最為常見、最具典型意義的傳統城鎮類型。

——“列狀水路市鎮”進化的高階類型是“交叉狀水路市鎮”，它是由兩條沿河發展而來的主街交叉形成的城鎮形態類型，其交通物流條件比前者要高得多，市鎮規模、商業發達程度一般也要遠超前者，往往發展成為縣城駐在之地。此類市鎮雖以十字交叉型較為常見，但其依托既存河道發展而來，因此也會出現斜交等多種變化類型。在近代上海周邊，南翔、嘉定、川沙等縣城是比較典型的“交叉狀水路市鎮”。

——“交叉狀水路市鎮”最終進化為“復合型水路城鎮”，后者是傳統江南市鎮發育的高端形態。在“交叉狀水路市鎮”中兩條主街的誘導下，出現由一條主街為基軸的眾多橫向支路以平行于另一主街排列的魚骨狀形態，例如無錫。或由兩條主街為基軸的多數街巷縱橫交叉排列而成的大型柵格狀建筑陣列，例如嘉興，現代太倉縣城正處于這一演變的過程之中。杭州、常州等因多個歷史層次的形態變化疊加而形成的城市，則屬于最為復雜的形態類型。

中國傳統城鎮個性化發展的思考

近年來，在與規劃設計者的交流合作中，我了解到中國傳統城鎮歷史形態的個性化研究雖十分迫切但仍普遍匱乏。

經過快速經濟增長，當城市已經不再享有所謂的“后發優勢”，無法再從國外城市建設中吸取先進經驗，就必須找到本土的方法來應對城市問題。同時，各大城市在金融、商務及旅游業的競爭，也都需要城市找到自己不同于其他地方的優勢定位。這兩大變化促使人們回頭去審視自己城市獨特的歷史和文化，而兩者皆指向城市曾經擁有的“風土”——即該地長期以來的歷史脈絡和社會文化背景。

意大利后現代主義小說家伊塔洛·卡爾維諾在《看不見的城市》一書有句名言：“組成這座城市的，是它的空間面積與歷史事件之間的關系。”他因此舉例：燈柱的高度、系在燈柱與對面鐵欄之間的繩索，與古人大婚巡行時沿路張結的彩帶；柵欄有多高，與當年曾入室的男子如何在黎明時分躍起爬過它；檐槽的斜度，與他閃進窗子時一只貓怎樣沿著檐槽走過；還有，突然在海峽外出現的炮艇的火器射程有多遠、炮彈怎樣轟掉檐槽……

除了歷史文化的空間記憶，先人建立的土地開發模式，也仍在塑造著現代城市。地貌形態，河流流向，文化，社會結構以及節慶活動，仍在塑造著今日的街道、地塊、建筑朝向、住區的布局和城市肌理。一座城市的形態是需要長期的時間積淀才會成型，而其基本骨架也需要跨越幾百年的歷程和諸多地物與空間的聚合才能形成。

正是基于這樣的理念，促使當代的城市研究有必要導入高度綜合的城市形態歷史分期與細致入微的歷史景觀分層等比較分析手段，在要素極為龐雜的現代城市格局之中，深刻鑒別并成功揭示掩埋在現代時尚表層之下、真正屬于這座城市特有的傳統文脈。如此方可從城市路網與自然地貌的長期調適、現代城市街區對于某些特定的“形態框架”的繼承，乃至古今城市肌理與空間尺度的關聯、傳統城市社區的獨特組織形式等方方面面查證各種歷史基因，并據以完整詮釋城市個性與風格，同時也為其今后發展指明方向，進而提出具體的建議。

在中國，經歷近半個世紀的快速發展之后，在建設“現代化人民城市”的新征程中，進一步提升對城市本土歷史的重視度、強調城市空間活力理念，對當下諸多傳統城鎮的規劃建設頗具啟發。

畢竟，誰不希望一座能給當代中國帶來繁榮產業和先鋒時尚的都市，同時也何嘗不能是一座深懷歷史文化風韻與獨具地方個性的繽紛、雋永的老城呢？

追問｜新時代城鎮化發展要讓“地方性”文化內核凸顯出來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以前我們認識和了解一座城市，往往是從一棟建筑的外形風貌或是一處遺址里的歷史故事入手，呈現為“點狀”的知識；而您提出要從城市整體的風貌肌理以及空間演化歷史來了解城市，則是動態演進的“立體”思維，為什么會想到這種方式？

鐘翀：我們現在看某些城市，除了單座特色建筑和地標有所保留之外，其余已經都是平推老街老區之后的現代建成區，比如標準化住房、簇新的高新區塊。但海外的很多現代化都市并非如此。在那些城市游覽或生活，會讓游客在腦海里，自然留下對整體城市風貌和地方特色的深刻印象。其實，這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這些城市的歷史形態與歷史景觀演化脈絡，得到了充分尊重和合理保存。

因此，利用城市歷史形態學的研究視角，將有助于我們厘清城市物理空間與邏輯空間的歷史本底，發掘城市的“形態基因”，還原城市的“原風景”（Proto-landscape）。只有在充分認知這種城市“原風景”的基礎上，我們理解城市才能更加深刻、更為“原汁原味”，在建設和更新事業中真正尊重每座城市的個性與歷史。

另一方面，現在部分城市開發面臨“只知應為，不知何為”的困境。一些開發商在進行大面積的土地開發時，雖然深知保護老城風貌和特色街區的重要性，但由于城市歷史風貌整體性思維的缺乏，以至于在具體建設實踐中無法把握合理還原或者選擇性保留的正確方法與操作尺度，也不清楚應如何去評判城市肌理與單棟建筑的關聯、去理解傳統城市社區的獨特組織形式，等等。那么，通過城市歷史形態的深刻解讀，也將為探究城市空間記憶、鑒別各種遺產的價值，乃至針對城市景觀的全局性保護與規劃，提供較為明確的操作平臺與有力證據。

解放日報·上觀新聞：您覺得現在中國在城鎮化發展進程中存在哪些問題？強調“在發展中了解城鎮的歷史風貌以及地方性格”這一點有哪些價值意義？

鐘翀：記得臺灣城市史研究者劉石吉曾經說過：“如果任何一個城市，更新以后都是一樣的雙子塔，一樣的肯德基和麥當勞，毫無口音的標準語，那這座城市還有什么意思呢？”

過于同質化的重復建設，會導致許多歷史城市的原有個性消失。比如，現在有些地方的城鎮更新就是大規模的機械平推，只有高大山體沒法挖平，原有的獨特地形韻律已成絕響，留下一灘蒼茫茫的刻板地平面。又如，有些小城鎮的建設，就是簡單的幾種樣板小區的“復制—粘貼”，既有特色全被抽走了，即所謂的“千城一面”。開發商在城市里自建景觀方面，缺乏與該城歷史關聯的文化創意與相應的評估機制，帶有強烈的“平地造景”的突兀感覺。中國大量傳統城鎮都有著豐富的文化內涵，未來產業與城市景觀的真正融合，在于這些有歷史積淀的、有地方個性的城鎮去進行“滲透式”“沉浸式”的發展。

一線城市、中心城市固然重要，但不要忘記無數的中小城鎮和鄉村聚落是這個國家的底盤。一個人只有主動脈，但毛細血管不通就會百病叢生。從未來城市的角度來說，城鎮化的發展是要讓每個城鎮所承載的它那一處的“地方性”文化內核凸顯出來。在這種“地方性”文化的發育生長以及持續演進之中，蘊涵著城市發展的巨大潛力，只有因勢利導地利用“地方性”文化內核，才有可能吸引人、留住人，并在不斷地新陳代謝之中尋求新的發展動能；才能走出“內涵式發展”的穩健、堅韌的道路，從而真正實現未來城市的可持續發展。

原標題：《鐘翀：運用歷史形態學解讀轉型時代城市文脈，實現城市的內涵式發展》

欄目主編：王珍

來源：作者：解放日報 朱玲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