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系社會：三萬五千年輝煌，為何在歷史拐點被父系社會取代？

想象一下，三萬五千年前的一個黃昏。一群原始人圍坐在篝火旁，女首領將今天采集的野果和男人們獵到的一只小鹿公平地分給每個人。孩子依偎在母親身邊，而父親可能是旁邊那個部落的男人——他今晚會來走婚，天亮前離開。這個場景，在地球上持續了整整三萬五千年。

但大約五千年前，世界開始翻天覆地。男性開始掌握權力，財產傳給自己的兒子，女性逐漸退居次要地位。這場悄無聲息卻影響深遠的社會變革，究竟是如何發生的？為什么運行了三萬五千年的母系制度，會在相對短的時間內被父系社會取代？

“媽，我餓。”“等等，舅舅今天去打漁了，晚上有魚湯喝。”

這樣的對話在母系社會稀松平常。在距今約5萬年至1.5萬年前的舊石器時代晚期，全球氣溫比現在低5-10攝氏度，大型動物如猛犸象、披毛犀還在歐亞大陸游蕩。人類的生活艱難到難以想象——據考古學家推算，當時人類的平均壽命只有20-30歲，嬰兒死亡率高達50%。

在這種情況下，“誰能讓大家活下來，誰就是老大”成了鐵律。

女性憑借兩大核心優勢占據了社會主導地位：

第一，可靠的食源供應。男性狩獵的成功率低得驚人。一項對現存狩獵采集社會的研究顯示，即使是經驗豐富的獵人，單獨狩獵成功率也不足20%，集體圍獵成功率約40%。而女性采集的植物性食物卻穩定得多——在卡拉哈里沙漠的布須曼人中，女性采集提供了60-80%的食物。

第二，明確的血緣關系。在“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時代，母子關系是唯一確定無疑的血緣紐帶。這直接催生了以女性為核心的家庭結構和財產繼承制度。

考古證據也支持這一點。在捷克發現的2.5萬年前的“維納斯”小雕像，突出女性特征，可能象征著生殖崇拜；在中國陜西姜寨遺址的6000年前墓葬中，女性墓陪葬品明顯多于男性。

那么，這個系統運行得如何呢？

相當不錯。人類學家馬歇爾·薩林斯稱狩獵采集社會為“原初豐裕社會”——人們每周只需工作15-20小時就能滿足基本需求，其余時間用于社交、藝術和儀式活動。在法國發現的1.5萬年前的拉斯科洞穴壁畫，精美得令人驚嘆，這說明他們有時間進行藝術創作。

大約1.2萬年前，最后一次冰期結束，全球氣溫上升。看似溫和的變化，卻引發了連鎖反應。

“看，這些掉在地上的種子，春天又長出來了。”

某個不知名的女性（或男性）注意到了植物生長的規律。公元前9500年左右，新月沃地（今中東地區）的人類開始有意識地將野生小麥和大麥的種子撒在住處周圍。農業革命悄然開始。

最初，這似乎只是采集的延伸。但幾代人后，變化開始顯現：

首先，工具變了。石鐮、磨盤、杵臼等農業工具出現。在約旦河谷的耶利哥遺址，考古學家發現了公元前8000年的石鐮刀片。

居住方式變了。人們不再頻繁遷徙。在中國河北的磁山遺址（約公元前6000年），發現了儲存著數萬斤粟米的窖穴。

最關鍵的是，勞動價值變了。農業需要開墾土地、修建灌溉系統、長時間照料作物——這些都是重體力活。男性的體能優勢開始凸顯。

數據顯示了這種轉變：在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中，男性骨骼開始出現農業勞動的痕跡——脊椎退行性疾病增加，膝關節磨損加劇。他們真的在“面朝黃土背朝天”地勞作。

農業帶來了剩余產品，剩余產品催生了私有財產，私有財產改變了社會關系。

想象這樣的場景：男人A：“我開墾了這塊地，種出的糧食為什么要分給那個不打獵只睡覺的家伙？”男人B：“我的石斧比你的好，換你兩只雞，不換拉倒。”

原始的平均分配制度開始瓦解。在土耳其的恰塔霍裕克遺址（公元前7500-5700年），考古學家發現了一些住宅明顯比其他的更豪華，有壁畫、裝飾品和更多儲存空間。

私有財產的出現，引發了一個致命問題：財產傳給誰？

在母系社會，男人的財產由姐妹的孩子繼承，而不是自己的子女。因為“自己的子女”往往難以確定——在走婚制下，父親可能不知道哪個孩子是自己的。

但隨著定居生活的形成，婚姻制度逐漸變化。男性開始希望確定“這是我的孩子”，以便將財產傳給他們。人類學研究表明，在農業社會中，父親對親子關系的確定性要求，比狩獵采集社會高出3-5倍。

這種心理需求遇到了技術進步：公元前4000年左右，犁的發明徹底改變了游戲規則。犁地需要的力量是鋤地的2-3倍，男性幾乎壟斷了這一工作。男性的勞動在農業生產中的貢獻率從狩獵采集時代的30-40%上升到60-70%。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條規律開始發揮作用。

第一，畜牧業的發展。牛、馬等大型牲畜的馴養，進一步放大了男性的體力優勢。在歐亞草原，掌握了騎馬和放牧技術的男性部落，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軍事機動性。

第二，金屬武器的出現。銅器、青銅器（公元前3500年左右開始普及）使戰爭更加致命。男性在暴力沖突中的主導地位轉化為政治權力。

第三，人口壓力。農業使人口快速增長。全球人口從1萬年前的約500萬，猛增到公元前3000年的約2500萬。更多人口意味著更多資源競爭，部落沖突頻繁，軍事領袖地位上升。

考古記錄清晰地展示了這一轉變：在歐亞大陸各地的墓葬中，公元前3000年后，陪葬武器和顯示地位的物品越來越多地出現在男性墓中；女性陪葬品則逐漸局限于紡織工具和裝飾品。

父系社會席卷全球，但仍有少數“活化石”保留了母系傳統：

中國瀘沽湖畔的摩梭人（約4萬人）是世界上最著名的母系社會。在這里，家庭由最年長的女性掌管，財產母系繼承，實行“男不婚、女不嫁”的走婚制度。2010年的一項調查顯示，超過70%的摩梭人仍然支持走婚制。

印度東北部的卡西族（約140萬人）也是母系社會。最小的女兒繼承家產，孩子隨母姓。2018年，卡西族女性甚至領導了一場抗議運動，反對政府推行父系繼承法的企圖。

這些“幸存者”的存在證明，母系社會并非“落后”，而是在特定環境下的適應性選擇。當環境改變，社會結構也隨之改變。

回望這段歷史，我們能得到什么啟示？

母系社會被取代，不是因為它“落后”，而是因為它不適應新的生產力條件。當人類從狩獵采集轉向農業，從游徙走向定居，從共有財產轉向私有財產時，社會結構必須相應調整。

有趣的是，歷史似乎在螺旋式前進。今天，隨著腦力勞動逐漸取代體力勞動成為主要生產形式，隨著生殖技術使親子鑒定變得簡單，隨著性別平等觀念普及，我們正在見證新的性別關系變革。女性在全球議會席位中的比例，已從1945年的3%上升到2023年的26%；全球女性勞動參與率在過去30年上升了約15個百分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