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曾志病重之時評價三兒子：有志氣，不愧是我的兒子

1949年10月1日，開國大典的禮炮在天安門廣場隆隆作響，人群簇擁著新中國的曙光。站在人海一隅的曾志，望著冉冉升起的五星紅旗，思緒卻飄回更早的年月——那些被戰火和離散撕裂的日子，從來沒真正遠離過她的心。

二十年前，1931年的仲夏夜，贛南小鎮上槍聲不斷，夏明震倒在血泊里。那是她的第一任丈夫，也是夏明翰的胞弟。身懷六甲的她，來不及悲慟，就被戰友拉著轉移。幾個月后，孩子呱呱墜地，她還未來得及看清那張小臉，就狠心將他托付給老鄉，“只求他活下去”，話音未落，人已鉆進夜色。

戰事愈演愈烈，她在江西遇見了同為農運領袖的蔡協民。兩個人，一個失夫一個喪家，在秘密印刷站前的昏黃油燈下默默點頭——革命年代，這便算訂了終身。可惜，幸福剛剛露面，命運又開了玩笑。蘇區流傳的那張號外報紙，說蔡協民全家被國民黨“格殺”，兩人便認定彼此都是再無牽掛的孤雁。

后來才得知，那紙“號外”是偽造，蔡協民的老母親和孩子躲過了屠刀。謠言澄清，卻已無法改變他們的決定。革命快馬加鞭，夫妻倆扛著印刷機、搬著油墨，一路輾轉。緊迫時刻，生活成了奢侈品。她又有了第二個孩子，卻在斷糧的陰影里，一狠心以百大洋把嬰兒讓人收養，再把錢交到組織手里。若在今日，這段往事總讓人不忍卒讀，可在那年頭，“留得青山”就是唯一出路。

1936年秋，贛州城外的小破屋里，曾志生下第三個孩子，取名春華。十三天后，戰友連夜上門，命令她立即北上。為不拖累組織，她托鄰村的奶娘撫養孩子。門前道別時，襁褓里的嬰兒哇哇啼哭，她咬破嘴唇，強忍眼淚，只留下一頂綴著紅線的棉帽。轉身那刻，她告訴自己：等勝利后一定回來找他。

抗戰全面爆發，汀江、桂林、延安……查無音信的黑夜拉得極長。1942年冬，上海地下交通站里，曾志偶遇一位名叫何老太太的聯系人。兩人聊起孩子，何老太太突然說：“你說的娃兒，像是隔壁巷黃家帶大的那個小不點。”一句話讓她心口發燙。三天三夜的暗訪后，她終于看見了骨瘦如柴的春華，那頂褪色的紅線小帽居然還戴在頭上。她忍不住伸手，卻被自己生生止住——前方還有任務，孩子只能再放手。

1949年解放的消息傳來，曾志隨軍北上。她托福建省副省長方毅四處查訪，總算在1950年把17歲的春華接回北京。第一次進門的少年，腰板挺得直，卻用敵意的眼神打量這位“陌生女人”。“我沒有家，我習慣了。”一句話打得曾志心口發麻。她沒辯解，只把自己在泥濘歲月里舍子的底牌攤開。沉默良久，少年抹了把眼，“我聽懂了，可要我叫一聲媽，得給我時間。”

日子在平淡里重建。春華發育遲滯，身高不及同齡人，四歲那場皮膚病讓他落下終身殘疾：兩根肋骨被手術切除，一個腎也摘除。醫生給的殘疾證，母親替他辦好，他卻塞進抽屜，從未用過。工友勸他申領補助，他搖頭：“我能干，別給我貼標簽。”外人不知他為何如此爭強，只有曾志明白，那是孩子在與命運摔跤。

1955年，春華考入西安化工工業技術學校，三個春秋如飛。畢業分配到西北某軍工廠，鉆進炸藥試驗室，晝夜顛倒。廠區最怕爆炸，他卻笑說：“生命給過我第二次機會，總得做點不一樣的事。”這樣刺耳的玩笑，聽得同事直咂舌，也聽得母親心驚。可她知道，兒子在用自己的方式彌補當年被拋棄的陰影。

1964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廠里傳來捷報，青年工程師曾春華提交的配方改進方案被采用。那天深夜，他給母親寫信：“我沒給祖國添亂，您可以放心。”短短一行字，承載了十七年漂泊的歸宿。

歲月流轉到1995年，73歲的曾志住進醫院，胃癌晚期。兒女輪守，春華一口水一勺粥地服侍，整夜不合眼。同病房老大爺感嘆：“小伙子，你媽可有福氣。”春華輕輕答：“她年輕時替我們擋過槍子，現在換我護著。”言語不多，卻熾熱得讓護士紅了眼眶。

1998年2月16日，曾志迎來83歲生日。病房里擺著簡陋長桌，一碗細面，兩碟清炒，外加一只小小的蛋糕。三個兒女圍坐，氣氛罕見地輕松。曾志忽然抬頭，對春華說道：“我給你辦的殘疾證你從沒用過，這份骨氣，我敬你。”說罷，她用僅剩的力氣拍了拍兒子的手背，“英雄的子孫，不能低頭。”短短幾句，把屋里點燃得熱淚紛飛。

春華哽咽，“媽，我沒給您丟人。”母親微微頷首，眼神里盡是寬慰。

同年6月21日凌晨，病痛終于拉下帷幕，曾志安靜離去。守在床前的春華沒掉一滴淚，只輕輕整理好母親的白發，把那頂舊棉帽放進她的手心。此后多年，軍工廠常有人看到一位步履微跛的老工程師在實驗樓前仰頭望天，他什么也不說，袖口卻常年別著一根褪色紅線——那是母親當年為嬰兒縫上的飾邊，陪著他熬過漫長黑夜，也見證了他被肯定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