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聶榮臻邀請羅榮桓去釣魚，席間賀龍突然大喊：老羅莫慌噻

1950年10月，北京的第一場秋霜壓低了故宮角樓的檐角，羅榮桓結束一天的會務，剛走出門便覺胸口如被鐵箍收緊。值班醫生趕來后說的是“心絞痛”，短短幾分鐘，卻像走了一遭鬼門關。外人不知，他本人心里清楚：透支遠比戰場上的彈痕更狠。

體檢報告寫得一板一眼：心肌缺血，血壓時高時低。醫生建議“立刻削減工作量”，可羅榮桓那時肩上壓著總政治部、中央軍委多條線，哪里肯放手。1953年抗美援朝后期，他頻繁往返于北平、沈陽之間，文件堆積如山，幾乎夜夜挑燈。就在1954年憲法起草階段，他曾在夜里連發三次心絞痛，仍堅持批改條文。

孩子的意外去世讓他精神防線徹底崩塌。到1956年春，他不得不寫信給毛澤東，主動請辭總政治部主任等職務，理由只有一句：“身體不支，怕貽誤大事。”毛澤東沒有當場批準，反復勸慰后，才安排譚政接任，叮囑他“安心療養”。信件存檔于中央檔案館，日期清楚：1956年3月2日。

治療方案很簡單：限制公務、每日早操、注意情緒。聶榮臻得知后說：“羅總，你得換個場合練心。”他與賀龍商議，決定帶老戰友去龍潭湖公園釣魚。龍潭湖建于明正德年間，解放后改造為市民公園，湖面寬闊，離中南海不過十來分鐘車程，既方便又能呼吸水汽。

5月15日清晨，陽光恰好，聶榮臻親自開一輛吉普到海淀寓所接人。賀龍坐在后排，嗓門照例震天：“老羅，把小藥瓶揣好，再叫保姆帶把折凳！”羅榮桓笑著應聲，臉色卻仍泛白。車窗外，法國梧桐的嫩葉剛被晨風吹起，仿佛也在勸他放寬心。

路不算遠，三人卻像回到晉察冀那段烽火歲月——只不過當年討論的是戰局，如今談論的是浮漂、魚餌、鉤門號數。賀龍手指粗，系魚線倒出奇靈巧，他邊示范邊解釋：“先蜜玉米，后面撒麥麩，魚聞見就往這兒鉆。”羅榮桓側耳聽得仔細，顯出少見的興致。

九點剛過，湖面閃起粼粼波光。三人各選位置，拋竿入水。起初浮漂紋絲不動，羅榮桓索性閉目調息。大約一刻鐘后，他手中的竿忽然一沉，線條往水里狂扯。他猛地站起，心跳隨之加速，卻無論如何拉不上來，腳下一滑差點摔倒。

“老羅莫慌噻，我來！”賀龍一個箭步沖來，雙手握竿，胳膊用力放線、牽線、收線，配合得像操縱山炮。不到兩分鐘，一尾通體銀亮的青魚被拖上岸，足有十七斤重。羅榮桓驚得合不攏嘴，忍不住半蹲細看魚鱗，“這回可把公園釣虧了？”他嘴里嘟囔。

聶榮臻拍拍魚簍：“放心，每季度打款，團體票。”原來，凡是中央首長到公園垂釣，隨行秘書都會按規定補票。規定細得很，連重達五斤以上的魚也按斤計費。賀龍大手一揮：“咱可不是打游擊，組織生活費照交。”說罷哈哈大笑，羅榮桓也笑出了聲，眉眼舒展，竟有了久違的紅潤。

午后，三人搬了小桌，在柳蔭下簡易炊事。清蒸青魚、青椒干豆腐外加幾只饅頭，一壺汾酒配三只小白杯。羅榮桓只抿了象征性的一口，其余時間都在看兩位老伙伴吹胡子瞪眼斗嘴。醫囑提醒他要戒酒，他便端著溫水陪笑。席間，聶榮臻提起航天事業籌備，賀龍插話：“等你身體好些，一起來南口看看火箭試驗。”羅榮桓沒接話，只是用力點頭，像給自己打氣。

夕陽下收竿，魚簍里已存了五六尾，但最重仍是那條十七斤的青魚。羅榮桓執意要把魚送回湖里，說是“留點種”，賀龍卻捂著竿子不撒手，“咱打的仗多難得，這一回可不能讓它跑。”最終商定，把魚交給公園管理處稱重記賬，大家各拿兩條中等的帶回去改善伙食，剩下放生。

回程路上，汽車穿過東單路口，天色已暗。車里沒人說話，只有引擎的低鳴。燈光映在羅榮桓臉上，能看出疲倦，也能看出神情放松。一場半日游，似乎比多少高檔藥劑都來得管用。醫務人員后來在病歷里備注：患者情緒明顯好轉，心率較前穩定。

1957年初，羅榮桓從天壇醫院出院，又恢復了部分工作。雖然再也回不到當年那股連軸轉的狀態，可他至少能以顧問身份繼續為部隊干部政策出點子。那尾被放生的青魚是否還在龍潭湖里游弋，無從得知，但醫護人員和老戰友都認定：那一聲“老羅莫慌噻”成了他的救心丸。

有人統計過，新中國成立后第一代十大元帥中，羅榮桓是唯一的“軍政雙全型”，戰功卓著又精于思想政工。倘若不是心臟早早報警，中國軍事政治史或許會出現更多由他主持的篇章。遺憾的是，1963年12月16日，他終因病情惡化在北京逝世，終年61歲，距那趟釣魚已過去七年有余。

不過，1956年初夏那天，三位老帥在湖畔的笑聲仍舊留在許多工作人員的記憶里。戰爭硝煙散盡后，他們用最平常的方式告訴后輩：革命者也是血肉之軀，也需要陽光、湖水和朋友的呼喊來續命。這一點，比任何豪言壯語都要真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