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9日,最高人民檢察院舉行“深入推進‘食藥安全益路行’檢察公益訴訟監督”新聞發布會,通報“食藥安全益路行”檢察公益訴訟監督主要情況和成效,發布一批典型案例。
最高人民檢察院公益訴訟檢察廳副廳長邱景輝說,監管鏈條長、涉及部門多,“九龍治水”易導致監管盲區或推諉扯皮,這既是食藥領域的典型特征,也是治理的現實難點。
他提到,要從機制上化解這些問題,就需要引入外部監督力量進行統籌推動。
“而檢察行政公益訴訟所具有的‘督促’依法履職與‘協同’多方共治的獨特價值,正好能成為打破部門壁壘、銜接監管斷點的關鍵紐帶,推動各個監管主體從‘各自為戰’轉向‘協同共治’,真正織密食藥安全的法治防護網。”
他說,針對監管實踐中職責交叉、分工不明導致的履職堵點,檢察機關充分運用磋商、檢察建議等手段,推動斷裂的監管鏈條實現銜接。
例如,廣東云浮市檢察院辦理雞蛋抗生素超標案時,一方面監督市場監管部門將漏檢的磺胺類、四環素類等項目納入常規檢測;另一方面推動農業農村部門加強養殖源頭監管。通過檢察監督的“穿針引線”,實現了“產地準出”與“市場準入”的有效銜接。
食藥產品往往跨區域流通,單靠一地的監管很難奏效,需要檢察機關推動源頭和終端進行跨域聯動治理。
例如,貴州省盤州市近80%的新鮮蔬菜來自云南省曲靖市,兩地檢察機關跨省協同發力,推動曲靖管好“地頭”,75家種植基地落實合格證制度;盤州管好“攤頭”,在批發環節攔截不達標產品200余批次,在超市終端查處不合格產品8批次。這種“源頭嚴控產出、末端嚴查銷售”的跨省聯動,實現了讓問題產品“出不了省、進不了市”。
此外,針對網絡新業態快速發展帶來的監管盲區,檢察機關需要打通線上線下的信息壁壘和監管鏈條,實現跨場景融合治理。
以北京鐵檢院辦理的“網絡違規售藥案”為例,針對“以虛假問診變相銷售禁售藥品”的隱蔽亂象,該院通過線上勘驗與線下走訪相結合的方式,查清了違法行為的隱蔽鏈條,成功推動將此類行為納入有效監管,堵住了互聯網售藥的“隱形后門”。
邱景輝說,在推動全鏈條治理的過程中,檢察機關始終嚴守履職邊界,確保監督“不缺位、不越位”,堅持把“可訴性”作為把握監督邊界的依據,在依法維護食藥安全底線的同時,也注重為新興產業留足健康發展的空間,以實現高水平安全與高質量發展的良性互動。
文/北京青年報記者 孟亞旭
編輯/樊宏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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