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針撥回到1919年,地點是北京。
你要以為他們在談什么戰略大事,那就錯了。
這兩人臉紅脖子粗,僅僅是為了房檐底下那點油漆的色號。
這一架吵了半天,倆人總算是定下來了:那塊鑲板得刷成紅色,上頭還得加個裝飾帶,中間畫個像獎牌似的大圓圈;至于撐著房頂的那些圓木頭,沒商量,必須是純綠色的。
這畫面怎么看,都像是兩個挑剔到極點的包工頭在扯皮。
可實際上,他們腳踩的這塊地皮,是那個年代全世界下注最狠的一場慈善豪賭。
為了把這事兒辦成,洛克菲勒家族不光請來了建筑圈的頂流,就連那個出了名摳門的老洛克菲勒,看著預算表像脫韁野馬一樣失控,竟然也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這一年,中華醫學基金會(CMB)干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他們把四千四百多萬美金,一股腦兒全砸進了一個國家——中國。
咱們把賬本攤開比劃比劃,同一時間,管著全世界七十幾個國家衛生事務的國際衛生委員會,手里的總盤子也才九千四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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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什么樣的大買賣,能讓洛克菲勒家族把全世界將近一半的醫療本錢,單單扔進剛鬧完義和團、局勢亂成一鍋粥的中國?
這筆賬,得從一盞不起眼的煤油燈盤起。
把日歷往前翻五十年。
那會兒提起洛克菲勒,沒人覺得他是善人,那可是壟斷資本的活靶子。
19世紀80年代,標準石油公司在亞洲的日子不好過。
俄國人的油、緬甸的油,再加上各地針對美國貨的高關稅,像鐵桶一樣把他圍住了,生意越做越憋屈。
老洛克菲勒急了,非得撕開個口子不可。
他盯上的這塊肥肉,叫中國。
當時的打法,說白了就是“降維打擊”。
為了讓還在點植物油燈的中國人掏腰包買煤油,這幫人搞出了一種造價極低的燈具,起名叫“美孚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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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走運?
想長壽?
想家里平平安安?
那你得活在亮堂的地方啊…
要是家里有個讀書娃,點上這燈,成績準能蹭蹭往上漲。
哪個當爹媽的不盼著孩子有出息呢?”
這招真靈。
“美孚”這倆字,硬是成了煤油的代稱,標準石油也就順理成章,成了20世紀上半截在中國混得最風光的美國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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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錢是賺海了,名聲也臭了大街。
在美國老家,洛克菲勒靠著吃回扣、卡管道、強買強賣這一套搞起來的石油帝國,把老百姓嚇得夠嗆。
1911年,法院一錘定音,強行肢解了這個龐然大物。
邪門的是,這頓“板子”打下去,洛克菲勒反倒更肥了。
隨著股票一拆分,加上汽車滿街跑,到了1913年,他兜里的錢頂到了九個億的歷史最高點。
錢多得沒處花,名聲卻爛到了泥里。
這時候,一直跟在他身邊、當過牧師的顧問格池,給他指了條明路:搞慈善。
但這錢該怎么撒,也是個技術活。
起初,這父子倆的腦回路很傳統:辦大學。
小洛克菲勒是個虔誠的教徒,他對中國的興趣,很大程度上是被基督教青年會給帶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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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芝加哥大學的校長賈德森寫信以此慫恿:咱們在中國搞個大學吧,名義上必須是基督教的,但骨子里別分教派,搞綜合性的。
這話聽著耳熟——不就是把芝加哥大學原樣搬到中國去嗎?
為此,洛克菲勒專門組了個團,領頭的是神學教授伯爾頓和地質學教授錢伯林,號稱“東方教育考察團”,去中國實地摸底。
考察團轉了一圈回來,直接潑了一盆冷水。
伯爾頓的報告寫得很直白,在中國辦綜合大學,有兩只攔路虎:
頭一個,在華的那幫傳教士肯定不干,他們反對搞世俗大學,各個教派山頭林立,根本捏不到一塊去;
再一個,清政府正忙著搞自己的教育改革,對于一所由洋人完全把控的大學,那是滿肚子的戒備和不信任。
這路算是堵死了。
咋整?
既然路堵死了,換一般人估計就撤攤子了,頂多給教會學校撒點錢算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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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格池和小洛克菲勒眼睛尖,在伯爾頓那份全是壞消息的報告里,硬是摳出了個新路子。
伯爾頓雖然把辦大學的路否了,卻留了個活扣:
“李提摩太博士雖然沒明說,但他想要其實就是個中國版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格池一拍大腿:這不就是突破口嗎?
他在備忘錄里寫道:“咱們在大學教育上想干沒干成的事,能不能換到醫學上來?
直接在中國搞‘科學醫學’行不行?”
你想啊,醫學屬于科學,不牽扯什么意識形態,清政府挑不出毛病;醫學又是救死扶傷,不分什么教派,傳教士們也能點頭。
這簡直就是個完美的“最大公約數”。
大方向定了,接下來走哪條道又成了問題。
這里頭,其實藏著兩條路線的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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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洛克菲勒的醫學慈善版圖里,分兩派。
一派是“國際衛生部”那幫人,走的是公共衛生路子。
他們的算盤是:花小錢辦大事,搞搞疫苗、殺殺蟲、治治鉤蟲病和瘧疾,盯著的是“大群體”。
另一派是“洛克菲勒醫學研究所”,走的是精英路子。
他們的邏輯是:搞最尖端的研究,建最好的醫院,培養大專家,盯著的是“硬科學”。
在中國,這棋該怎么下?
1914年1月,小洛克菲勒親自坐鎮,開了個關于中國的會。
桌子上吵成一團,有人說搞教會學校聯盟,有人嚷嚷著搞公共衛生。
甚至有人傻乎乎地問了一句:“中國政府能配合嗎?”
小洛克菲勒當時不想聽廢話,幽默了一把:“諸位,現在的局面是,每個人內衣兜里都揣著個錦囊妙計,可這個問題全世界都沒人能真正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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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拍板,透著一股子洛克菲勒式的精明:要么不干,要干就干成壟斷級的標桿。
他們打定主意,不跟中國的大學搶學生,也不去搞鋪天蓋地的衛生運動(那是后話),而是要把當時最頂尖的“科學醫學”引進中國這塊“處女地”。
他們要蓋的,絕不是普通的教會診所,而是一個樣板間——北京協和醫學院。
為了這事,他們不光把約翰·霍普金斯醫學院的院長韋爾奇請出山,還把美國當時最牛的醫學教育家全拉來了。
這么干的代價,就是燒錢。
前面提到的那四千四百多萬,絕大部分都填進了這個無底洞。
相比之下,在亞洲其他國家搞傳染病防治的錢,連總預算的零頭都不到,只占8%。
因為在他們的算盤里,這哪是蓋醫院,分明是在給洛克菲勒家族立一座擦不掉的豐碑,必須完美無缺。
1921年,北京協和醫學院正式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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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洛克菲勒大老遠跑來親自站臺。
這對他來說太反常了,原本只打算待三周,最后硬是賴了三個月才走。
連《紐約時報》都跟著湊熱鬧,連篇累牘地報道。
這座醫院一立起來,洛克菲勒家族在中國的形象算是徹底翻身了。
以前,他們是強賣煤油燈、被反壟斷法追著打的貪婪奸商;現在,搖身一變,成了把最先進科學帶給中國的慈善大善人。
回頭再看,洛克菲勒這筆賬算得那是相當精。
要是當年硬著頭皮搞綜合大學,搞不好就陷在政治和宗教的泥潭里出不來,最后落個竹籃打水一場空。
反過來,選了醫學,選了建這么個高標準的精英堡壘,雖說錢花得讓人心疼,卻成功繞開了所有的雷區,在這片古老的土地上釘進了一顆拔不出來的釘子。
那個關于紅油漆和綠圓木的細節,看著像是有審美強迫癥,其實就是這種策略的縮影——用中國傳統的大屋頂(宮殿式建筑),包著最純粹的西方科學芯子。
就像當年那本推銷煤油燈的小冊子上寫的:“想走運、長壽、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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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你得活在光亮里。”
只不過這一回,洛克菲勒賣的不再是煤油,而是另一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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