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婚老伴將全家接來過年，我出門旅游，他打電話：你走了誰做飯

臘月二十七的早晨，我拎著菜籃子從早市回來，推開家門就愣住了。

客廳里坐著三個陌生人——一對五十歲上下的夫婦，還有一個二十出頭的女孩。他們穿著厚重的棉衣，腳邊堆著大包小包的行李，像是剛從長途車上下來。

廚房里傳來嘩啦啦的水聲，我的二婚老伴陳建國正在洗菜。看到我回來，他擦了擦手走出來，臉上堆著笑：“秀蘭，回來啦？介紹一下，這是我弟弟建軍，弟媳淑芬，侄女小敏。”

我手里還拎著沉甸甸的菜籃子，里面裝著剛買的雞鴨魚肉——那是準備我們兩個人過年的食材，現在看起來顯得格外單薄。

“怎么...怎么突然來了？”我把菜籃子放在地上，盡量讓聲音聽起來正常。

“這不是過年嘛，建軍他們一家在城里打工，租的房子小，住不下。我想著咱家房子大，就讓他們過來一起熱鬧熱鬧。”陳建國說得理所當然，“對了，建軍還帶了朋友，一會兒就到。大概...大概十幾口人吧。”

我的腦子“嗡”的一聲。十幾口人？我家這個三室一廳，一百二十平的房子，要住下十幾口人？

“建國，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說一聲？”我壓著火氣問。

“哎喲，這有什么好說的，一家人嘛。”他擺擺手，轉身要回廚房，“對了，中午多做幾個菜，他們坐了一夜車，都餓了。”

我看著他的背影，又看看客廳里那三個人。建軍沖我點點頭，算是打過招呼；淑芬在打量我家里的陳設，眼神里帶著評判；小敏正低頭玩手機，頭都沒抬。

我把菜籃子拎進廚房，關上門，小聲問陳建國：“你什么意思？讓十幾口人來家里過年，招呼都不打一聲？”

“這不是給你個驚喜嘛。”他頭也不抬地繼續洗菜，“過年人多熱鬧，多好。”

“驚喜？”我簡直要氣笑了，“陳建國，這是我家，不是旅店。你要招待親戚，至少提前跟我商量一下。”

他這才放下手里的菜，轉過身來：“秀蘭，你這話就不對了。什么叫你家？這是我們家！我弟弟一家來過年怎么了？你前幾年不也是一個人過年嗎？現在家里熱鬧了，你還不高興？”

我被噎得說不出話。是的，我前夫十年前去世，兒子在國外定居，前幾年我確實是一個人過年。可那不代表我就喜歡家里突然涌進十幾個陌生人。

“那住宿怎么安排？”我抱著最后一絲希望問，“家里就三個臥室。”

“我們老兩口睡主臥，建軍兩口子睡次臥，小敏睡書房。其他人...客廳打個地鋪吧，反正就幾天。”陳建國已經開始切菜了，“你快來幫忙，我一個人忙不過來。”

我站在廚房門口，看著這個我嫁了兩年的男人。五十八歲，退休教師，看起來溫文爾雅，說話慢條斯理。當初介紹人說：“陳老師人老實，脾氣好，前妻病逝三年了，一直一個人過。”

我想著，都是中年喪偶的人，應該能互相理解。結婚時，我說：“咱們就兩個人，簡簡單單過日子，互相照顧，安度晚年。”

他說：“好，都聽你的。”

可現在呢？

客廳里傳來開門聲和嘈雜的人聲，又有人來了。我透過廚房的玻璃門看出去，只見四五個大人帶著三個孩子涌進來，大包小包的行李堆滿了玄關。

“大哥！大嫂！”一個高嗓門的女人聲音響起，“哎呀，這房子真不錯，比我們租的那個地下室強多了！”

陳建國擦擦手出去迎接：“來了來了，快進來。秀蘭，快出來打招呼。”

我沒動。手扶著灶臺，感覺全身的血液都在往頭上涌。廚房窗玻璃上蒙著一層水汽，模糊了外面的世界。我突然想起去年的春節，我和陳建國兩個人，做了四菜一湯，包了餃子，看了春晚。雖然冷清，但自在。

現在呢？十幾個陌生人，要把我家變成他們的臨時旅館、臨時餐廳、臨時娛樂場所。

“秀蘭！”陳建國在客廳喊，“快出來啊，人都到齊了。”

我深吸一口氣，推開廚房門。客廳里已經坐滿了人，煙霧繚繞——幾個男人在抽煙，女人在嗑瓜子，孩子們在地上爬。我精心挑選的淺灰色沙發被踩上了鞋印，地毯上灑了瓜子殼，茶幾上堆滿了零食包裝袋。

“這是大嫂吧？”那個高嗓門的女人走過來，上下打量我，“我是建國的表妹，叫紅霞。大嫂真是好福氣，住這么好的房子。”

我勉強笑笑：“你們坐，我...我去做飯。”

逃回廚房，我關上門，背靠著門板，閉上眼睛。外面傳來哄笑聲、電視聲、孩子的哭鬧聲，各種聲音混雜在一起，像一股洪流，要把我淹沒。

陳建國推門進來：“秀蘭，快點啊，大家都餓了。對了，建軍說他愛吃紅燒肉，紅霞家孩子不吃辣，淑芬海鮮過敏...你注意點。”

我沒說話，開始洗菜。水龍頭的水嘩嘩地流，我想起前夫還在世時，每年過年就我們一家三口，兒子會幫我打下手，前夫會講笑話逗我們笑。那時候的廚房，溫暖而明亮。

中午，我做了八個菜。端上桌時，十幾雙筷子同時伸過來，像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紅燒肉五分鐘就見了底，清蒸魚轉眼只剩骨架，炒青菜被挑挑揀揀。

“大嫂手藝不錯。”建軍邊吃邊說，“就是肉燉得不夠爛。”

“這魚有點腥。”紅霞撇撇嘴，“下次多放點料酒。”

“青菜油放多了。”淑芬小聲嘀咕。

我坐在餐桌最角落的位置，看著滿桌狼藉，一口都吃不下去。陳建國坐在主位，正給弟弟倒酒：“來，建軍，多喝點。在自己家，別客氣。”

在自己家。這三個字像針一樣扎在我心上。

飯后，男人們去客廳喝茶抽煙，女人們坐在沙發上聊天，孩子們在房間里追逐打鬧。我要收拾一桌的碗筷，還要收拾被弄得一團亂的廚房。

陳建國走進來：“秀蘭，晚上多做幾個菜，建軍說他朋友也要過來吃飯。”

“還有人來？”我的手一抖，差點把盤子摔了。

“是啊，他們在這邊打工的老鄉，聽說我們這兒地方大，都想來熱鬧熱鬧。”他說得輕描淡寫，“大概...再加五六個人吧。”

“陳建國！”我終于忍不住了，“你把我家當什么了？飯店嗎？招待所嗎？”

“你喊什么？”他的臉色沉下來，“我弟弟一家難得來過年，熱鬧一下怎么了？你這個人怎么這么小氣？”

“我小氣？”我氣得渾身發抖，“我小氣會讓你住進我的房子？我小氣會跟你結婚？陳建國，你摸著良心說，這房子是誰的？”

這套房子是我前夫留下的，三室一廳，市中心，現在市值至少兩百萬。結婚時，陳建國租的房子到期了，我說：“搬過來吧，省得你交房租。”他說：“那怎么好意思。”但還是搬來了。

現在，他要把我的房子變成他們陳家的聚會場所。

“行行行，你的房子，你的房子。”陳建國擺擺手，“但現在我們是夫妻，你的就是我的。我弟弟來住幾天怎么了？你至于嗎？”

他轉身出去了，留下我一個人在廚房。水槽里堆滿了油乎乎的碗盤，灶臺上濺滿了油漬，地上有菜葉和飯粒。

我慢慢洗著碗，眼淚掉下來，混進洗碗水里。這就是我的二婚生活？這就是我期待的晚年陪伴？

洗到一半，客廳傳來巨大的破碎聲。我沖出去，只見我收藏多年的青花瓷瓶摔在地上，碎成了無數片。一個七八歲的男孩站在旁邊，手里拿著玩具槍，一臉無辜。

“對不起啊大嫂，孩子不懂事。”紅霞輕描淡寫地說，連站都沒站起來。

那是我母親留給我的唯一遺物。

我蹲下身，一片片撿起碎片。瓷片很鋒利，割破了我的手指，血滲出來，但我感覺不到疼。

“秀蘭，小心手。”陳建國走過來，“一個瓶子而已，碎了就碎了。孩子也不是故意的。”

我抬起頭看他：“陳建國，那是我媽留給我的。”

“知道知道。”他有些不耐煩，“明天我給你買個新的。快去把廚房收拾了，晚上還要做飯呢。”

那天晚上，我做了十二個菜。客廳里擺了兩張桌子，坐了十八個人。男人們喝酒劃拳，聲音大得整棟樓都能聽見；女人們嘰嘰喳喳聊著家長里短；孩子們在房間里跑來跑去，把我的臥室當成了游樂場。

我像個服務員一樣，上菜、添飯、倒酒。沒有人說謝謝，沒有人幫忙，甚至沒有人注意到我的存在。

飯后，我收拾完廚房已經晚上十點。客廳里，男人們還在喝酒，煙霧濃得嗆人。我想回臥室休息，推開門，卻看見小敏躺在我的床上玩手機，鞋都沒脫。

“姑姑，我今晚睡這兒。”她說，“書房那個折疊床太硬了。”

“那我睡哪兒？”我問。

“你睡沙發唄。”她頭也不抬，“反正就幾天。”

我關上門，走到客廳。陳建國已經喝得滿臉通紅，正摟著弟弟的肩膀稱兄道弟。

“建國，我要跟你談談。”我說。

“談什么談，沒看我在喝酒嗎？”他揮揮手，“有事明天說。”

那一夜，我躺在沙發上，蓋著薄薄的毯子，聽著客廳里此起彼伏的鼾聲，聞著空氣中彌漫的煙酒味和腳臭味，一夜未眠。

第二天一早，臘月二十八，我五點鐘就起來了。客廳里橫七豎八地躺著幾個人，地上全是煙頭和空酒瓶。我輕手輕腳地走進臥室，拿出行李箱，開始收拾東西。

衣服、洗漱用品、身份證、銀行卡、手機充電器。簡單幾樣，裝滿了箱子。

六點鐘，我拖著行李箱走出臥室。陳建國正好起夜上廁所，看到我，愣了一下：“秀蘭，你這么早干嘛去？”

“旅游。”我說。

“旅游？大過年的旅什么游？”他皺眉，“晚上還要做飯呢，建軍他們...”

“誰愛做誰做。”我打斷他，“我不是你們的保姆。”

他這才注意到我手里的行李箱，臉色變了：“你要走？去哪兒？”

“不知道，走到哪兒算哪兒。”我拉著箱子往門口走。

“李秀蘭！”他追過來，“你瘋了？大過年的，家里這么多客人，你走了像什么話？”

我轉過身，看著他：“陳建國，從昨天到現在，你有問過我一句累不累嗎？有幫過我洗一個碗嗎？有在乎過我的感受嗎？沒有。你只在乎你的親戚，只在乎你的面子。那好，你們一家人好好過，我不奉陪了。”

“你...你怎么這么不懂事？”他氣得臉色發青，“不就是做幾頓飯嗎？至于嗎？”

“至于。”我拉開門，“因為那不是幾頓飯，那是我的尊嚴。”

門在身后關上，隔絕了里面的喧囂。電梯里很安靜，只有行李箱輪子滾動的聲音。走出單元門，冷空氣撲面而來，我深吸一口，感覺肺腑都被洗滌了。

我攔了輛出租車：“師傅，去機場。”

在去機場的路上，我打開手機，訂了最近一班飛往三亞的機票。沒有計劃，沒有安排，只是想要離開，越遠越好。

飛機起飛時，我看著窗外越來越小的城市，想起兩年前和陳建國領證的那天。他說：“秀蘭，以后我們互相照顧，好好過日子。”

我說：“好。”

可現在呢？照顧？是他照顧我，還是我照顧他們一大家子？

手機關機前，我收到了陳建國的幾十條信息和未接來電。最后一條是：“李秀蘭，你走了誰做飯？趕緊回來！”

我笑了，把手機調成飛行模式。

三亞很暖，陽光很好。我住在海邊的一個小民宿里，每天睡到自然醒，然后去海邊散步，去市場買新鮮的海鮮自己煮，去書店看書，去咖啡館發呆。

大年三十那天，我一個人在民宿的天臺上吃年夜飯。民宿老板是一對年輕夫妻，做了幾個菜邀請我一起，我婉拒了。我想一個人安靜地過這個年。

天臺能看到海，遠處有煙花綻放，近處有海浪聲。我給自己倒了杯紅酒，對著空氣舉杯：“新年快樂，李秀蘭。”

手機開機了一會兒，幾百條信息和未接來電涌進來。除了陳建國的，還有幾個陌生號碼，估計是他的親戚。我一條都沒看，直接全部刪除。

正月初三，我接到兒子的視頻電話。他在美國，那邊正是深夜。

“媽，新年快樂。”兒子的臉出現在屏幕上，“你怎么樣？陳叔家熱鬧吧？”

“我一個人在三亞。”我說。

兒子愣住了：“三亞？你不是在陳叔家過年嗎？”

我把事情簡單說了一遍。兒子沉默了很久，然后說：“媽，你做得對。”

“你不覺得媽不懂事？”我問。

“不懂事的是他們。”兒子很生氣，“那是你的房子，你的家，他們憑什么？媽，你要是不想過了，就回來吧。我現在工作了，能養你。”

我的眼淚一下子就下來了：“媽沒事，就是想出來散散心。”

“媽，”兒子的聲音很認真，“你記住，你永遠有家。我的家就是你的家。別委屈自己，好嗎？”

“好。”我哽咽著點頭。

掛了電話，我看著海平面上的落日，心里從未有過的平靜。是的，我有家。不是那個被十幾個陌生人占據的房子，而是兒子在遠方為我留的那盞燈。

正月初五，我準備返程。在機場，我收到了陳建國的最后一條信息：“秀蘭，你什么時候回來？親戚們都走了，家里亂糟糟的，我一個人收拾不過來。”

我沒回。

回到家是正月初六的晚上。打開門，一股混合著煙味、酒味、食物餿味的氣息撲面而來。客廳里一片狼藉——沙發上堆著沒洗的被褥，地上滿是垃圾，茶幾上堆著空酒瓶和外賣盒，我的青花瓷瓶碎片還散在地上，沒有人收拾。

陳建國坐在沙發上，胡子拉碴，臉色憔悴。看到我，他站起來：“秀蘭，你終于回來了。”

我沒理他，放下行李箱，開始收拾。把垃圾裝袋，把臟衣服扔進洗衣機，把碗盤放進洗碗機，把地拖了一遍又一遍。

“秀蘭，我...”他想幫忙，但笨手笨腳，反而添亂。

“你坐著吧。”我說。

收拾完已經是深夜。家里終于恢復了原樣，但有些東西，永遠恢復不了了。比如那個青花瓷瓶，比如我對這段婚姻的最后一點期待。

“秀蘭，我們談談。”陳建國說。

我坐在他對面：“談吧。”

“這次...這次是我考慮不周。”他低著頭，“但我真沒惡意，就是想讓家里人熱鬧熱鬧。你不知道，前妻生病那幾年，家里冷清得很，我就怕冷清...”

“所以你就不顧我的感受，把十幾口人接來？”我問，“陳建國，你想過嗎？這是我的家，不是你們陳家的招待所。你想過我會不會累嗎？想過我愿不愿意嗎？”

“我...我以為你會高興。”他的聲音越來越小，“人多熱鬧...”

“我不喜歡熱鬧。”我平靜地說，“我結婚時就說過，我喜歡安靜，喜歡簡單。你答應過，都聽我的。可你做到了嗎？”

他沉默了。

“建國，我們離婚吧。”我說。

他猛地抬頭：“什么？就為了這點事？”

“這不是小事。”我搖頭，“這是尊重的問題。你不尊重我，不尊重我的家，不尊重我的感受。這樣的婚姻，有什么意義？”

“秀蘭，我改，我保證改！”他急得抓住我的手，“以后什么事都跟你商量，再也不自作主張了。你別走，我不能沒有你...”

我抽回手：“建國，你需要的不是我，是一個能給你做飯、能招待你親戚、能維持你面子的女人。我不是這樣的女人。我要的是互相尊重、互相理解的婚姻。我們給不了彼此想要的。”

那一夜，我們又分房睡了。不過這次，是永久的。

第二天，陳建國搬走了。走時，他說：“秀蘭，對不起。是我配不上你。”

我沒說話，看著他拖著行李箱下樓。兩年婚姻，始于一場中年人的互相取暖，終于一次過年時的徹底清醒。

房子又恢復了安靜。我坐在陽臺的搖椅上，曬著太陽，喝著茶。陽光很好，暖洋洋的。

手機響了，是兒子：“媽，怎么樣？”

“他搬走了。”我說。

“那你...還好嗎？”

“很好。”我笑了，“前所未有的好。”

窗外的樹枝上，已經冒出了嫩綠的新芽。春天就要來了。

我想，人生就是這樣吧。有些路走錯了，及時回頭就好；有些人愛錯了，及時放手就好。不晚，永遠不晚。

而那個過年時獨自去三亞的女人，終于找回了自己，找回了安靜，找回了尊嚴。

這就夠了。

注：圖片來源于網絡，素材來源于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