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德三年正月十九,成都北郊的升仙橋邊,后蜀后主孟昶穿著一身白衣,嘴里含著玉,手里牽著羊,用一套亡國之君的禮節,向宋軍主帥王全斌投了降,這場“六十六日克蜀”的軍事行動,本來應該是大宋開國史上特別漂亮的一筆,誰也沒想到,幾個月后就變成了一場血淋淋的爛攤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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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昶投降之后,王全斌奉命把后蜀的降兵都安置在成都的夾城里,史書上記載,這些降兵人挺多的,具體多少其實有點說不準,《長編》里說“殺降兵二萬七千人”,可寫書的李燾自己都覺得這數字有點夸張,后來的歷史學家大多覺得,實際也就一萬來人,但不管具體數字是多少,一場針對手無寸鐵降兵的屠殺是真實發生了,刀斧手沖進夾城,血把成都的城墻都染紅了,這根本不是平定亂局需要做的事,純粹是將領心里多疑,處理方式又太粗暴,才搞出的濫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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亂局的根子,其實在宋軍進蜀地之前就埋下了,乾德二年十一月,趙匡胤在崇德殿給將領們送行,專門下令,“凡是攻下城池,只要他們的兵器和糧草,錢財布帛都分給士兵,我想要的只是土地,不準燒老百姓的房子,不準搶掠官吏百姓,不準挖人家的祖墳,誰敢違反就按軍法處置”,這命令本來很嚴,可王全斌他們進了蜀地,就放縱士兵搶掠,“奪民家子女玉帛”,還私自打開府庫藏匿金銀,軍令已經下了卻不去執行,法紀松了,后面才有那么多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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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處理,算是功過相抵,保全了功臣的性命,但也留下了爭議,趙匡胤后來也吸取了教訓,平定南唐的時候,就嚴令曹彬秋毫無犯,甚至親手遞給他一把劍說,“副將以下的,有不聽命令的,你可以直接斬了他”,所以南唐就平穩接收了,跟王全斌治理蜀地形成了鮮明的對比,至于蜀地后來的治理,全師雄的亂子平定后,大體上就安定了,三四十年后王小波、李順起義,根源在于賦稅太重、官吏腐敗和土地問題,不能簡單地都歸結到王全斌殺降這件事上,歷史的因果,不能看得太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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