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問題比答案更重要︱21書評

編者按：周其仁是一位“文章與腳力”并重的經濟學者。2018年出版的《突圍集》，想討論的問題是當時的中國經濟如何從發達國家掌握原發性創新，印度、越南等新興經濟體成本更低的“三明治”夾層中突圍。周其仁自陳，他的研究工作就是跟著問題走，去經濟較活躍的地方，比如長三角、珠三角的一線，看看有沒有企業在創造突圍的經驗。

2025年，周其仁出版新書《尋路集——在全球網絡中尋找合適節點》，他用2021年3月在北大國發院同學研討會上的發言《問題比答案更重要》作為前言，再次強調“研究工作就是跟著問題走”的重要性。周其仁認為，僅憑學到的經濟學知識，不能告訴別人如何解決問題。但一線企業總會在困境中尋求突破，我們要做的，就是跟蹤這些企業的表現，看看他們如何“尋路”。從“突圍”到“尋路”，其實就是一個重新認識世界的過程。

文︱周其仁

中信出版集團

2025年9月

盡管時代變遷，但求學的本質未曾改變，那就是探求學問。那么，求學究竟怎么求，重點何在？借此機會，我想與大家分享一個心得：求學是求“學問”，重點不在記住答案，而在怎樣發問，在于如何提出更好的問題。

這種理解，是我從前輩那里學來的。今天，我想講述兩位對我影響深遠的學者的故事，他們的經歷讓我深刻體會到，提出一個好問題，往往比找到答案更重要。

第一位是張培剛先生。1978年我從黑龍江農村考入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系，來到北京求學。這是一個極其珍貴的機會。下鄉十年，我對社會經濟現象積累了許多觀察，腦子里也有不少問題。由于規定課程無法完全滿足自己，我便主動尋求課程之外的求知機會。聽朋友說，北京大學校長辦公樓二層小禮堂有一個外國經濟學說研究會開設的雙周系列講座，且北大向來有“開放課堂”好傳統，我很容易就“蹭”進了張培剛的講堂。

那時候國內還沒有出版張先生1949年在哈佛大學得獎的論文。聽眾中的多數人應該跟我一樣，對先生“大有來歷”毫不知情。不過聽他操著濃重的湖北鄉音講外國經濟學說，實在很有味道。他講解清楚，神情生動，語言幽默。他對經濟學和相關學科的知識，知之廣博，又融會貫通。尤其講到農村經濟，他在理性的敘述中透著感情，對我有很強的吸引力。

我對有啟發力的前輩向來喜歡刨根究底——盡可能找到他的全部作品來看。張培剛在哈佛得獎的論文，1984年在國內出了中文版，我當然第一時間就找來讀了。書中引用過他自己在20世紀40年代留美之前在中國農村做的三項調查（《清苑的農家經濟》、《廣西糧食問題》和《浙江省糧食之運銷》），我也專門從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和社科院經濟所圖書館找到。那時沒有復印條件，重要章節要手抄。不同于“以農立國”或“鄉村建設”派，張培剛研究農村經濟的出發點是“變”——向工業化方向轉變。他從工業化基礎和制約條件的角度來看農家經濟，這點對我們后來的農村發展研究影響很根本。

印象最深的是張培剛關于浙江糧食運銷的研究，那是一個抗戰時期的經濟問題，浙江、福建沿海地帶城鎮多吃泰國進口之“洋米”，一旦戰爭中斷外貿，如何應對？青年張培剛發現湖南、江西等內地農民極端貧困，生產糧食的成本極低，為什么內地糧食反而斗不過進口洋米呢？

有此一問，追下去調查，發現答案在生產成本之外——內地到沿海城市的運輸成本比洋米海運進口的成本還高。再追下去，發現“運輸成本”又可拆解為糧食在空間移動的成本，以及沿途關卡重重，過路費高昂，甚至土匪搶劫等生產、運輸以外的“純商業費用”高得離譜。真實情形是，內地農民窮，糧食生產成本低，但“純商業費用”極高！

最后的石破天驚之見，就是先生指出，要降低純商業費用，就要改善市場體系和組織。今天回看，“純商業費用”不就是“交易費用”嗎？由于戰亂環境，張培剛關于浙江糧食運銷的研究，在他供職的經濟研究所內遷武漢后才于1940年得以發表，比首創交易費用分析的科斯之文，晚發了三年。不過可以肯定，張培剛當時沒有可能讀過羅納德·科斯發在英國學刊的文章，他是獨立發現交易費用的東方經濟學人。好問題猶如好向導，把他帶向學術高地。

那位科斯教授，與張培剛幾乎是同時代之人，先在英國求學，任教，后轉美國，成為芝加哥大學法學院里的第一位經濟學教授，1991年因“交易成本與產權理論”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

20世紀30年代，科斯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求學，正值歐洲經濟大蕭條，也許務實學科的前途比較有保障吧，他選的專業是商學，而不是經濟學。在商學課程里，他了解企業內部組織結構，從車間班組長、廠長直到公司經理等，全都是一只只“看得見的手”從事著企業管理。這與他修過的一門基礎經濟學課（價格理論）似乎發生沖突，因為市場價格機制通過價格漲落配置資源，“看不見的手”可以完美協調全部經濟活動。還是大三本科生的科斯直面一個問題：為什么在“看不見的手”的市場里，企業卻由“看得見的手”從事組織與管理？

為破解問題，當年學子科斯申請了獎學金，赴美調研企業運作。他發現，市場通過價格機制協調生產，實現交易，本身并不免費，要花費成本——尋價、獲客、談判、訂約、履約以及處理爭議等，這都需要在生產成本以外付出資源和時間。他把這些定義為“交易費用”，并揭示看似自動化的市場里之所以還存在內部實施管理的企業，正是為了節約交易費用，通過企業內部看得見之手的管理，部分代替市場交易，提高效率。

科斯取得學術成就的經驗，與張培剛如出一轍，就是把問題看得比現成答案更重要。找一個好問題當向導，跟著好問題走向好答案。

事實上，在所有科學活動里，問題導向都極為重要。當下熱得不能再熱的人工智能，是眾多科學發現與技術發明的跨界合成結果。但論驅動之源，1950年圖靈那一問——“機器能思考嗎？”——應該是個元問題。雖然他本人也沒有完全給出答案，但他的問題啟迪無數后人去尋找答案。在圖靈之前，1673年萊布尼茨設計并研發機械計算機，雖僅能做加減乘除運算，但觸碰的問題已是能不能造一種機器來替代人類智力活動。他的“磨坊論證”直指意識本質，至今尚無定論，但他不失為人類探索人工智能的一位先驅。

偉大的技術發明也離不開好問題。人人皆知飛機的發明者是萊特兄弟，但飛機發明面對的真問題，并不是物體能不能飛起來。因為在萊特兄弟之前，早有飛機上天，只可惜無一例外，飛不了多久就摔下來。萊特兄弟是看到德國試飛者摔死的新聞報道，才轉過來參與研發飛機。其時他倆在美國經營一個自行車店鋪，他們玩自行車起家，對如何在運動中保持平衡有不少心得。萊特兄弟提出和面對的問題，并不是飛機如何飛起來，而是飛起來的飛機如何做到持續平穩飛行。正是這個好問題，導向飛機的成功發明。

幾年前訪學硅谷，發現有一項技術創新很有意思，起因是神經生理學教授保羅·巴赫利塔問了一個問題：人到底是用眼睛看世界，還是用腦子看世界？他認為，眼睛只是把外部信息傳進大腦的一個通道，成像區在大腦里。不少先天性盲人眼睛壞了，但大腦成像功能并沒壞，所以如果另尋一個通道把外部世界的圖像傳輸進腦子，盲人也可以看見世界。據此，他們開發了“維看”（Wicab）技術，幫助盲人看見世界。

多多掌握人類已知的知識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此基礎之上怎樣探索未知，如何培養探索未知的能力。為此，求學重點是學會發問，問出一個好問題。再以好問題為向導，驅動從已知探索未知。這樣的學習非常有意思，相比只求一套分數或一個學歷證書，我們的學習狀態當大有不同。（本文節選自《尋路集——在全球網絡中尋找合適節點》前言，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