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毅博
哈爾濱的冬天冷得很有誠意。宿舍暖氣片里的水嘩嘩響著,我看著手機地圖上代表黑龍江哈爾濱與陜西延安的兩個小點:2000多公里,直達列車要30個小時左右,或者先乘飛機再坐動車折騰一整天——這就是我和家之間的距離。
我得回去過年,這念頭不容商量。家里有些東西拽著我。
第一個拽著我的,是聲音。準確來說是“一片響聲”。延安的臘月,是被聲音喚醒的。進了臘月二十,一種悶悶的、沉厚的鼓點,開始在黃土高原干燥的空氣里隱隱震動。那不是舞臺上的表演,是鄰居趙伯在自家窯洞前的平地上活動手腳,是我爸在單位的排練廳或者屋外的空地上系上他那早已褪色發白的紅腰鼓。
我爸,安塞腰鼓的非遺傳承人。這個頭銜對我來說,意味著整個童年背景音里的“咚咚”聲。小時候覺得吵,捂耳朵;青春期覺得土,躲著走。直到我離開了家,聽不到這個聲音了,心里忽然空出一大塊。
記憶里,爸爸的鼓并不只是為了喜慶才敲的。秋收后,他對著堆成山的谷穗敲,鼓點昂揚;天旱時,他去山梁上敲,鼓點焦灼。春節前的鼓最特別,急促地踢打、瘋狂地旋轉、竭盡全力地騰躍,像要把舊年里所有的疲憊、辛苦、不如意,統統抖落干凈,給新的日子騰出地方。我想回去聽那聲音,站在那堅硬又溫熱的黃土地上,讓鼓聲從腳底板震上來,經過膝蓋、胸膛,直抵天靈蓋。
第二個拽著我的,是味道。我家的春節,從廚房彌漫出的第一縷煙熗味兒就開始了。滾油潑在辣子面上,媽媽炸油饃饃、丸子和酥肉……它們告訴我:你的坐標在這里,你的味蕾歸這里管,你被這片土地用最古老的方式認領了。
你問我為什么要跨越2000多公里回家過年?
因為我的家在敲鼓,我得回去聽,因為我的年有專屬的味道,我得回去嘗。
(作者為哈爾濱理工大學學生,本報記者賈豐豐采訪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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