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斬了十幾萬貪官，貪官卻越來越多，雍正只用2招就藥到病除

洪武年間的南京皇城，那叫一個肅殺。

此時的朱元璋正盯著錦衣衛遞上來的一份密折，眉頭擰成了一個死結。

讓他上火的不是什么軍國大事，而是一個不起眼的流水賬：戶部尚書的小廚房，一天居然要霍霍掉快一百只老母雞。

一百只雞，就算幾十號人敞開肚皮吃，也得撐破了肚皮吧？

錦衣衛順藤摸瓜一查，真相差點沒把這位乞丐出身的皇帝氣暈過去：原來這幫官老爺講究得很，只喝這一百只雞熬出來的“湯頭精粹”，大塊的雞肉直接當垃圾倒進了泔水桶。

這哪是吃飯，這是騎在皇帝頭上撒野，是赤裸裸的挑釁。

順著這條線索深挖，大明開國第一貪腐大案——“郭桓案”露了餡。

戶部侍郎郭桓，勾結李彧這幫人，一口氣吞了國家秋糧兩百多萬石，膽子大到連“大明寶鈔”都敢私自印發。

這一查，整個官場發生了大地震，牽連了幾萬人，六部的尚書侍郎差點被一掃而空，全國十二個布政司都有人掉了腦袋。

大伙聊起這段往事，往往只記住了朱元璋手段之“狠”。

可要是把時間軸拉長，你會發現個極其荒誕的事兒：朱元璋殺人如麻，為此宰了十幾萬人，可貪官就像地里的韭菜，割完一茬，緊接著又冒出一茬。

反觀幾百年后的清朝，雍正接手了個爛得不能再爛的攤子，沒怎么大開殺戒，僅僅用了兩招，國庫就從耗子都嫌棄變成了銀子堆成山。

為啥老朱的“屠刀”不好使，雍正的“算盤”卻靈了？

這背后，其實藏著兩套截然不同的操盤邏輯。

咱先扒扒朱元璋的心路歷程。

朱元璋殺貪官，那不光是公事公辦，更是夾帶了深仇大恨。

他小時候那是真苦啊。

短短半個月，爹媽大哥全活活餓死，家里窮得連塊裹尸布都置辦不起。

為啥餓死？

天災是一碼事，更多是那些吸血鬼一樣的官吏層層盤剝。

在淮西要飯的那三年，他見過為了半個餿饅頭打得頭破血流的叫花子，也見過揮金如土、不把人當人的豪門大戶。

這種階級仇恨，早就刻進了他的骨髓里。

所以一朝登基，他判定貪官的邏輯簡單粗暴：這幫人天生壞種，必須往死里整。

他親自操刀編寫《大明律》、《大誥》，甚至把《大誥》列為科舉必考題。

他設立錦衣衛、都察院，還在南京設了登聞鼓，鼓勵老百姓越級告狀。

他的算盤是：只要我殺得夠多，手段夠毒，你們嚇破了膽自然就不敢貪了。

但這套邏輯撞上“歐陽倫案”時，就顯得格外尷尬。

歐陽倫是誰？

當朝駙馬爺，娶的可是安慶公主。

他家那個惡奴周保仗勢欺人，走私茶葉路過蘭州，巡檢吏鄭公廷攔車要稅，結果被周保活活打死。

鄭公廷的媳婦也是個烈性子，冒死進京，把登聞鼓敲得震天響。

案子查實了，歐陽倫走私鐵證如山，周保殺人也是板上釘釘。

擺在朱元璋面前的，是一道送命題：

選A：按律當斬。

可那是親閨女的心頭肉，安慶公主哭得死去活來，眼淚都快把大殿淹了。

選B：流放。

刑部尚書也給遞梯子，說畢竟是皇親國戚，留條狗命算了。

朱元璋牙一咬，選了A。

他撂下一句話：“只要天下有一個貪的，我就要殺一個，管他是不是親戚?！?/p>

最后，駙馬被賜死，周保被砍頭，蘭州那邊知情不報的官員，全部陪葬。

這事做得夠絕，夠狠。

可結果呢？

大明的貪腐壓根沒斷根。

官員們反倒學精了，既然“明著貪”是找死，那就“暗著來”。

手段更隱蔽，拉幫結派更緊密。

究其原因，朱元璋只解決了“不敢”，沒解決“不夠”。

這就是朱元璋模式的死結：因為出身底層，他極度痛恨官吏，給定的工資低得離譜。

官員也得養家糊口，也得有人情往來，光靠那點俸祿連西北風都喝不飽。

當肚子餓得咕咕叫和掉腦袋的風險擺在一起時，人往往會賭一把運氣。

幾百年后，另一個狠角色雍正登場了。

他和朱元璋路子完全不同。

老朱是草根創業，雍正是從九子奪嫡的死人堆里卷出來的贏家。

他對官僚體系那套彎彎繞，門兒清。

雍正接手的，是康熙留下的爛攤子。

賬面上看，國庫窮得只剩八百萬兩，地方上的虧空卻是個兩千五百萬兩的天文數字。

更要命的是，官員們拿著微薄的死工資（總督級別一年才一百八十兩，也就現在的十二萬塊），日子卻過得流油。

這就引出了當時官場最大的潛規則：火耗。

那時候交稅交的是銀子，散碎銀子熔鑄成官銀會有損耗，這就叫“火耗”。

朝廷默許地方加收一點來填補損耗，但這成了貪官們的“提款機”。

就拿山西巡撫蘇克濟來說。

雍正派田文鏡去查，這一查嚇一跳。

蘇克濟虛報開荒，套取國庫三十萬兩；向煤礦老板索賄五十萬兩；私自加派火耗銀二十八萬兩。

這一個人，就黑了一百多萬兩。

要是按朱元璋的脾氣，這會兒蘇克濟皮都被剝下來填草了。

雍正也沒手軟，殺是殺了，但他想得更深：為啥蘇克濟敢這么干？

因為制度有窟窿。

工資低，官員就得從“火耗”里找補；既然從“火耗”里找補是潛規則，那多拿點少拿點，界限就模糊了。

只要界限一模糊，貪腐就不可能根除。

于是，雍正搞了個極具現代思維的決策：火耗歸公。

這筆賬他是這么算的：

既然“火耗”必須得收，那就別進私人腰包。

朝廷定個統一比例，全部上交國庫。

然后，朝廷再從這筆錢里撥出一部分，光明正大地發給官員，這就叫“養廉銀”。

你看，這招實在高明。

第一，老百姓負擔輕了。

以前官員想收多少收多少，現在有了國家標準。

第二，國庫充盈了。

中間商賺差價的路子被堵死了。

第三，官員不敢貪了。

國家給了你高薪“養廉”，再伸手就是找死，這時候再上連坐法（殺頭并追責子孫三代），震懾力那是杠杠的。

搞定了官員怎么“拿錢”，雍正又盯上了官員怎么“收錢”。

這就涉及到了他的第二個殺手锏：攤丁入畝。

之前的稅收制度有個巨大的BUG：收人頭稅。

山西布政使司曾上奏過一個怪象：富人家良田萬頃，戶口本上就兩三個人；窮人家巴掌大的地都沒有，戶口本上一堆人。

有權有勢的，利用特權隱瞞人口、搞免稅；沒權沒勢的，不僅要交自己的稅，還得替富人背鍋。

有些窮人家里死了人，官府不讓銷戶，活人還得給死人交稅。

這是要把人往死里逼。

雍正眼光毒辣：只要稅是按“人頭”收，富人就有無數種辦法轉移負擔。

于是他下令：廢除人頭稅，把這筆稅攤入田畝中。

誰的地多，誰就多交稅。

這招直接動了地主豪紳的蛋糕，阻力大不大？

大得沒邊。

雍正為了推行這事，每天只睡四個鐘頭，批奏折批到吐血。

他把密折奏事的范圍擴大，讓耳目遍布天下，死死盯著新政的落實。

效果是立竿見影的。

人口開始大量繁衍（因為生孩子不用交稅了），征稅成本大幅降低，國庫迅速爆滿。

對比朱元璋和雍正，你會發現兩種完全不同的治理境界。

朱元璋是“堵”。

他像個暴躁的家長，拿著鞭子守在門口，誰伸手就剁誰的手。

但他沒給孩子留飯吃，也沒把墻上的洞補上。

所以他前腳剛走，大明的貪腐后腳就反彈，甚至變本加厲。

雍正是“疏”。

他承認人性的貪婪，也承認官員得吃飯。

他把潛規則變成了明規則，把私底下的盤剝變成了臺面上的稅收，用經濟手段解決了道德難題。

當然，雍正的改革也有局限性。

他的大刀闊斧，更多是沖著中下層官員和漢臣去的。

對于滿洲貴族和皇商集團，他手里的刀還是猶豫了。

這終究還是“人治”，而不是真正的“法治”。

所以到了乾隆時期，那位“十全老人”接過一個政治清明、國庫充盈的大清，卻選擇了當甩手掌柜。

曾經被雍正死死堵住的漏洞，又一個個被重新捅開。

歷史總是押韻的。

回顧這兩位帝王的反腐之路，或許能給后人提個醒：

光靠憤怒和殺戮，只能嚇唬一時。

真正能管住貪念的，永遠是精密設計的制度，和對人性徹骨的算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