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2月9日拂曉,開城北側的山谷突遭“自家雷陣”反噬,幾聲驚天巨響讓正在換崗的美軍哨兵亂成一團。“誰篡改了雷區圖?”話務兵在電話里幾乎是喊出來的。
對照標牌,所有地雷本應老老實實待在原地。可過去一周,美軍巡邏組已因“陌生雷”連續損失十多人。下士萊特蹲在彈坑邊嘟囔:“難不成這些玩意兒會夜里長腿?”戰友們面面相覷,沒人敢再踏出一步。
事實上,雷沒長腿,倒是有人“長了眼”。就在美軍困惑發火的時候,幾百米外的石灰巖山腰,小小坑道燈光昏黃,志愿軍189師566團的三十多枚M3跳雷正乖乖躺在地上,像新收的繳獲品。負責“搬家”的主角,叫姚顯儒,今年二十六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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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他的身世,故事并不稀奇:甘肅莊浪貧農出身,十五歲起給地主放牛,挨罵、挨打是常態。1948年冬,他被國民黨拉壯丁,槍還沒拿熱就遇到解放軍勸降。家鄉解放那天,父親遞給他一碗熱酒:“娃啊,別讓欺負人的日子回來。”這句話像一顆釘子,從此釘在他的心里。
1951年春,志愿軍第三次出國作戰調兵,姚顯儒遞交請戰書。他文化不高,可下定決心要做“會響的東西”的克星。部隊在開城正面陣地換防后,他被分到工兵排,每天除了修坑道,就是盯著對面美軍的“鐵絲網+地雷”組合。
夜偵是家常便飯。2月3日午夜,他和兩個伙計悄悄摸到敵前沿。天色微亮時回撤,腳下忽然被一股細微的拉力牽住,姚顯儒冷汗直冒——鋼絲。再動一步就是跳雷。戰友想拉他,他卻低聲喝止:“別亂動!”隨后,他用匕首挑斷多股引線,硬是把那枚方形跳雷捧在手心,倒退數十米才松口氣。
回到坑道,他拆解雷管、取出撞針,用小刷子一點點清理火藥殘渣。戰友們圍著他,手心都捏汗。一個多小時后,只聽“咔噠”輕響,姚顯儒提著外殼站起來:“行了!下回見到這型號,十分鐘搞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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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想一下,一個班若掌握了拆雷訣竅,夜幕降臨就像“逛超市”——沿著美軍雷場,挑標記最明顯的下手,一晚背回七八枚并不稀奇。戰士們樂呵呵地稱這些雷為“洋雞蛋”,進坑道先排成一溜兒,再編號登記,防止混淆。
一個問題隨之而來:繳獲這么多,光放著可惜。連長秦廣福思量片刻,拍拍腿:“拿人手短,借花獻佛,讓他們自己收吧!”說罷,他朝姚顯儒擠了下眼:“兄弟,夜里給老外‘送溫暖’,行不?”“聽口令辦!”姚顯儒嘿嘿一笑。
2月12日晚,月黑風高。八名工兵分為四組,攜帶二十四枚拆除后的跳雷,悄悄潛到敵陣通向供應公路的必經小道。美軍的原有標記他們熟得不能再熟,大家索性避開這些點,把雷埋在“看似安全”的草叢邊、彈坑里。插好引信,掩埋完畢,再把土拍平,連腳印都抹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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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亮前,本該換防的美軍巡邏列隊出發。先頭士兵一腳踩下,轟然巨響,沖天土柱夾著破片直飛半空。緊接著數十秒內,三聲接三聲,慘叫此起彼伏。后續部隊嚇懵了,望著腳下荒草,哪敢再向前邁?坐在坑道口的志愿軍們聽著動靜,低聲對視,一串壞笑。
更巧的是,一周后,美軍派出排雷分隊。他們剛蹲下身,一條狹細的引信線在陽光下閃了閃——有人沒敢繼續。可是新換陣位的曲折交通壕里,照樣被莫名其妙地炸掉了探燈和鐵鍬。美軍工兵頭目大罵:“東方鬼魅!”
一傳十、十傳百,“偷雷”本領在189師、在志愿軍各部口耳相傳。每晚收集、每日“回禮”,成了各連之間暗中比拼的小樂子。不到四個月,前沿統計光是566團就拆除敵雷一千二百余枚,反用三百多枚置敵于死傷,迫使美軍不得不把雷區整體后撤二百米。
美軍戰報中出現了罕見字眼:“對方疑似掌握新式偵測技術。”其實不過是一群來自西北、華北、東北的青年用牙齒、銼刀和膽量干出來的小把戲。姚顯儒因此榮記二等功,師首長簽批“排雷尖兵”紅色獎狀,他卻在坑道口憨笑:“不還回去,多占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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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后總結會上,軍區工程兵領導專程找到他,詳細記錄每個動作要領——“先探絲、后剪線、穩托、慢擰、分解、編號”——一點不落地寫進了教材。多年后,在滇南、在邊境雷場,這套經驗救下了無數掃雷官兵的命。
姚顯儒本人退役時才三十六歲,胸前獎章不多,卻件件壓手。他回到甘肅老家務農,鄉親們提起他,總說一句:“老姚脾氣倔,卻是見過洋鬼子地雷的人。”他只是擺手:“那會兒年輕,不懂怕。”
戰爭帶來廢墟,也留下技藝。拆雷術從志愿軍山谷坑道一路走進軍校課堂;那一麻袋沉甸甸的M3,為后輩開了生死課堂。戰士們當年悄悄埋下的,不止是炸藥,更是膽識與智慧的火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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