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耀武帶兵進入龍虎山：那些封印的壇子，真裝過宋江等梁山好漢？

1940年前后，在長沙、南昌一帶的老兵茶館里，常有人提起一樁“奇事”：說是抗戰最激烈的時候，有位黃埔出身的名將，打完惡仗不久，偏偏帶著部下跑去江西龍虎山，看張天師、看鎮妖井、看那些貼著黃符的壇壇罐罐。有人半信半疑，有人搖頭冷笑，但有一件事大家說得都一樣——這位將軍姓王，山東大漢，后來當了七十四軍軍長。

說的，就是王耀武。

有意思的是，這位在戰場上以悍勇著稱的軍人，面對龍虎山天師府里那些封了口的壇子，居然也沒敢讓人打開。按他的原話，就是一個“玩笑”——但誰都知道，那會兒天下局勢已經夠亂，再往外“放點東西”，哪怕只是說說而已，也總讓人心里發毛。

一九三八年的冬天，正是這一趟龍虎山之行，把《水滸傳》里“洪太尉誤走妖魔”的虛構，和《宋史》中的“宋江三十六人橫行齊魏”的記載，拉到了一處。小說里的妖魔、石碑、石龜、石板，與史書中的宋江、張叔夜，再加上被戰火裹挾的王耀武、曹聚仁、張天師，幾條線慢慢就纏在一起了。

一、疆場名將上龍虎山：戰亂之中拜訪“張天師”

一九三八年，淞滬會戰已過去一年多，武漢會戰尚未落幕，全國戰火連綿。就在這一年冬天，時任七十四軍副軍長兼五十一師師長的王耀武，從前線抽身暫歇，到了江西一帶。陪同他游覽龍虎山的，是戰地記者曹聚仁，還有當時道門中赫赫有名的第六十三代張天師。

張天師所在的龍虎山，自東漢張道陵起家，到宋徽宗時已是天師道的象征。宋徽宗宣和年間的第三十代天師張繼先，善行“五雷正法”，在朝中頗受尊崇。到了明太祖朱元璋時，“天師”之號曾被認為褻瀆天尊而一度革除，改稱“真人”。而到了民國，這一脈傳承仍在，龍虎山天師府香火不絕。

曹聚仁在當天的記述里說，他們被引進天師府，在殿內、偏房，見到不少封口的壇子。壇口上貼著符箓，封得嚴嚴實實。張天師對眾人說，壇中裝的，都是“收捉來的妖魔”。這句話，放在亂世里聽著，多少有點諷刺意味。

王耀武聽完，半哂半信，嘴上打趣：“要不打開一個看看？”他這話，既像試探，又像玩笑。張天師自然不會答應。曹聚仁后來回憶，說王耀武其實心知肚明——真要打開，他也不會硬去看。抗戰打到一九三八年，北方多地已淪陷，南昌上空不時有日機盤旋，天下已經夠“妖魔橫行”，再多幾壇“妖魔”，戲說可以，當真就有些寒人。

曹聚仁忍不住賦詩一首：“空祭斬妖劍，登臺鬼畫符。六州百魔出，一窟聚洪都。”幾句詩里，把龍虎山的壇壇罐罐，寫得陰風微起，又借“百魔”隱約照出當時亂世群雄、列強虎視之象。

王耀武則更實際。他在龍虎山除了看壇子，還看了所謂“鎮妖井”，按說是用來壓制妖氣的地方。他照例喝了口井水，半開玩笑說，這井要真能鎮妖，干脆把倭寇全塞進去，封個干干凈凈。聽上去豪氣，其實隱著一股無奈。

讓人在意的是，這位山東大漢出身的黃埔將領，對《水滸傳》、對宋江梁山，興趣不小。他不是書齋里的“水滸迷”，卻來自泰安農家，少年時受私塾老師張寶亭啟蒙，山東鄉間那些梁山好漢的傳說、石碣的故事，自小耳濡目染。一個在戰場上歷過生死的軍人，在戰亂之中走到龍虎山，再聽張天師說壇中是“妖魔”，心里自然而然會把天師、封印、宋江等影子串起來。

二、《宋史》《水滸》與龍虎山：張天師、石碑和宋江三十六人

要說龍虎山上的壇子究竟裝過什么，沒人敢打包票。但如果從史書和小說往回捋，龍虎山這條線，確實和宋江“搭得上話”。

宋徽宗朝，《宋史·徽宗本紀》中明確記載了宋江盜伙。“宣和三年二月，淮南盜宋江等犯淮陽軍……又犯京東、河北，入楚、海州界。”另有《宋史·張叔夜傳》，對宋江勢力也有描摹：“江以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官軍數萬，無敢抗者。”這里點出一個關鍵數字——三十六人。

《水滸傳》寫梁山泊，有“一百單八將”的說法，這個數字后世耳熟能詳。可在官方史書里，宋江身邊只有“三十六人橫行齊魏”。多出來的七十二人，大多是小說家和民間傳說的續添。換句話說，梁山一百零八好漢的格局，是在“宋江三十六人”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

這一點，似乎在元代一塊出土石碑上也有影子。元惠宗年間，孔子后裔孔齊在《至正直記》中記下自己在高郵見過的一塊唐碑，碑上有一句：“三十六，十八子，寅卯年，至辰巳，合修張掖同音列……”這段話解釋空間很大，但“ 三十六”“十八”這樣的數字組合，觸動了許多好古之人的聯想。有人就把它與“宋江三十六人”和“水滸一百八人”聯系起來，認為民間早有類似數目象征，只是后來借用到了梁山故事中。

張天師的影子更明顯。小說《水滸傳》開篇，以“洪太尉誤走妖魔”為引子。童子張天師在龍虎山鎮壓“一百零八魔星”，封印在石碑之下，以石龜承碑，再以青石板封口。洪太尉一行在龍虎山酒醉念咒，把石碑、石龜、石板挪動，結果封印松動，一百零八星飛上天去，改投人間，落草梁山。

這一套說法看著玄，其實暗藏寓意。封印妖魔的“張天師”，不少研究者認為有象征性，很可能影射北宋宣和年間與宋江有直接關系的朝廷重臣。名字上最容易讓人想到的，是“張叔夜”。張叔夜，字仲舉，徽猷閣待制，曾任海州知州，在平定宋江等盜中立下大功。宋江最后選擇招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梁山副帥李進義落到張叔夜手里。要保住兄弟性命，就必須交出兵權、接受朝廷招撫。

在《水滸傳》的藝術處理里，招安前的梁山，靠的是“天命星宿”聚義；招安的轉折，實則是“石碑搬動”“封印破裂”。如果把張天師看作張叔夜的化身，“鎮壓魔星”的故事，就變成張叔夜在史實中“招降宋江”的隱喻。梁山好漢的“星宿”能上天，也就能被朝廷收回；封印一開，人間戰亂，就不可收拾。

王耀武這趟龍虎山之行，正是站在這種“歷史與傳說的交叉口”上。他聽張天師說壇子封了妖魔，會想到的是“天下不寧”“兵燹四起”；他看鎮妖井，會自然聯想起戰場上的日軍；而“張天師”的名號，落在一個山東將領耳里，很難不勾出“張叔夜”“宋江三十六人”的舊事。

不得不說，這種跨越八百年的聯想，未必嚴謹，卻有一種亂世特有的味道：史書中的宋江在北宋宣和年間被招安，傳奇中的梁山在小說里百戰而勝，到了民國，現實中的軍人站在龍虎山天師府前，面對貼符的壇子，卻誰也不敢說“打開看看”。

三、石碑、石龜、石板與梁山頭領：小說背后的暗線

再往下看《水滸傳》第一回，會發現作者在“妖魔封印”的描寫上頗下工夫。石碑、石龜、石板，不是隨手帶過的擺設，而是一個個有象征意味的“道具”。

封妖石碑，立在龍虎山之巔，下面是一只石龜馱著，前面有一塊青石板封鎮。一百零八魔星被壓在石碑之下，靠天師道法才能鎖住。洪太尉到了龍虎山，醉酒失儀，命人搬動石碑、移走石板，結果封印大破，群星騰空。

這三樣東西，如果對照梁山聚義的過程，倒也能找到幾處暗合之處。

其一，石碑象征“法統”與“名分”。梁山好漢聚義，不能只靠草莽身份，總得有個說法。小說中的“白衣秀士”王倫，是梁山最早的寨主。他出身讀書人，自恃文名，態度又謹慎多疑。王倫后來被晁蓋殺死，表面看是個人恩怨，實際上也像是一塊“舊石碑”被推倒，為新的勢力騰地方。

傳說中，有說法稱王倫曾馱碑而行，借碑鎮住梁山氣數。雖屬民間附會，卻暗合了一個事實：沒有最初那批人打下基業，后來的宋江沒處落腳。換句話說，王倫這塊“石碑”若不曾被豎立，后來的“一百零八星”根本沒有聚集的平臺。小說安排他死于內斗，實際上是借一個舊碑被推翻，來開啟新的篇章。

其二，石龜寓意“承載”和“氣運”。在中國傳統象征體系里，龜常常與長壽、承載、鎮壓聯系在一起。石碑若無石龜馱著，立不穩；梁山若無中間一批肩挑梁梁的骨干，天下聞名無從談起。

這里就繞到了羅真人與公孫勝的那條線。公孫勝本是羅真人門下，學得一身道法，本該終身修行，卻被師父派下山，參與“智取生辰綱”。七星聚義的關鍵人物，從此到位。羅真人這一“點將”，等于在梁山下面托了一個“石龜”——讓原本零散的好漢，有機會圍繞一樁大案結成氣候。

羅真人本人在小說中出場不多，但其功能不小。沒有這位道士出手，晁蓋一伙劫走生辰綱的成功率非常有限。而“智取生辰綱”一役，又是梁山聲望真正打出去的開端。這樣看來，道門與梁山的因緣，并不只是龍虎山“封妖”的一段虛構，而是小說借用道家符號，把民間武裝結黨的“氣運”寄托其上。

其三，石板對應“遮掩”與“門檻”。《水滸傳》里，有一段頗耐人尋味的情節：晁蓋等人在梁山上立住腳跟后，晁蓋后來在曾頭市偷襲中中箭身亡，宋江接過了梁山寨主之位。宋江能替晁蓋“坐頭把交椅”，往往被解讀為“搬開石板”的結果。

晁蓋在梁山時，是一個極有威望的頭領，但對宋江并不完全放心，兩人之間有微妙的權力角力。晁蓋之死，看似意外，實則為宋江讓路。石板一旦被挪開，下面的東西才會露頭。宋江由“濟州押司”轉為梁山首領，象征地位的躍遷，是建立在前任隕落的基礎上的。民間許多說法，將晁蓋視作梁山真正的“正統”，宋江則是后來“接盤”的那一個，這正像是封印之物被人為搬動后引發的新局。

從這個角度再回頭看“洪太尉誤走妖魔”，就不那么簡單是“喝醉誤事”了。天師府的石碑、石龜、石板，是為了封鎮一百零八魔星；朝廷的制度、官員的把持、對地方武裝的壓制，何嘗不是一塊塊橫在梁山好漢頭上的“石板”？有人醉心權力，有人失察時局，板一搬，碑一倒，下面積蓄已久的力量傾巢而出，天下從此多了一股難以收拾的亂流。

王耀武若在龍虎山聽人講到這些典故，大概會點頭：軍人最清楚，一旦某個“封印”被無意或有意撕開，后面失控的局面，不是輕輕一句“誤走妖魔”能概括的。

再說回那一百零八星。宋史中的宋江只有三十六人，施耐庵給他添了七十二員好漢，讓梁山從一支強盜集團變成了一座“天命群星”的舞臺。梁山軍招安后，破遼國、打田虎、滅王慶、征方臘，四大征戰寫得熱鬧。但在宋徽宗的真實朝政里，類似的征伐不過是朝廷內部權力博弈的一部分。梁山好漢被“封”為將，實際上也被封在新的“壇子”里。只是這回不再是龍虎山天師府，而是朝廷的軍制和官僚系統。

宋江的形象，就在這樣的雙重封印中被撕扯。一頭連著《宋史》里“橫行齊魏”的悍匪，一頭連著《水滸》里“忠義兩全”的義士。到了清末民初，宋江的形象又有了新的變化。北方不少軍閥、土匪頭目，把他當成“強盜祖師爺”，甚至供起牌位。孫殿英據說就備著兩套畫像——一套是老蔣，一套是宋江。有人來視察，就掛“委員長”；平日里香火，還是燒給梁山泊的黑宋公明。這些行為未必都可信到字字無疑，但民間流傳中宋江的威望，其實挺能說明問題。

王耀武是黃埔三期，正規軍人，虎將出身，對梁山好漢卻并不排斥。對他來說，宋江之招安，是迫于現實的理性選擇。史書記載，宋江最終放下武器，除了形勢已不可為，很大程度也是為了救副帥李進義性命。若不繳械，兄弟不保，結局只會更慘。這樣的人，哪怕曾經“為盜”，在不少軍人眼里，反倒有一份“講義氣”的影子。

這樣一來，龍虎山“裝妖魔的壇子”，在王耀武眼里，就自然不單是神怪故事的道具，而可以當成歷史上各類人物命運的隱喻。壇子封得住什么？封得住妖？封得住才氣？還是封得住那些既不能徹底擁抱朝廷，又不能放手江湖的“宋江們”？

如果把這一層意思看進去，王耀武沒有堅持讓張天師打開壇子，倒顯得格外耐人尋味。

龍虎山上的那些壇子，終究沒人去驗明正身。壇口的符箓，貼了多少年，也說不清。可圍繞著它，人們講了許多故事——張天師鎮妖，洪太尉誤行，梁山泊聚義，宋江三十六人，張叔夜招降，羅真人點將，王倫馱碑，晁蓋讓位，施耐庵落筆，吳承恩、羅貫中等人的文筆互相映照，再到民國年代軍人、記者游走其間，在亂世縫隙里看這些舊物、談這些舊事。

王耀武那一趟龍虎山之行，表面只是戰事間隙的一次游覽，實際卻留下了不少值得順藤摸瓜的線索。人沒有再去開壇驗妖，歷史也沒有給出明確答案。壇子里到底裝過什么，可能只有龍虎山上的風知道。對讀書人來說，與其真去找妖，不如繼續去讀《宋史》《水滸》，順著張天師、石碑、石龜、石板這些線索，一點一點把那段被封、被壓、被搬動過的故事捋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