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慕安會上遭美國副總統公開指責，今年歐洲決定集體反擊

這是2月9日在德國柏林拍攝的《2026年慕尼黑安全報告》發布會現場。 新華社發

2月13日至15日，第62屆慕尼黑安全會議（慕安會）將在德國舉行，來自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上千名代表正陸續抵達慕尼黑，其中包括約60位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作為跨大西洋安全合作的重要平臺，慕安會已成為國際戰略和安全領域的重要年度論壇之一，其會前發布的年度安全報告更是全球安全領域的風向標。今年的報告以“正遭摧毀”為題，首次將美國定義為戰后國際秩序“最引人注目的破壞者”，為會議奠定了濃重的悲觀基調。

美歐路線不可調和

報告認為，世界已進入“破壞性政治”時代，二戰后建立的國際秩序正面臨瓦解，而推動這一進程最突出的國家，正是曾經的秩序構建者美國。這一論斷，既是歐洲對美國特朗普政府政策的集體評判，更是歐洲對自身安全環境的重新認知——依賴美國安全保護的時代，已然一去不復返。它折射出歐洲對美歐同盟關系的深刻焦慮，歐洲正被迫直面跨大西洋關系的結構性裂痕，開啟對自身戰略自主的艱難探索。

歐洲對美認知的轉變，在特朗普兩個任期的對比中尤為鮮明。如果說特朗普第一任期內，美歐關系的裂痕尚被歐洲視作“可修復的利益摩擦”，歐洲彼時雖提出戰略自主，卻仍對美采取觀望、遷就的被動姿態；那么其第二任期，格陵蘭島領土爭議、美國對歐懲罰性關稅、公然支持歐洲極右翼勢力等一系列行為，讓歐洲徹底認清，美歐分歧已從利益層面上升至生存層面。當丹麥首相直言美國若以武力奪取格陵蘭島，將意味著北約聯盟正式終結時，歐洲內部已對歐美關系形成共識：特朗普政府的“單邊的交易式外交”思維，與歐洲堅持的國際規則與多邊原則有著根本對立，美歐差異已演變為不可調和的路線分歧。

2025年的慕安會上，美國副總統萬斯對歐洲的公然指責，曾讓歐洲倍感震驚；而今年歐洲以報告為武器集體向美發聲，彰顯的不僅是態度的轉變，更是對美國政策的全面反擊。特朗普政府去年年底發布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不僅公然支持敵視歐洲現任政府的團體，甚至稱歐洲移民政策可能導致“文明消亡”。這種直接干涉歐洲內部事務的行為，讓歐洲意識到美國早已不再是歐洲的“安全保障者”，而已成為歐洲政治生態的破壞者。歐洲的妥協戰略已接近極限，格陵蘭島危機的處理正是歐洲以堅定立場加實用主義外交戰術，擺脫對美依附的嘗試。

歐洲內部仍存掣肘

面對跨大西洋關系的變局，歐洲正從軍事、經貿、全球治理三大領域發力，試圖構建自身戰略韌性，卻始終難避內部分歧的掣肘。軍事上，2021至2025年歐洲北約成員國國防預算增長約41%，共同防務基金、“魏瑪三角”機制、旨在取代美國“星鏈”的IRIS2通信衛星系統等均在過去一年里得到推動。但歐洲國防建設仍深陷困境：2022至2024年，歐洲北約成員國裝備支出的51%流向美國，在“愛國者”導彈、F-35戰斗機以及軍事情報衛星網絡等美制裝備上，歐洲仍對美高度依賴，而其2007年設定的聯合武器采購目標至今未達成，法德核心分歧更讓歐洲國防整合步履維艱。

經貿領域，歐盟領導人在慕安會召開前一天舉辦了一場“競爭力”峰會，商討在以規則為基礎的世界秩序日漸瓦解之際，如何與世界主要經濟體展開競爭，重新成為全球力量中心之一。峰會重點討論了競爭力、產業政策和投資問題，意大利前總理萊塔呼吁2028年前完成歐盟共同單一市場建設，馮德萊恩力推“歐洲制造”戰略，試圖在關鍵產業設置“歐洲含量”門檻，馬克龍更是主張發行歐元債券，彌補每年1.2萬億歐元的投資需求。但分歧同樣顯著：德國認為提升生產力遠比新增債務更重要；“歐洲制造”戰略也遭到部分國家質疑，法德在與南方共同市場貿易協議上的分歧，更暴露出歐洲經濟一體化的深層障礙。

在全球治理領域，歐洲雖強調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在美方違背國際法時多次表達反對立場，卻始終難以形成統一的外交聲音。缺乏兼具戰略眼光與協調能力的政治領袖、難以放下意識形態偏見等，都讓歐洲難以成為真正獨立的全球治理參與者。

然而，盡管本屆慕安會的悲觀基調前所未有，卻也并非歐洲戰略自主的終點。此前也曾有過的馬克龍“北約腦死亡論”，以及丹麥首相近期提出的“北約終結論”等言論，與其說是對美國的抗議，毋寧說是歐洲對自身的警醒與自省——特朗普政府帶來的陣痛，雖讓歐洲陷入集體焦慮，卻也讓其看清了歐洲一體化的短板與對美依賴的脆弱性。歐洲并非沒有破局的資本，其在區域治理中積累的深厚底蘊、區域經濟的整合基礎、多邊合作的價值共識，都是構建戰略自主的重要支撐。而本屆慕安會將歐洲安全、戰略自主等議題列為核心，更說明歐洲正以務實的態度籌劃未來。

不可否認，歐洲短期內難以實現真正的團結與自主，內部分歧、工業碎片化、對美技術與能源依賴，都是亟待跨越的障礙。但跨大西洋關系的質變，已讓歐洲別無選擇：唯有摒棄“美主歐從”的固有思維，彌合內部分歧，推動國防、經濟、外交的深度整合，才能在新的大國格局中掌握自身命運。當歐洲真正意識到，其安全與發展的答案不在華盛頓，而在布魯塞爾，在歐洲各國的協同合作中，跨大西洋關系的新平衡、歐洲的新未來，才有可能真正到來。

（作者系上海政法學院政府管理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