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聽話就撤證、不配合就起訴：新聞界陷入至暗，川普又想鬧什么？

亞馬遜帝國的執掌者、億萬富翁杰夫·貝佐斯從格雷厄姆家族手中收購《華盛頓郵報》時，曾許諾要為這間老牌報社開啟一個“黃金時代”。此前，在唐納德·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僅一個月后，《華盛頓郵報》便啟用了“民主死于黑暗”作為其官方格言，這既是對當時特朗普威權主義傾向的警示，也反映了公眾對外國勢力干預2016年大選的憂慮。

自貝佐斯入主以來，《華盛頓郵報》已逐漸淪為美國民主倒退浪潮的縮影。隨著特朗普在2024年再次入主白宮的可能性不斷攀升，這種倒退甚至呈現出加速態勢。在接手初期的巨額投入與大規模招聘之后，貝佐斯如今正坐視這份報紙陷入長期的衰敗之中。

在那年的總統選舉前夕，該報打破了長達36年的傳統慣例，拒絕支持任何一位候選人。考慮到該報深厚的自由主義傳統，外界普遍認為這一舉動事實上是對民主黨候選人卡馬拉·哈里斯的背棄。

自特朗普重返權力巔峰以來，《華盛頓郵報》的退縮跡象愈發彰顯。其中包括壓制了普利策獎得主安·特爾納斯創作的一幅諷刺畫——該作品尖銳批評了特朗普與科技巨頭間的利益鏈條；此外，報社還重新調整了評論版面的基調，將重心全面轉向“個人自由與自由市場”。據內部統計，這些立場偏轉已導致該報流失了數以萬計的忠實訂閱用戶。

特朗普對特定媒體的敵意由來已久。在其第一個任期內，他頻繁利用社交平臺將主流媒體貼上“人民公敵”的標簽。這種敵意不僅針對機構，更精準打擊個人，他曾多次羞辱“失敗的紐約時報”，并與有線電視新聞網記者吉姆·阿科斯塔爆發激烈沖突。

在第二個任期內，這種攻擊性非但沒有收斂，反而變本加厲，其真實影響往往被白宮發布的密集新聞所掩蓋。目前的美國媒體自由正遭受著來自三個維度的系統性圍剿：信息渠道的封鎖、記者人身安全的受威脅以及利用法律武器壓制異見。

自特朗普開啟第二任期以來，各種限制措施便接踵而至。不到一個月，美聯社就因為拒絕執行一項荒誕的行政命令——即拒絕將墨西哥灣更名為“美洲灣”——而喪失了進入橢圓形辦公室和搭乘空軍一號的特權，這意味著他們失去了與總統直接接觸的核心報道權。

隨后，記者證的發放規定被迅速收緊。同年10月，新任陸軍部長皮特·赫格塞斯公開宣布，今后在五角大樓內駐點的記者只能復述政府的官方聲明。此舉引發了主流媒體的集體抗議，許多記者憤而上交證件。作為回應，赫格塞斯宣布組建所謂的“下一代五角大樓記者團”，而其成員幾乎清一色來自極右翼媒體。

一線記者的執業風險同樣在飆升。在2025年10月的“反對國王”示威活動中，發生了多起執法部門對持證記者動用武力的惡性事件。緊接著在11月，白宮通過上線“恥辱榜”網站進一步施壓，點名批評那些被其指控為“歪曲政府形象”的記者及媒體機構。

在第二個任期的首年，特朗普政府還向媒體界發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法律攻勢。這位總統親自提起了多起訴訟，指控那些他不喜歡的媒體機構存在所謂“報道偏見”。

派拉蒙影業被迫達成了一項價值1600萬美元的和解協議，原因是在《60分鐘》節目采訪中，特朗普指責其存在嚴重偏見。這起和解案背后隱藏著更為深層的利益博弈：派拉蒙當時正涉及一項價值84億美元的合并案，而審批權掌握在聯邦通信委員會手中，該機構的主席布倫丹·卡爾正是特朗普的鐵桿盟友。

此外，總統還將法律長劍指向了《華爾街日報》和英國廣播公司。針對后者的訴訟直接導致了英國廣播公司總干事蒂姆·戴維和新聞主管黛博拉·特內斯的被迫辭職。截至去年中期，與特朗普相關的媒體誹謗及訴訟數量已追平美國歷史上的年度最高紀錄。

這些事態發展清晰地揭示了美國民主體制所承受的系統性壓力。這些歷史悠久的媒體機構在獨立性被不斷蠶食的情況下，只能在生存邊緣苦苦掙扎。

跨國比較研究一致表明，由于記者處于社會監督的最前線，他們往往是威權行動中最先被定點打擊的目標。對信息的絕對控制，始終是威權政治走向成功的核心關鍵。

面對這種嚴峻形勢，新聞界和媒體機構應當如何自處？唯有團結一致方能抵御嚴寒。約350家美國報紙曾聯合發起捍衛新聞獨立的行動，抵制特朗普關于“假新聞”的無端指責。那次行動最終促使美國參議院通過了一項支持新聞自由的決議，重申“媒體不是人民的敵人”。

現在的危險在于，這種針對媒體監督權的結構性暴力正在變得常態化。如果聯邦政府對新聞業的蔑視持續滲透并洗腦公眾，那么原本就難以在信息洪流中辨別真偽的民眾，雙眼將被徹底蒙蔽，而美國民主也必將在光天化日之下陷入永恒的黑暗。

克里斯汀·斯卡雷·奧格雷特

奧斯陸都市大學新聞與媒體研究教授

莉婭·赫爾穆勒

倫敦大學圣喬治城市學院副教授兼研究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