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活了八十六歲,卻做了五十一年走狗。
1951年6月,一個穿對襟長衫、留著白胡子的老人被五花大綁的押進刑場,胸前掛著一塊木牌:大漢奸。
他叫張本政,自稱“皇民”,受勛“五等”,曾被天皇親召,腰板挺得比關東軍還硬。
那時候,當地百姓誰沒聽說過“張本政一跺腳,全州(日寇統治時期稱為關東州)亂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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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原不過是市井之中一個油滑小販。1892年,二十七歲的他與人合伙在旅順開雜貨鋪“通裕號”,終因本小利微,兩年后歇業回鄉。
若命途至此,也不過是一個窮人破產的尋常結局,至多唏噓一二。
可惜他遇上了一個日軍特務,從此走上了令人唾棄的道路。
甲午戰爭前夕,日本派高橋藤兵衛以“商人”之名潛入旅順,打探情報。
高橋物色助手時,發現了一直郁郁不得志的張本政,兩人一拍即合,在黃泥川開了一家酒館。
張本政欣然就職,從跑堂做起,干得勤快,打聽得周全,不出數月,便已為高橋信任,成為左右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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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張本政便一發不可收。
甲午開戰,日軍南侵,張本政以“本地熟人”之便,為高橋刺探軍情,提供旅順口、大連灣等要地情報,極力協助其攻占中國海防,堪稱罪無可赦。
日軍兵臨城下,他未逃,反引兵為嚮導,攻城掠地,如入無人之境。
后來日軍奪旅順,高橋晉升,張本政也隨之得勢,掌管“代理行”出納與對外事務,儼然一副“新朝之人”的姿態。
三國干涉還遼,日軍被迫退兵,張本政又隨高橋轉戰山東,駐威海衛、移煙臺。
表面仍做生意,實則為日方廣收沙俄情報,暗通敵意。
1897年,他在煙臺開設“德合洋行”,自任支配人。開始自營輪運,購日本舊船,穿梭于膠遼沿海,煤糧貨運皆攬入懷中,為敵運兵、察情之用。
日俄戰爭再起,他又充當日軍先導,引兵打旅順,血未干、仇未雪,他卻早已投敵成性,甘為走卒,毫無羞恥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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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后,日本人以“賞功”名義,將兩艘俄輪低價賣于張本政,此人頓成航運之主。
他將煙臺“德合洋行”改名為“政記公司”,輪船日增,航線日廣。數年間,由兩船擴張至三十二船,橫行黃渤海各口岸,壟斷貨運,控制碼頭,逼退華商,收租逐利。
政記公司一躍而為中國北方航運之巨擘,而背后,全靠日寇撐腰,全靠張本政不斷“效忠”。
他霸人民之產,買官斷路;斂民族之財,養敵人之兵。
昔日趕腳佃戶,今日百萬富翁。土地在手,輪船滿港;倉儲為他,碼頭為他,連岸邊起落的吊車,也得聽他指揮。
他一次次投敵,一次次邀寵。每逢敵軍興兵,他便先獻地圖;每有要務機密,他便搶先密報。
靠的是伺機投機,恃勢欺人;換的是百姓財產,民族尊嚴。
張本政的財富,是船,是地,是樓,是金銀——但更是人血,是骨,是漢奸賣魂之后的狗骨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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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靠日本人起家,靠中國人發財,又靠中國人的命,討日本人的笑。
“九一八”事變,東北陷落,山河破碎。彼時,百姓之血尚未干,白山黑水間的槍聲未停,抗日義勇軍浴血苦斗,誓不低頭。
而張本政,卻連夜趕去“報喜”——他送金獻策,替敵殺人,殺的是那群誓死保土的中國人。
“七七”之變,華北危急,日軍鐵蹄再度南侵。正當萬眾一心、共赴國難之際,張本政卻如同守在門外的狗,一聽主子口哨響便搖尾而進。
他不僅未曾遲疑,反倒“神勇”非常:將名下二十六艘輪船悉數交予日本,供其運兵、載械,助其屠城破寨,殺我同胞,燒我鄉土。
抗戰最慘烈之時,他仍不知收斂,反而更甚。他發起“獻納飛機”運動,強迫平民捐金,供敵人造出四十余架戰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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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機起飛那日,他笑得極為滿足,親赴日本參加“命名典禮”。“忠臣”不嫌多事,自愿為寇冠名。
一九四二年,太平洋戰火蔓延,日寇兵力告急。張本政再次慷慨“輸誠”——將三十二艘輪船,一并交予日軍調遣,其總容量達四萬四千余噸。不僅如此,他還強迫海員為敵賣命。反抗者一律整治,甚至滅口。
桑景瑞是“成利號”的海員,只因拒絕投敵,便被張本政送往憲兵司令部,遭電刑拷打,最后被押往南洋,從此音訊皆無。
馬吉盛,沙河口區居民之父,也不過是遞了辭呈,就被毆打致死。中山區的唐發,更被張本政的侄子張吉亭當眾打死,尸體尚未涼透,他便命人偽造診斷書,蓋章寫上“病故”,輕輕揭過。
諸如此類,死者難計,冤魂遍地。而他張本政,既送船、又獻金,還拱手將整整一代青壯年推入火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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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不完全統計,他在“七七”事變之后,三次大額“獻金”,共四十七萬日元;逼民眾“捐獻”者,高達兩億五千萬,血汗換來的是敵人的炸彈。
錢還嫌不夠,他干脆自任“大連中央儲蓄組合長”,強征七十多萬日元“戰時儲蓄”;遭民眾抵制后,便改口收“戶別割”,即“人頭稅”——活著的就得交錢,不交,便死。
錢糧歸敵,百姓餓死;他卻大發宏論,說要“節衣縮食”,“耿誠奉公”,要“吃橡子面、石膏粉以代糧”。一面口口聲聲“赤誠保國”,一面背地將百姓逼入絕境——不是斷炊餓死,便是賣兒葬父。
可惜這些還不夠。他又以“興亞奉公聯盟顧問”之名,強令學生放下課本,走入工廠,投身敵寇之勞役;持續二年,民怨沸騰。
他還圖謀發動“精神總動員”,讓青年學生成立“敢死隊”,為日軍效命。
所幸,蘇軍出兵東北,這一毒計未能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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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本政不但在政治上為侵略者張目,使其統治得以深入;又在軍事上供給兵力、運輸、財力,使屠殺得以延續;更在言論之中竭力粉飾侵略,把奴役說成恩賜,把戰爭說成“圣業”,以此愚弄百姓,擾亂人心。
當中國人民在硝煙與饑寒之間奮起抗爭之時,他卻借敵偽宣傳工具,大肆宣揚所謂“大東亞圣戰”。
他說世界紛亂,唯有皇軍奮戰四方;他說州民當覺悟,當獻金出力;他說前線殺敵自有皇軍,后方守護須賴順民。
此種顛倒黑白之術,他居然運用自如,毫不羞慚。
尤為狠毒者,在他身任學校董事之時,竟公然要求青年與兒童不得再說中國話,只許使用所謂“大和之語”。
此等毒計,比槍炮更深。
侵略者自然以獎章相報。褒狀數次,勛章數枚,自督察至親王,層層頒賜;更得覲見天皇,受“五等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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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閃亮金屬,每一枚都沾著同胞之血,每一紙都寫著民族之辱。
日寇投降之后,他仍未醒悟。
解放之聲漸起,他卻繼續鼓吹舊論,妄圖維持殘余統治,死心塌地依附已然崩塌的舊主。
1947年,大連地方法院以附逆禍國罪判其有期徒刑十二年,因年老多病暫緩執行。
權勢雖去,可是他的財富猶存:銀行存款百萬余,土地千畝,房屋近兩千間。
此等家業,從何而來,人盡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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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苦求前往日本,卻被冷然拒絕。昔日主子賜他榮華,不過因尚有利用;今日棄之不顧,方顯本色。
無所依附之下,他又轉而勾連蔣系勢力,使子孫投身特務組織,于舊公司中暗行陰事,藏匿槍械。
至八十二歲高齡,仍輾轉上海、天津、沈陽,企圖糾合舊部,負隅頑抗。
他在大連的舊居,高墻深院,樓宇華麗,曾盛滿宴飲燈火,也曾堆積金銀田契。
那一磚一瓦,皆取自人民血汗;那一桌一席,皆墊著民族苦難。
1951年,他再次回到大連——這次不再是富商巨賈,而是被押解的罪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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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仇恨無須言說,血債自有回聲。
6月10日,刑場之上,槍聲響起之際,一段依附侵略、背棄民族的人生終于終結。
賣國者或能得勢一時,卻終究難逃歷史之審判;
倘若良知尚存于世,則血債終須以血償。
國家可亡而復興,山河可碎而重整;
唯有靈魂一旦自棄,便萬劫難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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