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的監護室只亮一盞小燈,她支起手機,手指顫抖著敲下一行字:“余生好好走”。那是2016年春晚彩排后倒在后臺的第三天,她才肯正視體內那顆“定時炸彈”——急性腎衰竭。
很多觀眾提到央視女主持,會立刻想到董卿、周濤,卻忘了《開心辭典》里那個眨眼提醒選手“砸金蛋”的王小丫。當年的她一天能同時趕三檔節目,后臺拎包、前臺換高跟,像陀螺一樣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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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別以為她一開始就拿著鎂光燈的劇本。四川小城走出的她,高考想讀新聞,分數差一截,陰差陽錯進了經濟系。父親那句“財經同樣需要記者”把女孩推進更窄卻也鋒利的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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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四年,她在報刊副刊蹭版面,凌晨寫稿、清晨蹭第一班公交送稿。一紙畢業證換來的卻是“報社解散”四個大字,27歲的她突然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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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轉行,她卻背上行李北上再讀播音進修班。普通話不過關,她每天貼一張生僻字卡片在地鐵扶手上背;嗓子啞了就含冰塊練氣息。教室熄燈后她常獨自對著窗戶念新聞稿,樓下保安以為鬧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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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修期末,央視來挑實習生。面試現場她一口氣分析國際油價和四川雙流草莓行情,考官愣住——財經新聞還能這么說?第一輪她拿到實習證,也拿到了在北京立足的門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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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名看似很快,代價卻是對身體的“按揭”。2007年她錄《經濟半小時》眩暈,醫生建議休息,她卻把病歷塞進包里轉身進演播室。止痛片、速效救心丸隨同場記本一起塞在高跟鞋里,這是同事們后來才知道的小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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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只看到春晚舞臺和滾動收視率,沒人注意后臺常備的折疊椅。只要燈光一暗,她就抓緊十秒攢體力;燈光一亮,又像什么事都沒發生。高負荷運轉九年,終于在2016年那次倒地,身體不再簽字“續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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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救室外,她丈夫一夜白了頭發。為了給她排水消腫,他每天順著經絡從腳踝按到肩膀,兩小時不間斷。那是她第一次發現,婚姻比收視率耐看也耐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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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析的日子枯燥到只剩滴答水聲。她給自己訂“每日任務”:讀三篇學術論文、學一道新菜、給病友拍一張照片。病房里因此多了迷你讀書會,也多了酸湯肥牛的味道。
身體稍好,她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復出,而是向央視請長期病假。那封請假信只有一句話:“舞臺很大,今天我想先學會坐在觀眾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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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幾年,她只挑零星論壇點評或公益直播。鏡頭前素顏、帆布鞋,一句“別叫我老師”讓學生志愿者尷尬又放松。有人感慨昔日“央視一姐”落差大,她反問:“落差是誰發明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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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復出”發生在大涼山一所海拔兩千米的小學。她把課程表按財經欄目編排:數學叫“成本和收益”,語文課學“表達的杠桿”。孩子們笑她“說話像數錢”,她回敬:“學會數錢,才能守護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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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她募到的第一批書款,沒有買熱門漫畫,而是直接搭建了一套智能圖書角,掃碼借書、自動歸檔,理由簡單:“讓山里的孩子也習慣掃碼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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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析仍在繼續,每周三次,四小時一場。她把這段時間稱“被迫關機”,關機時手機鎖在柜子里,任何人找不到她。她說:“與其讓病痛決定行程,不如把行程寫進治療。”
從名利場撤退后,她愛上逛菜市場。和菜販討論黃瓜的水分比和曾經盤算收視率一樣投入。被認出來是,她會停下挑菜,給對方示范如何挑一顆發音準確的“jué對”——絕對脆的青椒。
有人問她現在還想不想上春晚。她笑著把問題拋回去:“春晚確實大,但不是人人都得住在舞臺中央。角落也亮,只要燈夠真誠。”
王小丫的故事不是勵志劇的標準流程:她有遲到的覺醒,也有不徹底的退場,她仍需終身透析。但正因這種不完美,她才讓更多人相信:跌倒可以不算輸,停下來也未必是退。
對身處高速通道的我們,她留下兩條私房經驗。第一,身體的報警燈一旦亮起,別用忙碌當手。第二,別讓職業角色擠占全部人設,舞臺之外,得給自己留把折疊椅。
如果哪天你在菜市場看到一個素面朝天的中年女人,邊砍價邊糾正攤主的兒化音,別驚訝,很可能就是她。記得和她打聲招呼,她最喜歡的稱呼其實只是“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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