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一邊松綁對華禁令，一邊逼中國改經濟結構，怕中國賺太多？

怎么來看美國財長讓中國要調整經濟結構這件事？特朗普暫停對華禁令，又說明了什么？

近日，有外媒消息指出，美國特朗普政府擱置了一系列對華關鍵科技安全措施，這些措施包括禁止中國電信在美國開展業務，以及限制向美國數據中心銷售中國設備。例如，暫停了對TP-Link路由器的銷售禁令、中國聯通和中國移動在美國開展互聯網業務的禁令。另外，一項禁止中國電動卡車和電動巴士在美國銷售的禁令也被擱置。

那特朗普此舉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又說明了什么？首先，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這次暫停禁令是在為特朗普計劃中的4月訪華“鋪路”，同時也是中美高層釜山會晤后“貿易休戰”的延續性動作。主要是為了避免激化矛盾、破壞對話氛圍，試圖以“示緩”姿態換取中方在貿易平衡、市場準入等議題上的讓步，本質上就是將政策松綁作為談判籌碼，而非放棄對華競爭目標。

其次，更深層次的原因主要來自美國國內的經濟與政治現實。特朗普第二任期以來，對華全面加征關稅、泛安全化限制的政策，已經對美國自身造成反噬：高關稅推高國內通脹、擠壓制造業與零售業利潤、加重消費者負擔，之前取消小額包裹免稅政策的反復，便是政策反噬的典型案例。同時，美國司法體系也對其單邊關稅舉措形成了約束，國際貿易法院曾裁定其關稅行政令缺乏法律依據，進一步壓縮了極限施壓的空間。加之2026年又正值美國中期大選之年，特朗普需要通過緩和對華經貿摩擦、穩定國內經濟、爭取工商界與選民支持，將對華強硬的“政治表演”讓位于務實的“利益計算”，暫停禁令正是平衡國內壓力與選舉訴求的選擇。

特朗普一邊松綁對華禁令，一邊逼中國改經濟結構，怕中國賺太多？

至于這背后說明的問題，其一，這反映出美國對華“小院高墻”策略的現實困境與內部矛盾。近年來美國試圖以“去風險”為名推動對華科技與產業脫鉤，但在電信、新能源、數據設備等民用領域，中國產業鏈的成本、規模與效率優勢難以替代，強行禁令不僅擾亂了美國自身供應鏈、推高企業成本，還促使中國加快自主創新與市場多元化，反而削弱了美國的影響力，致使局面直接發生反轉。在這種情況下，美國政府內部對此也出現了明顯的分歧：以五角大樓為代表的安全部門仍堅持對華強硬遏制，而財政部、商務部等經濟部門更強調經貿互利。這次暫停禁令，就是經濟務實派暫時占據上風的體現，也說明美國難以在所有領域實現對華“全面脫鉤”。

特朗普一邊松綁對華禁令，一邊逼中國改經濟結構，怕中國賺太多？

其二，從我國的角度來看這件事，美國暫停對華禁令這是我國堅持原則、主動博弈的階段性成果，而不是美國的“恩賜”或“讓步”。如果不是我國始終以平等互利為基礎處理中美分歧，同時在稀土、關鍵技術等領域保有反制能力，讓美方意識到極限施壓只會兩敗俱傷，必須回歸對話協商軌道。依照美國的行事作風，必將是對我國進行窮追猛打，哪里還會有特朗普4月的訪華之行，更不可能有暫停對華禁令這回事。

其三，這次暫停禁令也標志著中美關系進入“競爭中有限緩和、博弈中尋求共存” 的新階段。因為雙方都意識到全面對抗代價過高，愿意在經貿等領域管控分歧、推進務實合作，但美國對華戰略競爭的本質未變，“小院高墻”與遏制打壓仍會長期存在。對中國而言，既要抓住緩和窗口擴大互利合作、穩定外部環境，更要堅定不移推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構建新發展格局，以自身發展的確定性對沖美國政策的不確定性。

特朗普一邊松綁對華禁令，一邊逼中國改經濟結構，怕中國賺太多？

雖然特朗普政府暫停了對華禁令，但同時它們還是提出了一個“要求”，用美國財長貝森特的話說就是，“中國必須調整自身經濟結構，必須解決高達1萬億美元的貿易順差問題”。怎么來看美國的這一要求？表面看上，美方的理由集中在中國對美貿易順差規模、出口導向型經濟特征以及所謂市場開放不足等問題，但實際上其背后是美國長期以來對全球經濟分工的霸權思維，即希望中國停留在中低端產業鏈，維持美國主導的價值鏈格局，而當中國推進產業升級、轉向高質量發展時，美國便將自身結構性矛盾轉嫁給中國，把貿易失衡簡單歸因于中國經濟模式，刻意忽略美國自身高消費、低儲蓄、財政與貿易雙赤字的根源。站在我國自身的立場來說，面對美國的這一無理要求，最核心的原則就是堅持經濟結構調整的自主性，無論是發展路徑、改革節奏、產業政策，始終由自身國情與長遠利益決定，不應被外部壓力裹挾，更不會接受以犧牲發展權為代價的所謂“協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