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見的好東西

高市早苗在日本眾議院選舉中取得的勝利，可以用“歷史性”和“壓倒性”形容。從2025年10月21日她成為日本歷史上第一位女首相，新歷史就已經在書寫了：自1885年日本建立現代內閣制度以來的140年間，這一職位始終由男性壟斷，高市的登頂打破了這一極其堅固的“玻璃天花板”。

如果不考慮日本這個國家的特殊性以及高市的政策主張等因素，我本以為，這也是一次女性的勝利，至少以權力和地位來衡量，這么說大概是沒有問題的。

當然，那些因素不可能不考慮。我沒有看到中文互聯網上有人在這個角度討論日本政壇的這次政治地殼變動。“不能不考慮”也許是原因之一。沉默表明的是“看不見”，或者“當看不見”。

但高市早苗的女性身份并沒有因此缺席。國內社交媒體上，包括一些準官方的新聞媒體產品，很多都強調她的女性角色，或者抨擊她的外貌——一種顯而易見的男性視角。

高市早苗的女性身份在日本國內同樣被“看到”。日本媒體報道說，她最吸引眼球的是“以天生開朗笑容面對逆境的女主角”這一輕小說式的人設。“被攻擊的女性”不是讓她失去信任感，反而成為認同感的來源，這是把她的女性身份當弱點的人未必能預料到的。

如果按照中國國內社交媒體上激烈爭論女權時代標準，這類批評方式是可以接受的嗎？見仁見智吧。但這個話題既然無法脫離政治，甚至涉及國際政治，現實環境中，大部分中國男性也會回避，而女性通常對于這些話題的回避更主動。中國社交媒體上女權議題經常爭論到烽火連三月，但視角集中在日常生活相處之道，對于女性政治地位這類話題卻自覺規避。

東亞文化有深層的儒家父權傳統，日本韓國也不例外。一條周邊新聞可以作為參照坐標。韓國全羅南道珍島郡郡守因在公開場合發表“進口斯里蘭卡、越南女性”等不當言論引發輿論風波，2月9日被韓國執政黨開除黨籍。

但在國外將高市早苗的“成就”視為女性勝利的聲音也不響亮。也許首先可以理解為對既有之物的習以為常吧。日本對女權運動的意義非比一般。大熱電影《好東西》里，“你看過幾本上野千鶴子”成為進步、現代的指代。顯然，上野千鶴子比高市早苗更有象征性。

聯合國婦女署與各國議會聯盟聯合發布的《2025年政治中的女性》（Women in Politics: 2025）中的數據，截至2025年初，全球下院或一院制議會中的女性議員比例僅為27.2%，相較于1995年《北京宣言和行動綱領》通過時的11%有了長足進步，距離實質性的性別平權仍有巨大差距。

而在行政權力頂層，女性突圍更為艱難。截至2025年初，女性擔任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的國家數量僅為25個（涵蓋32名女性領導人）。聯合國婦女署預測，要在最高權力職位上實現性別平等，還需要大約130年的時間。我不知道這個時間怎么算出來的，但按照馬斯克的說法，現在出生的孩子有可能看見那一天到來。

在東亞文化圈，我國臺灣地區絕對位居前列。2024年選舉后，地區立法機構的女性代表比例超過40%，居亞洲之冠，同時在OECD給出的社會制度與性別指數中名列亞洲第一。

但高市早苗的成功被“看不見”，還有另外一個因素。

在學術界、女權主義活動家以及國際觀察家的審視下，高市早苗的執政引發了“代表性悖論”。

高市早苗的成功并非建立在宣揚性別平等或訴諸女性身份政治之上，而是憑借極端保守主義的綱領，展現出極度強硬的鷹派姿態。她在性別政策上是一個保守派，比如堅決反對修改法律以允許已婚夫婦保留各自的姓氏（選擇性夫婦別姓制度），反對同性婚姻。有歷史學者認為，她的當選是以擁護而非挑戰父權制的方式獲得了權力，她比男性政治家更加激進地擁抱保守主義和民族主義，以此向現有的利益集團證明其“忠誠度”與“可靠性”。這種個體成功是以犧牲結構性平權改革為代價的，掩蓋了日本在2025年世界經濟論壇性別鴻溝指數中依然排在第118位的慘淡現實。

結論是：僅僅因為高市早苗是一位女性，無法將她的歷史性大勝直接等同于東亞女性政治地位的全面進步。

與東亞鄰居相比，我們的女性一方面在基層社會治理中，參與度和話語權正獲得前所未有的實質性提升，但在國家權力的核心地帶，是另一幅直觀可見、無需多言的圖景。

中國普遍存在女性法定退休年齡（通常為50或55歲）早于男性（60歲）的規定。雖然高級干部的退休年齡有所放寬，但這種基礎性制度在女性干部漫長的基層和中層（科級、處級、廳局級）升遷過程中，發揮著隱秘而致命的作用。由于面臨更早的退休倒計時，女性干部在同等條件下往往比男性更早被組織部門認定為“缺乏培養潛力”，從而在競爭地方實權崗位時被邊緣化，錯失積累足夠資本的關鍵“年齡窗口”。

為特定群體和對象主張權利、福利，比如女性權利、動物福利，與普遍的公民權利爭取是否可以并行不悖？近些年，很多熱點事件都指向這個問題。就我個人來說，不同權利的爭取當然可以并行不悖，但如果沒有公民權利作為背景，特定群體權利的單兵突破能否持久，恐怕始終要打個問號。

當然，從高市早苗這個案例來看，事情還要復雜得多：即使個體在政治地位上取得了突破，也不見得能代表女性權利運動得到了同步的躍進。

但不論怎么都要承認，離我們最近的東亞社會，女性的權利和地位都已經有了醒目的提升。那么，到130年之后，面對一個男女權利更為平等的世界，我們可以說什么呢？

總不能回一句：“我們歷史上早就有武則天和慈禧太后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