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剛升：是什么導致了社會普遍的道德潰敗？

來源：辛莊課堂

作者：包剛升

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政治學系教授

道德潰敗似乎已經成為常見現象。盡管有人試圖論證這僅是特例，但更多人通過自己的耳濡目染來判斷真實的道德狀況。在鳳凰網組織的一項超過10萬人參與的調查中，竟然有87.7%的網民不同意中國“主流呈現出良好道德風貌”，認為中國“道德滑坡狀況確實存在”。

而孫立平教授的“社會潰敗”說，易中天教授的“道德沙塵暴”說，鄭永年教授的“道德解體”說，以及鳳凰衛視舉辦的關于“道德崩潰”的討論訪談節目，都反映出學界和媒體對中國道德前景的重大擔憂。

01 市場經濟導致道德潰敗？

是什么導致了中國很多領域的道德潰敗現象？根據央視等媒體的報道，從問題牛奶到問題膠囊——每一起食品藥品事件的背后都有一批貪婪而喪失底線的企業。從這看起來，似乎是市場經濟和逐利行為敗壞了道德風尚，威脅了食品藥品安全。不少人認為，道德潰敗的根源正是市場經濟對人的自利與貪婪的激發。

這不由得使人想起馬克思對資本逐利的經典引述：“有50％的利潤，它（資本）就鋌而走險；有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

司馬遷曾在《史記?貨殖列傳》中這樣描繪早期中國的市場繁榮：“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而按照孔夫子“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的儒家教義，這種“利來利往”的局面大概會被視為人們為了逐利而傾向于犧牲道德準則。

那么，市場經濟是否真的容易導致道德潰敗呢？恐怕未必如此。如果說市場經濟導致道德潰敗，那么市場經濟越發達的地方道德潰敗就應該越嚴重。如果以自由市場制度和人均收入高低來衡量市場經濟的水平，北美和歐洲無疑要高于中國。

然而，很多在這些地區有過長期生活經歷的人都認為，這些國家并不存在道德潰敗現象。腐敗現象非常罕見，企業丑聞更少發生，食品藥品更安全，多數行業的從業者更加注重職業操守，人與人之間更講究互相尊重和文明禮儀。

在最新公布的全球經濟自由度最高的10個國家和地區中，除毛里求斯外，其余9個國家和地區在透明國際組織公布的全球清廉指數排行榜中都位列25名以內，都屬于全球腐敗程度最低的國家和地區。這也說明，市場經濟本身并非道德潰敗的根源。

02 市場經濟或可重塑道德風尚

不僅如此，市場經濟有可能鼓勵優良的道德風尚。在傳統的中國鄉村社會，木匠、泥瓦匠、裁縫等都是最早市場化的工種。

筆者幼年時曾親耳聽到這些領域的老師傅們訓誡自己的徒弟：做人要老老實實，做事要盡心盡職，做工要精益求精，這樣才能成為一個令人尊敬、生意不斷的手藝人。老師傅們的這番訓誡固然包含了對年輕手藝人自利的考量，但客觀上有助于職業倫理的塑造。

而在前現代的中國，一個個百年老字號的背后都是經營者對于品質的嚴格要求和對于職業倫理的恪守。“炮制雖繁必不敢省人工，品味雖貴必不敢減物力”是同仁堂的基本理念，大概也是同仁堂基業長青的關鍵所在。

西方國家的現代市場經濟經驗亦能說明同樣的道理。英國老牌珠寶企業戈爾德斯密斯（Goldsmiths）始創于1778年，作為一個珠寶企業能夠持續經營234年，無疑是恪守了最嚴格的道德準則。

成色克重的保證和工藝制作的精湛，都與企業的價值觀、管理層的商業倫理和普通工匠的職業操守有關。如果是一個偷工減料、以次充好的珠寶企業，只要一樁丑聞被證實，就足以令其顧客流失、甚至關門了事。借助競爭機制，市場經濟會獎勵那些擁有美德和品格的企業。

同樣，擁有美德和品格的個人也會得到“市場先生”的垂青。在組織內部，什么樣的員工擁有更多的晉升機會呢？一個簡單的答案是能力出眾且人品可靠的員工。除了才干以外，企業同時根據人品來遴選人才，甚至品格的標準要高于才干的標準。

企業的這種標準和實踐會極大地影響社會的道德風尚。對多數人來說，既然誠如美國國父華盛頓所言——“誠實是最好的策略”，那還有什么必要在這個問題上冒風險呢？

03 道德潰敗的政治與制度邏輯

既然市場經濟并不必然導致道德潰敗，甚至可能鼓勵美德與品格，那么如何解釋目前中國很多領域的道德潰敗呢？

法國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和霍爾巴赫都認為，一個國家的道德狀況、社會風尚和文明禮儀，很大程度上是由該國的政治狀況、制度安排和政府行為塑造的。

美國學者科迪維拉的著作則干脆以《國家的性格：政治怎樣制造和破壞繁榮、家庭和文明禮貌》為標題。這一理論視角值得借鑒。

首先，道德風尚會受到法治程度的直接影響。如果非法市場行為不受懲戒，就是鼓勵這種行為，結果會導致“劣幣驅逐良幣”，其根源則在于法治的缺位。中國經歷了30多年的改革，但尚未建立起完善的法治。從世界經驗來看，沒有哪一個法治缺位的國家能夠塑造優良的公民道德、企業倫理和社會風尚。

因此，不是市場經濟本身導致道德潰敗，而是不講規則的市場經濟、處處都講“潛規則”的市場經濟導致道德潰敗。如果一個制售假藥的企業可以逃避嚴厲的懲罰，企業主不會因此傾家蕩產或面臨牢獄之災，甚至通過關系和賄賂還能繼續經營，客觀上就是樹立了“壞孩子”的榜樣。長期來看，哪里沒有法治哪里就沒有道德。

其次，道德風尚會受到政府干預市場活動的影響。政府管制過密，企業負擔過重，政府支配資源過多，幾乎注定會危及道德風尚。管制過密和稅負過重，會誘使或迫使企業違規經營。一旦企業選擇違規經營，就傾向于規避一切可能的監管，并與監管部門官員形成復雜的交易關系。這會嚴重地腐蝕政商關系。

政府支配資源過多，容易導致尋租泛濫。對那些通過賄賂就能獲得巨額訂單的企業來說，他們的主要經營策略就是尋租。“劉志軍案”、“丁書苗案”都證實了這一點。這樣的企業主對公平競爭、提高質量、創新技術和改善效率通常并無多少興趣，其經營關鍵就是“與政治聯姻”。

如果這些做法大行其道，美德不僅無法獲得競爭優勢，甚至還難以立足。正如美國著名腐敗研究學者艾克曼所說的，“在一些發展中國家腐敗是基本的生存策略”。

再次，官員行為和政府風尚本身就是社會道德的風向標。在古老的帝國，君主所崇尚的往往是其臣民所崇尚的。如果君主喜歡歌功頌德和豪華排場，阿諛奉承和奢侈之風就會迅速流行。

在當代很多國家，官員行為和政府風尚仍然左右著整個社會的道德風尚。在已經公開披露的動輒上萬元、甚至數萬元一桌的宴請中，都有政府官員的身影。

如果在官場——普通人眼中的“上流社會”，奢侈作風被認為是身份顯赫的象征，那么要在民間社會塑造節儉與審慎的美德看來難度很大。如果奢侈意味著顯赫，那么節儉就意味著卑微。目前奢侈之風日盛，無疑也受到了官場風尚的影響。

此外，如果政治權力能量巨大且完全以自上而下的方式運作，就更容易塑造一種等級森嚴的氛圍，而不是一種自由、平等和協商的氛圍。

在這種氛圍中，上級更容易變得獨斷專行和高高在上，他們往往熱衷于是否令人敬畏；下級更容易變得趨炎附勢和阿諛奉承，他們往往熱衷于博得上級的歡心。

這種官場風尚一旦形成，往往會快速傳染。這與基于自由、平等、博愛的現代公民道德背道而馳。官場風尚還會直接影響到政府官員與企業、與社會打交道的方式，從而影響到整個社會的風尚。這是塑造道德風尚的另一種機制。

美國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布坎南認為：“市場經濟的道德基礎是信用。”信用的基礎是誠實。那么，政治是否會影響一國的誠實程度呢？答案應該是肯定的。

簡單地說，國家的政治秩序和合法性是否建立在誠實的基礎之上？政府的實際政策與其宣稱目標是否相吻合？政府官員是否普遍地做到表里如一與言行一致？政府公布的統計數據是否真實可信？教育系統是否真的鼓勵每個學生養成誠實的品格？新聞媒體是否能真實客觀地公開報道這個國家每天正在發生的事情？只有對這些問題做出確定無疑的肯定回答，誠實的品格才得到真正的鼓勵。

否則，誠實將會成為一種罕見的品質，“說真話”反而成為需要勇氣的事情。如果是這樣，就不得不讓人產生這樣的憂慮：私人謊言可能只是公共領域謊言的繼續，企業造假可能不過是政治領域造假的延伸。只有公共領域的普遍誠實，才有可能塑造一個國家的誠實品格。

按照英國歷史學家吉本的看法，道德對羅馬共和國興起和羅馬帝國衰亡都至關重要。在興盛的羅馬共和時代，“榮譽，還有美德，是共和國的宗旨”；而在衰落的羅馬帝國晚期，“墮落的繼承人之間互相競爭的，不是誰的才德更為出眾，而是誰更沉溺于無聊的奢靡”。吉本認為，道德潰敗正是羅馬帝國由盛轉衰的重要因素。后世應當引以為戒！

市場經濟固然會影響一國的道德狀況，但其影響未必就是負面的。相反，市場經濟完全有可能與美德共存。與市場相比，政治狀況、制度安排和政府行為對道德風尚的影響更大。一個社會倘若出現了普遍的道德潰敗，與其說是市場的結果，不如說是政治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