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39年，蘇聯莫斯科。
周恩來帶著鄧穎超踏進了國際兒童院的大門，專程來看望寄養在這里的兩個中國男孩。
這兩個小家伙身份不一般。
老大叫趙令超，老二叫趙施格。
名字也早就入鄉隨俗，變成了阿夫古斯特·拉金和謝爾蓋伊·什巴托夫。
周恩來的神情頓時凝重起來。
他把兩個孩子拉到跟前，語重心長地說道：“你們身體里流著烈士的血，早晚是要回家的，怎么能沒有中國名字？”
鄧穎超心疼地摟過老大，當場把自己名字里的“超”字分給了他，起名“令超”。
這不僅是個代號，更是認下了這門親——按老理兒講，這就是把孩子當親生骨肉待了。
這對夫婦為何如此看重這兩個孤兒？
根子全在孩子那個叫趙世炎的父親身上。
要把日歷翻回二十年代的留法學生圈，提起“趙世炎”三個字，那分量比當時的“周恩來”只重不輕。
說句不夸張的話，要是趙世炎沒倒在一九二七年的那個夏天，中國革命史的后半本，沒準得換個寫法。
把時鐘撥回1921年。
那會兒的法國，對勤工儉學的中國學生來說，根本不是什么浪漫天堂，而是吃了上頓沒下頓的苦窯。
隨著“爭回里大”運動折戟沉沙，幾千名留學生心氣兒散了，隊伍也不好帶了。
擺在熱血青年面前的路，窄得可憐。
一邊是無政府主義者的路子，搞搞激進辯論，辦幾本雜志過過嘴癮。
痛快是痛快，可頂不了大用。
另一邊是走基督教青年會的路子，搞點慈善互助。
實惠歸實惠，可救不了國家這個爛攤子。
趙世炎年紀雖輕，心里卻跟明鏡似的：人不抱團，就是一盤散沙，只有“組織”起來，拳頭才硬。
那時，趙世炎身在法國，周恩來遠在德國。
兩人跨著國境線打配合，拍板了一件大事：組建旅歐青年團。
這事聽著順手，辦起來全是刺兒。
當年的留學生圈子里，無政府主義那套“絕對自由”最吃香，誰愿意受約束？
可趙世炎在蒙達尼和里昂兩頭跑的時候，立下了一條近乎“不講情面”的規矩：審查必須嚴之又嚴，眼里揉不得半粒沙子。
這招挺反常。
通常拉隊伍起爐灶，都是先把門檻刨低，湊夠人頭壯聲勢。
趙世炎偏不。
他認準了寧缺毋濫的理兒。
他心里透亮：在大浪淘沙的節骨眼上，一個心思不定的投機分子，壞起事來比十個敵人都可怕。
他和周恩來硬是憑著這股勁，把陳延年、陳喬年這兩位信奉無政府主義的才子，給爭取了過來。
1922年6月，巴黎西郊布倫樹林的一場集會上，“旅歐少年共產黨”掛牌成立。
班子搭得很有講究：趙世炎坐頭把交椅，當書記；周恩來管宣傳，對外發聲。
兩人配合得天衣無縫。
趙世炎負責定調子、抓管理；周恩來負責揮筆桿、打輿論戰。
這簡直就是一對完美的搭檔。
后來趙世炎接到調令去莫斯科深造，接他班的正是周恩來。
就連他在巴黎戈德弗魯瓦街十七號住過的那間小旅館，周恩來也接著住了進去。
正是這份從死人堆里滾出來的交情，才有了二十年后，周恩來在莫斯科看到戰友后代只會說俄語時，那份難以釋懷的焦灼。
1927年，上海灘。
四一二政變過后，白色恐怖籠罩全城。
身為上海黨組織核心人物的趙世炎，成了國民黨特務眼里的肥肉。
這種關頭，撤退保命是常理。
可趙世炎沒走，他釘在了上海。
7月2日下午，一張大網悄悄張開了。
因為叛徒出賣，特務們摸進了趙世炎的家。
算他運氣好，當時人不在。
但這幫特務沒撤，扣下了趙世炎的岳母和妻子夏之栩，就在屋里蹲守。
這會兒，只要趙世炎不進家門，或者在樓下瞅出不對勁掉頭就走，命就能保住。
岳母是個明白人，挪到窗戶邊，死盯著樓下。
她心里盤算好了：只要女婿露頭，就把窗臺上的花盆推下去。
這是個再明顯不過的信號。
沒過多久，趙世炎撐著傘來了。
岳母手起盆落。
可偏偏老天爺在這時候開了個要命的玩笑。
那天上海正下著瓢潑大雨。
嘩嘩的雨聲，把花盆摔碎的動靜吞得一干二凈。
趙世炎一點沒察覺，收了傘，一步跨進了那扇鬼門關。
剛進屋，幾個特務就撲了上來。
換做一般人，這時候要么嚇癱了，要么就拼命。
趙世炎咋反應的？
他開始“裝傻”。
他裝出一副驚慌失措的樣子大喊：“你們抓錯人了吧？
我就是個做小買賣的！”
這一嗓子，不光是為了給自己開脫，更是在拖延時間，找空子。
特務們開始翻箱倒柜找證據。
就在這一屋子亂糟糟的時候，趙世炎做出了這輩子最后一個、也是最驚險的決定。
當時，另一位領導人王若飛也藏在這個據點，雖說此刻不在場，但隨時可能撞槍口上。
趙世炎趁著特務亂翻的當口，偷偷沖著妻子夏之栩遞了一句話：
“想辦法，把若飛弄走！”
這才是他“裝傻充愣”的真實意圖。
要是被捕那會兒他直接表現得視死如歸，特務立馬就會把他跟家人隔開，甚至直接堵上嘴，那他就徹底沒機會傳信了。
他用“演戲”換來了眨眼間的空隙，把保全戰友的命令發了出去。
這一刻，他算的是一筆“大賬”：自己既然陷進來了，止損的唯一辦法，就是保住還沒掉進坑里的同志。
1927年7月19日，楓林橋刑場。
那一幕悲壯得很。
趙世炎被劊子手押著，嘴里高喊“打倒蔣介石”，直到槍響倒地，身子骨還挺了好一陣。
他走的時候，大兒子趙令超才三歲，小兒子趙施格剛滿一歲零兩個月。
幾十年后，這兩個孩子的活法，沒給趙世炎丟臉。
1951年，趙施格從蘇聯回到了北京。
這時的他已經是二十多歲的小伙子，可看著跟個“老外”沒兩樣。
在機場，接機的蔡暢趕緊給夏之栩撥了電話。
母子分別二十九年。
夏之栩一眼就認出了兒子，可除了那聲“媽媽”，娘倆剩下的話全得靠翻譯。
這下子，一個現實難題擺在了桌面上：這個烈士遺孤往哪兒安頓？
他是趙世炎的骨血，總理的義子，又是喝過洋墨水的“海歸”。
按老規矩，進機關、下部隊、搞外交，那不就是一句話的事兒。
中組部的帥孟奇大姐問夏之栩：“你想讓施格干點啥？”
夏之栩給出的答案硬邦邦的：“從基層干起。”
這話不是場面話，是玩真的。
趙施格連漢字大字都不識幾個，就被直接塞進了鞍鋼，從最普通的翻譯干起，后來一輩子都泡在一線，老老實實當個普通勞動者。
至于那個被鄧穎超寄予厚望、改名“令超”的長子，雖說早年在蘇聯病逝了，但他名字里那個“超”字，替父輩們記下了那段生死之交。
趙世炎的人生停在了26歲。
搞政治，這個歲數太嫩了，好多抱負都沒來得及施展。
可搞革命，這26年的分量沉甸甸的。
從剪辮子跟舊時代決裂，到在歐洲以此鐵腕建黨，再到上海刑場上的最后周旋。
他留下的不光是“總理外甥”（李鵬）這類家族背景，更是一種極其罕見的“決斷力”。
在最亂的學生運動里，他挑了最難走的“嚴密組織”這條路；在生死關頭，他挑了犧牲自己保全戰友的下策；而在身后，他的家人挑了最不起眼的“基層”活法。
這一家子心里的算盤，珠子從來都是撥給國家、撥給信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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