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員連聲向戰犯們道喜，曾擴情卻被嚇尿，沈醉出頭：你太缺德了

1959年12月4日，陰冷。北京的天有些干，風里帶著土腥味。中南海西花廳里卻燈光柔和，氣氛有些微妙。幾位頭發花白的國民黨戰犯坐在一側，衣著樸素，卻不難看出當年的軍人氣質。就在這一天，他們的命運迎來重要轉折，其中就有一位性格極為特殊、命運極為曲折的人物——曾擴情。

這位出身黃埔一期、早年在周恩來麾下工作的軍官，一度受到蔣介石重用，后來又被打入監獄，最后成為首批特赦的國民黨戰犯之一。更有意思的是，他在戰犯管理所里因為一句“道喜”，被嚇得當場失禁，弄得連沈醉都忍不住出頭罵人，說那管理員“太缺德”。要弄清這幕尷尬場景背后的來龍去脈，還得把時間線拉回到幾十年前的黃埔軍校。

一、從“學生”到紅人：黃埔一期的抉擇

1924年，黃埔軍校正式成立，廣州黃埔島上人聲鼎沸。那一年，二十多歲的周恩來受任為政治部主任，來到這所年輕的軍校主持政治工作。在一批批新生之中，有不少后來響徹中國近現代史的人物，曾擴情就是其中之一。

曾擴情是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入學時已三十歲出頭，比大部分同學年長，也比周恩來年紀大。他與陳賡、徐向前等人都是同窗，和他們相處融洽，尤與蔣先云關系最為密切。那時的他，在政治部任干事，接受周恩來的直接領導。對周恩來的印象，用他晚年的話說，就是“敬重”和“信服”。

那會兒的黃埔軍校，氛圍復雜。一方面講革命理想，一方面又要考慮現實出路。曾擴情本來就不是少年，他已成家，有妻室，有老人要贍養，生活壓力不輕。報考軍校，說得高遠一點是“救國”，說得現實一點，就是謀一條出路。他很清楚，如果沒有穩定職位，家里就會立刻陷入困境。

也正因為這份現實考量，在政治形勢突變時，他很快做出了選擇。

1926年“中山艦事件”之后，國共關系急劇緊張。軍校內部的斗爭也愈發尖銳。在這場風波中，一批與共產黨關系密切的軍官和學員被指責、被排擠，政治立場成了決定命運的關鍵。曾擴情在權衡之下，逐漸遠離周恩來領導的政治工作路線，轉而靠攏蔣介石。

有意思的是，他并不把自己視為“叛變革命”的典型人物，更多是從“安身立命”去考慮。他曾向人坦言，當時已經擔任第二十師政治部主任，肩上不僅有職務，還有家小，“革命理想”和“生活現實”擺在一起，他選擇了后者。這樣的選擇，在那一代軍人中并不少見，只是后來的時代風云，把這種選擇放大到了歷史的舞臺中央。

二、伴君如伴虎：蔣介石身邊的起落

1928年10月，北伐已進入收尾階段。蔣介石為了穩住西南局勢，決定派人前往四川，與劉湘等軍閥溝通。被選中的，正是曾擴情。

那一次出差，讓曾擴情真正體會到什么叫“炙手可熱”。他手里帶著兩份分量極重的東西：一封是蔣介石的親筆信，一封是孫中山生前寫給蔣介石的親筆信影印小冊子。后者在當時是極具象征意義的政治“信物”。這些信件被鄭重地交到四川軍閥的手中，讓對方感受到來自“南京方面”的重視。

四川諸軍閥對這位蔣介石的“心腹代表”禮遇有加。車馬迎送，軍民夾道，甚至有人主動贈送銀元和各種土特產。吳佩孚聽說他的到來，還特意寫了一副對聯相贈。各種川繡、禮物堆滿屋子，僅被面就有上百條。曾擴情在川中幾乎成了“耀眼人物”。

這種風光，自然離不開蔣介石的信任。蔣不僅在任職上重用他，還將黃埔同學會籌備工作交到他手里。這個同學會表面是聯絡感情的組織，實則掌握著黃埔系軍官的考核、任命和晉升，對整個軍隊人事格局有不小影響。

蔣介石對曾擴情的態度，有兩件細節足以說明。一次，黃埔中的共產黨員張貼標語，批評同學會對“長官虐待學生”坐視不管。曾擴情誤以為這是政治部有人策動，寫信向蔣報告。蔣介石看后勃然大怒，對蔣先云說：“反對曾擴情，就等于反對我。”在那種環境里，這句話明顯是在給曾擴情撐腰。

另一件事更能看出信任程度。蔣介石一度“下野”時，將手中軍隊移交給何應欽，卻把秘書一職交給曾擴情。秘書看似職務不顯，實際上接觸機密甚多，不是隨便誰都能坐這個位置。蔣愿意把手邊事務托付給他，說明當時對他深信不疑。

不過，“伴君如伴虎”這句老話，從曾擴情女兒的回憶里反復出現，足見其中的味道。蔣介石用人一向多疑，稍有“不如意”，就可能翻臉。

后來，曾擴情多次被派往四川工作。在那段時間里，范紹增（即范漢杰）常陪同他四處應酬、吃喝玩樂。人一旦沉浸在這種環境里，很容易迷失。四川軍閥劉湘想通過他向蔣介石爭取武器，便電報保薦曾擴情擔任川軍教導師師長。出發點是拉近關系，換點實惠，卻觸犯了蔣介石的忌諱。

蔣介石收到電報后，大發雷霆。他認為劉湘“保舉”曾擴情，是抬高地方勢力、削弱自己對黃埔系的直接掌控，更懷疑曾擴情可能有“自立山頭”的傾向。當面大罵，把人從四川召回，從此冷落。曾經的紅人，一夜之間成了“打入冷宮”的舊人。

這一沉，沉得不輕。尤其在1936年的西安事變前后，曾擴情的政治前途幾乎斷絕。

西安事變爆發時，他起初有心營救蔣介石，但形勢復雜，很快被各方拉扯。張學良找上門來，把發動“兵諫”的緣由講了一遍，希望他能發表演講，向外界說明事件動機，爭取理解。曾擴情聽后，認為張學良的說法不全是出于私心，里頭有對抗日大局的考慮，便用“個人身份”發表了一番講話，對事變緣由略作解釋。

在他看來，這不過是一種“調和姿態”，也是出于“愛國”立場，不愿內戰升級。但在蔣介石眼里，這完全是“站錯隊”。等事變平息，他不僅沒得到好臉色，反而被指責是“為共產黨張目”，甚至被扣上“勾結張學良反對領袖”的帽子。結果，就是撤職、逮捕，押進軍統監獄。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段最灰暗的日子里，他在國民黨內部仍有一些“老交情”不忍見死不救。胡宗南在蔣介石面前冒險為他求情，戴笠在監獄中對他頗多照顧，稱他“況大哥”。最后，靠著胡宗南等人聯名上書，蔣介石這才同意釋放，給了他一條生路。

但曾擴情心里的那桿秤，從那時起，就再也回不到從前了。

三、從遁入空門到嚇得失禁：戰犯中的“天真老將”

1949年，局勢迅速逆轉，國民黨政權土崩瓦解。成都解放在即，胡宗南急切組織撤退，特意派飛機在太平寺機場等候曾擴情，還托人送來十五兩黃金，表示“請他同行”。這在當時絕非小數目，也算“舊主”給的一份保全之情。

曾擴情卻做出了另一種選擇。他告訴家人，已經不打算去臺灣。女婿唐君鑄從重慶趕回成都看他，談到去留問題時，親屬忍不住問：“你不怕共產黨嗎？”他回答很干脆：“我沒殺過一個共產黨，我怕什么？”這一句聽上去簡單，卻透出一種略帶“書生氣”的判斷。

他沒有正面回應胡宗南的好意，而是悄然離開城市，跑到廣漢一帶的深山古寺，剃度為僧。對于一個在政治漩渦中摸爬滾打多年的人來說，這樣的選擇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他以為躲進寺院、做個和尚，就能“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

等到解放軍進入四川，展開清查工作，還是找到了這座古寺。戰士們準備將他帶走審查時，他還滿不在乎地說：“我已拜某大和尚做了弟子，早就遁入空門，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你們還抓我做甚？”一番話，說得極為認真，語氣里并無玩笑。

戰士們聽得直樂，卻仍耐心解釋：不是他一個人要“請去談話”，像他這樣反共十幾二十年的“老將”，包括那些早年就削發、多年不出寺門的人，也得一并查清。他這才發現事情并非自己想的那樣，一臉懵然，悔之晚矣。這段插曲后來在戰犯中廣為流傳，成了半帶戲謔的談資。

被關押之后，他的性格特點就更明顯地顯露出來。曾擴情年紀不小，卻很“能聊”。在白公館等地，他常向同囚者講述往事：從黃埔軍校到四川風光，從蔣介石身邊的起落，到西安事變的前前后后。這些經歷，本身就是活檔案。

然而，他的“天真”也一次次讓人哭笑不得。有一次，獄中一些普通罪犯發牢騷，說“官越大，罪越大，待遇越好”。曾擴情一聽，居然當真了，認為“住樓上反而不利于早點釋放”，堅持要擠到樓下去，覺得這樣“更吃苦”，或許能早一點得到寬大處理。結果恰恰相反，樓下住的多是問題較重、刑期更長的人，日子比樓上還難熬。后來看著別人陸續被送去農場勞動改造，他才被合并回高級犯人隊伍，白吃一肚子苦，氣得直拍大腿。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他對人卻相當厚道。有一次勞動工具損壞，他主動幫忙修好了一把鐵鍬，得到管理員表揚，本來是件好事。他卻反而不安，整晚擔心“原來用壞鐵鍬的那位同志會不會被追究”。他怕自己這一下“搶了功”，讓對方受批評，以后不好相處。直到確認那位同志沒挨批、見面還是和氣相待，他才慢慢放下心來。

在眾多的囚犯中，他這種近乎“老小孩”的性格，看上去有些格格不入，但也正因為如此，對改造生活適應得還算快。也正由于他在獄中的態度和表現，為后來被列入首批特赦人選打下了基礎。

然而，最出名的一幕，還得說那次被管理員“道喜”，嚇得當場尿了褲子。

那是戰犯管理所的一天午后，大家正在牢房里閑談。有人說起各自被俘的經歷，有人感慨人生起落。曾擴情也提到，如果當初一直跟著胡宗南撤走，此時大概已經身在臺灣。不過話鋒一轉，他又說，去了臺灣也未必有好日子，蔣介石對他早有芥蒂，“大概不會放過我”。談話間，眾人一邊聽，一邊搖頭嘆息。

這時，管理員忽然推門而入，臉上帶著笑，語氣極為興奮：“恭喜各位！恭喜各位！明天或后天就要送各位回去了！”屋內氣氛迅速凝固，所有人的臉色幾乎同時變了。原本有說有笑的戰犯，一個個表情僵硬、低頭不語。

原因很簡單。在舊日國民黨監獄里，“道喜”“送回去”往往是行刑前的慣用說法。臨刑之前，獄方常對死囚說“恭喜”，稱他們是“解脫”；所謂“送回去”，就是“送上路”。對曾經在國民黨監獄里呆過的人來說，這幾句話意味著什么，誰都明白。

小小一間牢房里，幾位高級軍官心里同時閃過一個念頭：難道判決有變，要集中處決？有個年輕一點的特務忍不住發問：“我的罪比他們小得多，總該沒有我吧？”那管理員笑著說了句“沒有你沒有你”，又抬頭看向一眾將領，嘴里吹著口哨，一臉“看熱鬧”的模樣。

這種姿態，刺激不小。沈醉脾氣本就直，聽到這話再看管理員那副樣子，終于忍不住，直接罵了出來：“你也太缺德了！既然說明天或后天才處決我們，你為什么不讓我們好好過這兩天？非要說這種話，讓我們難受，你就高興嗎？”話雖粗，卻是從“舊經驗”出發的本能反應——他們真以為自己要被拉上刑場了。

管理員一愣，隨即哈哈大笑，趕緊解釋：“誰說要處決你們？向你們道喜，是告訴你們馬上要改變待遇，要集中學習。你們原來住的地方已經粉刷一新，每人一張小床，伙食也提高了。我剛去看過，回來才和你們報這個喜。”說話間，所長也走進來，態度和氣，確認了這番話：第二天由他親自送大家過去，希望他們安心學習，將來為人民做點實事。

聽到這番說明，牢房里的氣氛這才徹底緩和下來。最先松口氣的，反倒是那位“小特務”。他趕緊湊上前問能不能也一起去，被告知：“這次去的，都是武官少將以上、文官廳長以上，你資歷還差得遠。”眾人聽完，相視一笑，緊繃了一整天的心，終于放下。

所長離開后，曾擴情起身活動，才發現褲子已經濕透，方才的驚嚇竟然讓他失禁。周圍的人一時忍俊不禁，他自己也苦笑不語。這件事很快傳開，成了戰犯圈子里人人皆知的笑話。然而，笑過之后，再想起他們當年在國民黨監獄里見過的“道喜送行”，又難免有幾分唏噓。

四、再見“周先生”：特赦后的新身份

時間再往前推一點，1959年秋冬之交，國家決定對一批改造表現良好的戰犯實施特赦。曾擴情位列其中。12月14日下午，他與幾位被特赦的國民黨高級將領一同被帶到中南海西花廳。

對于這些人來說，中南海是曾經只在傳聞中出現的“權力中心”。而此時，他們是以一個全新的身份走進來的：不再是昔日的對立者，而是接受改造后，準備重新融入社會的公民。場面并不莊嚴肅穆，反而帶著一種微妙的平和氣氛。

周恩來走進大廳，一眼就從人群中認出了曾擴情，徑直走到他面前，輕聲喊了他的名字。這一聲“曾擴情”，讓他心里忽然一暖。他原本以為，幾十年風云變幻，早年的那點師生緣分早已湮沒。沒想到對方不僅記得，還能準確叫出他的名字。以他們各自的年齡算起來，那一年，周恩來已六十一歲，曾擴情更老，但在他心里，“老師”和“學生”的位置，從未對調過。

面對昔日的政治部主任、如今的新中國總理，他有些不敢抬頭，聲音略帶哽咽地說：“周先生，我曾跟你走過一段革命的路。離開您之后，我走了漫長的反革命道路，成了罪惡深重的戰犯，對不起您。今天，又回到您身邊，我應該憶罪思恩，重新做人。”這一番話并不華麗，卻極為真切，把幾十年曲折人生壓成了短短幾句。

周恩來聽后，語氣很平和：“不能怪你們，要怪就怪我接近你們太少，怪當老師的沒有教好。”這話對于當事人而言，無疑是極大寬慰。周恩來還提起當年在黃埔軍校的情景，說自己那時還不到三十歲，很多學生年齡比他大，心里壓力也不小。曾擴情笑著接口，說自己當年已經“三十開外”，確實比老師年長不少。談話間，昔日的恩怨似乎淡出了視線，只剩下一段舊日黃埔情誼。

接下來的談話，就落在了現實問題上。周恩來希望這些特赦人員“站穩民族立場”，在思想上繼續改造，將來做新中國的好公民。對曾擴情而言，這既是一種期待，也是一個重新安放晚年的機會。

他把這番話記在心里。特赦后，被安排到遼寧工作，擔任省政協的文史專員。這樣的崗位，不算顯赫，卻十分適合他這一類經歷復雜、手中掌握大量歷史材料的人。曾擴情開始根據親身所歷、眼見耳聞，整理和撰寫各類史料。

這一點值得多說一句。他早年在重要崗位上，接觸過不少內部情況，又在國共關系最敏感、最關鍵的檔口身處其中，手上握有大量第一手記憶。到了晚年，他沒有選擇沉默，而是通過文章、回憶錄、口述史等形式，把許多關鍵情節、重要細節記錄下來。這些文字后來成為研究那段歷史的重要參考，為學界提供了頗多線索和佐證。

1961年，周恩來出訪十三國歸來后，在北京設宴款待有關人員。宴會名單中，點名邀請了兩位特赦戰犯：李仙洲和曾擴情。那時曾擴情已居遼寧，因路途等原因未能到場。席間，李仙洲忍不住問：“周總理，為何單單點了我們兩個人？”周恩來笑著答：“因為你們兩人，是黃埔一期學生里最年長的兩個。”

這句話表面輕松，背后卻有一層意味。對周恩來說，他們既是改造好的前國民黨將領，也是早年自己在黃埔軍校的“老學生”。在黃埔那段歲月里，他對這些人曾有很大寄望。后來時代分道揚鑣，他們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如今又在新中國的制度下重新相遇。宴請他們，不只是簡單的禮節，更帶著一種“舊情未忘”的象征意味。

從黃埔學生，到蔣介石身邊紅人，再到軍統囚犯、戰犯管理所里的“天真老頭”，最后成為省政協文史專員，曾擴情的一生，幾乎把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政治軍事實踐中的幾種極端身份都走了一遍。不得不說，他身上那份略顯笨拙的單純、一驚就“嚇尿”的膽小，與“國民黨高級將領”的頭銜擺在一起，顯得很不搭，卻也恰恰構成了他的復雜性。

試想一下，如果沒有那次管理員的“恭喜各位”，恐怕很少有人會注意到，這些曾經掌握兵權、指揮千軍萬馬的人，在命運面前同樣會驚恐、會誤解，甚至會被一句話嚇得失禁。正是這種細節，讓那段歷史不再只是冰冷的官職與戰役，而多了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

從1959年特赦那一天算起，曾擴情晚年的路，已經被徹底改寫。他在遼寧的日子談不上光鮮，卻比較平穩。身為文史專員，他用記憶與筆墨，把許多重要事件的來龍去脈認真梳理下來，也算是對過去的一種回應。對于這樣一位曾經站在對立陣營、后來主動留下、接受改造、最終投身史料整理工作的“老黃埔”，他的命運走向，體現的，已經不只是個人際遇，而是大時代在個體身上的深刻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