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李鴻章的“西游記”

72歲被免去頭銜的李鴻章居然跑去歐美訪問了！看到最新軍艦，他伸手一摸鋼板，立馬說出型號。 在紐約，他還為華人勞工激情發聲：“是我們讓美國物價變得更便宜！” 這些又尬又高光的場面，都被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雷頤一一揭秘。

李鴻章在英國的鮮明特點是

凡事都要追問

“你們用的鋼板是哈維鋼板嗎？”

“女演員的腳怎么這么大？”

李鴻章在出訪中面對的問題

在今天全球化時代

仍以不同形式反復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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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經濟學家智庫xTAIXUEx雷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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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制于2025年7月3日）

大家好，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題目是：李鴻章的“西游記”。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我一直從事中國近代史的研究，尤其側重于洋務運動。而談到洋務運動，就繞不開一個最關鍵的人物——李鴻章。那么，什么叫李鴻章的“西游記”呢？希望通過今天的講述，大家能從中得到啟發。

李鴻章的身份，是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晚清很多內外大事都有他的參與和處理。為什么外交事務會落在他身上？這和我們傳統的觀念有關。在中國傳統認知里，華夏才是文明的中心，周邊往往被視為未開化的地區。因此，中國長期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外交觀念，也不愿專門設立外交部來對外交往。那外交事務怎么處理呢？清政府除了設置總理衙門外，還將一部分外交職能交給了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李鴻章長期擔任這一職務，所以很多對外事務都由他出面處理。當然，他是代表清王朝的。

甲午戰爭后，北洋艦隊全軍覆沒。李鴻章代表清政府與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這是一個喪權辱國的條約，他也因此被舉國上下痛罵為“賣國賊”。清政府也將戰敗責任推到他身上，認為應由他承擔后果。此后一段時間，李鴻章被投閑置散，也就是免去了實權職務。

就在這時，一件事又把他推到了前臺：俄國沙皇尼古拉二世舉行加冕典禮，邀請中國派遣高級官員參加。清政府斟酌再三，認為既要威望足夠，眼下又無實權、無事可做，最適合代表中國前往俄國的，只有李鴻章。而歐美其他國家聽說他要訪俄，也紛紛向他發出邀請，希望他能順道來訪。

于是，從1896年3月到10月，李鴻章在七個月時間里，先后訪問了俄國、德國、荷蘭、比利時、法國、英國、美國和加拿大這八個歐美國家，行程長達九萬里。這段經歷，至今仍能帶給我們很多啟示。

除了談判《馬關條約》之外，這是李鴻章第一次正式出訪。一位長期負責帝國對外交涉的大臣，嚴格來說竟從未走出國門，這一點頗令人感慨。這一點，不能不讓人把中國和日本做個對比。日本明治維新后，明治政府幾乎派出了整個統治集團的高官前往歐美考察——除了留兩位官員在東京看守政府，其余全部出訪。從1871年到1873年底，他們用近三年時間遍訪歐美，深入了解了歐洲和美國不同的發展模式，才最終確定日本自己的發展道路。而清政府卻遲遲不愿派遣高級官員出國考察。因此，李鴻章的這次出行，在晚清歷史上具有特殊的意義。

我接著講他訪問中的一些重點，主要說說他在英國和美國的情況。

李鴻章從俄國參加完沙皇加冕禮后，又訪問了法國、德國，之后到了英國。一到英國，他就向英方提出：盡可能少安排宴會和應酬，多讓他參觀工廠。由于他是清政府首位到訪的如此高級別的官員，英方非常重視，安排他入住最豪華的酒店。在歐洲，這類豪華酒店通常都會陳列各種珍貴的藝術品原件。但陪同人員很快發現，李鴻章對這些藝術品毫無興趣。他每天在酒店里最感興趣的，反而是電梯——反復觀察其運行機制與上下方式。酒店里還有人工湖和噴泉，靠水泵驅動，李鴻章關注的也全是這類機械裝置。

在英國，他參觀了許多工廠，特別是軍工廠和造船廠。我們知道，北洋水師的軍艦多購自英國與德國。因此，他對英國的造船和軍械制造表現出極大興趣。根據當時英文報道的記載，可以看出他非常內行，也問得極其細致：對于新式槍械，他會仔細詢問射速、轉盤結構等性能參數；對于火炮，他親自登上炮臺體驗威力，并提出很多專業問題。

讀到這些記錄時，最讓我意外的是這樣一個細節：在參觀一艘英國兩萬噸級的軍艦時，他詳細察看后問道：“你們用的鋼板是哈維鋼板嗎？”英方回答是的。這里解釋一下，哈維板是1893年左右由一位美國鋼鐵工程師發明的特種鋼板，通過添加特定元素合成，硬度極高。李鴻章在1896年出訪時，竟然已經知道這個概念，可見他對軍工技術的熟悉程度之深。一項1893年才誕生的技術，他三年后就能精準提問，說明他做足了功課，心思完全放在這些實務上。

此外，在倫敦——當時已是世界金融中心——他參觀了多家銀行與金融機構，反復詢問一個問題：如何從銀銅雙本位制轉向單一本位制？中國長期以來同時以銀和銅為貨幣本位，造成很多混亂，李鴻章深知其弊。因此他不斷追問技術上轉換的方法，顯示出對金融改革的強烈關注。事實上，清政府直到1910年才決定改用單一的銀本位制，而未能來得及推行，清朝便在1911年滅亡。中國的單一本位制最終是在民國時期建立的。從這里也能看出，李鴻章對這類現代技術與管理問題抱有濃厚興趣，并且事先做了充分了解。

在英國期間，英方十分重視他的安全，派出大量警察隨行保護。中國當時還沒有警察制度，李鴻章因此對警察體系產生了強烈興趣，詳細詢問了警察的職能、管理機制以及基層運作方式，并認為中國未來也應建立警察制度。實際上，在他去世的1901年，晚清才在天津北洋地區創建了地方性警察制度；到1905年新政時期，清政府設立巡警部，全國性的警察制度才逐步建立。可以說，中國近代警察制度的引入，與李鴻章此次出訪的見聞與推動有著密切關聯。

李鴻章在英國訪問期間，接受了大量媒體采訪。令他頗感意外的是，采訪者中有不少女記者——這在中國當時的社會是不可想象的。那個年代的中國幾乎沒有職業女性，女性大多纏足居家。因此，他對女記者表現出濃厚的興趣。這些女記者提問有時相當尖銳，甚至帶些風趣，而李鴻章也會反過來發問。由于對西方社交禮儀還不熟悉，他常會問女記者：“你今年多大？結婚了嗎？”當時許多職業女性還沒有結婚。而李鴻章則會說：“你們很聰明、很能干，但女人終究還是要結婚的，不能一直單身。”可見他仍保留著某些傳統觀念。

后來，英方安排他觀看芭蕾舞。他對藝術本身興趣不大，所以觀看時，他反復好奇的是：女演員的腳怎么這么大？怎么能單靠腳尖支撐旋轉？但這段經歷也引發了他的思考。一方面，他仍抱有“中國什么都好”的觀念；另一方面，他又隱約覺得中國或許存在某些問題。尤其讓他想不通的是：其中一位女記者是德裔，一個德國姑娘，居然能遠赴英國，獨立從事職業——這在中國簡直無法想象。從自身認知出發，他努力想弄明白：難道西方女性天生比中國女性聰明嗎？他猜想，是不是因為她們沒有裹腳？中國女性的小腳，是否限制了她們的才智與發展？這說明他尚未意識到，是社會對女性的長期壓制——讓女性足不出戶、無法參與社會工作——導致中國女性難以像當時的西方女性那樣展現能力與見識。

可以說，李鴻章在英國的一個鮮明特點是：凡事都要追問。英國人也發現他特別喜歡提問，這成了他此行的一大風格。

結束英國行程后，他來到了美國。

要理解李鴻章訪美時的言行，我們需要先回顧他此前與美國的關系——這與我們今天面臨的某些話題頗有相似之處。早前，美國前總統格蘭特退休后曾訪問中國，李鴻章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身份接待了他。那雖是一次私人會面，但李鴻章重點談的是當時美國已出臺的《排華法案》。大量華工在美國薪資低、待遇差，卻吃苦耐勞，這與美國本土部分底層勞動者——尤其是同樣從事低收入工作的愛爾蘭裔——產生了沖突。愛爾蘭人通曉英語，積極推動國會通過《排華法案》，從各方面限制華工。

1879年格蘭特到訪時，李鴻章就反復向他強調：美國不應當排華。華工成本低，提供的服務和生活用品價格低廉，實際上提升了美國人的生活水平，為何要限制他們呢？如今想來，這是否與當下的某些討論有所呼應？

此后，不斷有美國記者就這一問題采訪李鴻章。因此美國媒體對他并不陌生——正因為他自1875年起長期關注華工問題，經常接受美媒采訪。李鴻章深知美國輿論的影響力，不斷通過記者呼吁：報紙應當引導公眾與政府改變觀念。他強調華工有益于美國社會，甚至提出應建立“自由的勞動力市場”。他認為只有通過勞動力競爭，物價才能降低，美國民眾的生活水平才能提高。今天看來這很平常，但在當時，清廷高官中幾乎沒有幾人具備這樣的認知——懂得競爭、勞動力自由市場和自由流動的意義。因此李鴻章一再主張美國應廢除《排華法案》，停止歧視華人、禁止華人赴美的政策。

他還指出，如果沒有華工，美國物價將迅速上漲，整體生活水平也會下降。盡管如此，美國仍在1882年通過了《排華法案》。而在之后的幾十年里，李鴻章始終關注著這一議題。他進一步思考：中國未來能否強大起來？他相信中國一定會發展起來，預言中國將遍布鐵路網，而中國人聰明、勞動力成本低，隨著大型機械的引進與工業化的起步，“中國制造”將遍布全世界——中國將成為“世界的工廠”。在那個年代能提出這樣的預見，足見他的遠見。

1889年1月，有美國媒體采訪李鴻章，問及中國今后會如何發展建設。他當時就明確說：中國一定會鋪設鐵路，鐵路網將遍布全國，而“中國制造”將會走向全球。我之所以特別提到1889年1月這個時間點，是因為就在半個多月后——1889年2月，慈禧太后便下令準許修造鐵路。這說明李鴻章事先已經得知朝廷將要開放鐵路建設的消息。

他為什么能提前知道呢？因為從1872年起，李鴻章就不斷提議修建鐵路。他曾與恭親王奕?商議，恭親王本是背后支持他和洋務運動的，但也坦言修鐵路會遭遇強烈反對，暫時不宜提出。李鴻章起初不太相信，認為修鐵路對國家大有裨益，于是正式上奏朝廷，結果遭到群臣激烈反對，慈禧太后也明確表示不贊成。此后數年，他屢次提議，每次都被駁回。

反對的理由，今天聽起來可能難以理解。修鐵路不是好事嗎？怎么會遭到如此抵制？當時主要的反對意見有幾條：第一，鐵路是“洋夷之物”，使用它就是以夷變夏，違背了“用夏變夷”的傳統觀念。第二，鐵路運行會震動沿途土地，驚擾祖墳，而中國是禮儀之邦，敬祖重孝，驚動祖先即是不孝。傳統觀念認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不孝之人如何能忠于朝廷？第三，修建鐵路難免開山鑿洞、跨河架橋，這會震動山神、河神、湖神，大清江山全賴神靈護佑，得罪神靈豈能有益？第四，反對者認為，鐵路所到之處，經濟雖會發展，人心卻會變壞，因為“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百姓逐利則道德淪喪。第五，他們還強調，火車車廂密閉，陌生男女共處數日，有違“男女大防”之禮。總之，反對派認定修鐵路不是為國謀利，而是為敵國謀利。

盡管屢遭否決，李鴻章始終不甘心，堅信中國必須修建鐵路。當時，由于列強軍艦從海上頻頻來犯，清政府意識到必須建立現代化水師，于是從英國和德國購買軍艦，組建北洋水師。現代軍艦需要鍋爐燒煤，因此又必須開發現代煤礦。朝廷從英國引進采礦設備，經英國工程師勘察，在離北洋水師基地不遠的河北唐山發現了優質煤礦，隨即著手開采。

在上奏采礦進展時，李鴻章用了一點策略——這也是做事者可以借鑒的：當時“鐵路”一詞尚未固定，還有“硬馬路”“快路”等叫法。李鴻章在報告中不提修鐵路運煤，因為知道朝廷不會批準；而是奏請修建一條從胥各莊煤礦到天津碼頭的小運河，用水路運煤。但他沒明說的是：從礦口到運河碼頭還有一段距離，且地勢較高，水路無法直達。于是，他含糊地提出要修一條“新馬路”來轉運煤炭，朝廷對此并未反對。

實際上，他在這段9.8公里（20華里）的路上修建了一條鐵路。為免過早暴露，通車初期只用騾馬拉動載煤車廂，到運河碼頭后再卸船轉運。負責煤礦與鐵路建設的英國工程師金達對此很不理解：既然修了鐵路，為何還用牲口拉車？而李鴻章私下已利用煤礦閑置的卷揚機與鍋爐，改裝出一臺簡易蒸汽機車，并給它起了個英文名，叫“Rocket of China”（中國火箭號）。當這臺機車拖著幾節滿載煤炭的車廂轟鳴行駛時，從未見過火車的當地百姓和士紳嚇壞了：沒有人力，沒有牲口，沒有風力，這“怪物”何以有如此大力？定是妖鬼作祟！于是彈劾奏章迅速送到朝廷：李鴻章私修鐵路！

慈禧下令拆除鐵路。李鴻章卻從中看出玄機：之前用騾馬拉車一直無事，蒸汽機車一上路就出事。于是他并未拆除鐵路，只是撤下蒸汽機車，重新換回騾馬牽引，果然一切恢復平靜。然而他心里清楚：這樣終究不是辦法——中國，終究需要真正的鐵路。

恰恰就在這個時期，1884年中法戰爭失敗，福建水師整支現代化的艦隊被法國海軍全殲。這場慘敗暴露了一個致命問題：當時中國并沒有統一的海軍指揮機構，也就是沒有海軍衙門。其實李鴻章和左宗棠早就向朝廷進言，指出既然已經建立起多支現代化艦隊，就應當實現標準化和統一指揮。但朝廷一直堅持傳統做法，讓各地水師仍由地方管轄——因為千百年來，中國的中央職能部門只有六個：吏、戶、禮、兵、刑、工，從無“海軍”一說。

直到一支艦隊被打光，清廷才真正意識到，沒有統一指揮，所謂北洋、南洋、廣東水師各自為政，戰時根本無法相互支援。左宗棠和李鴻章抓住機會再次上奏，強調必須設立海軍衙門。慈禧這次終于同意，并任命她最信任的人——光緒皇帝的生父醇親王奕譞——來主管。用今天的話說，醇親王就是第一任“海軍司令”。

然而問題來了：醇親王本人，正是修鐵路的堅決反對者之一。由此可見，當時反對鐵路的力量多么強大。

但李鴻章敏銳地察覺到：醇親王出任海軍司令，恰恰是推動修鐵路的一個轉機。他把兩件事聯系了起來——要想鞏固海防，必須先解決鐵路問題。

作為海軍司令，醇親王需要巡視北洋水師防區，從天津到劉公島，再到大連。醇親王雖知自己是慈禧最信任的皇族，但也明白慈禧對誰都不會完全放心。果然，慈禧以“海上顛簸、體弱需照顧”為由，要派御醫隨行。醇親王立即心領神會，主動奏請讓大太監李蓮英陪同。這正是慈禧想要的——有李蓮英在身邊，她才能放心。

醇親王自有考量：他這樣一位權重親王，若在外與李鴻章這樣的封疆大吏單獨相處，難免引起猜疑。有李蓮英同行，反而大家都踏實。

于是，醇親王與李蓮英一同登上北洋艦隊的軍艦，開始了半個月的巡閱之旅，從天津駛往大連再返回。一路上，李鴻章不斷向他們展示：這些鋼鐵巨艦如此沉重，為何能不沉？為何能快速航行？艦炮打靶時，水柱沖天，場面震撼。李鴻章隨即講解：軍艦靠螺旋槳推動，螺旋槳靠蒸汽機，蒸汽機靠煤炭。但問題來了——按現在的運煤方式，通過運河一點點轉運，攢了幾個月的煤，只夠這一次巡閱之用。一旦真正開戰，運煤根本跟不上，軍艦只能困在港口。

李鴻章順勢進言：能否以海軍衙門的名義上奏，請求修建運煤鐵路？醇親王頓時醒悟：沒有鐵路保障煤炭供應，這些現代化軍艦無異于一堆廢鐵。他當場轉變立場，從鐵路反對者變成了支持者。

此行中，李鴻章也與李蓮英相處甚洽。至此，李鴻章、醇親王、李蓮英三人實際上已達成共識：必須說服慈禧太后。返京后，李蓮英和醇親王便在慈禧面前不斷陳說鐵路之利，慈禧的態度開始有所松動。

與此同時，他們還想出一計：請一位法國鐵路制造商，在慈禧常活動的西苑（即南海、中海、北海一帶）及昆明湖邊，修建了一段小巧的游覽鐵路，讓太后親自體驗“坐火車”的感覺。這位法國商人當然樂意效勞——如果中國將來全面修鐵路，這無疑是筆大生意。

果然，慈禧試坐之后覺得頗有趣味。其實到1889年1月，她的態度已經轉變，這正是李鴻章此前接受美國記者采訪時信心滿滿的底氣所在。于是，1889年2月，慈禧正式下旨：準許在全國修建鐵路。

那么，鐵路開建之后的事暫且按下不表。我們接著說李鴻章。他在1896年結束英國行程后，來到了美國。

在美國，他所有的談話、演講幾乎都圍繞一個核心任務展開：反對排華法案。當時美國除了原有的《排華法案》，又陸續出臺了一些歧視與排斥華人的法律。李鴻章利用每一次見面、每一場演講，反復呼吁美方廢除這些法案。

他是怎么論證的呢？他提出：財富是由土地、勞動和貨幣三者結合而產生的。華工提供了大量優質勞動力，這對美國創造財富是有利的。聽到這套論述時，我也很驚訝——他怎么會懂這個？我們知道，早期經濟學家威廉·佩蒂曾提出，財富源于土地與勞動的結合；而現代經濟學奠基人亞當·斯密在《國富論》（又譯《原富》）中，進一步將貨幣納入生產要素，形成了經典的“生產三要素”理論。李鴻章在1896年就已運用這套當時最前沿的經濟學理論來展開論述。

這里有個細節：《國富論》的中譯本直到1901年才在中國陸續出版。那么李鴻章在1896年是怎么知道這些理論的？他怎么如此“先知先覺”？我在研究中發現，他身邊有一位英文極好的幕僚，名叫羅豐祿。羅豐祿是福建人，和嚴復一樣畢業于福建水師學堂，之后一同被派往英國留學。回國后，嚴復留在水師學堂任教，羅豐祿則成了李鴻章的幕僚。看來他也和嚴復一樣，在英國期間不僅學習航海，還廣泛涉獵社會科學著作，包括社會達爾文主義等各類西方理論。

顯然，亞當·斯密的經濟學思想，正是通過羅豐祿傳遞給李鴻章的。而李鴻章思想比較開明，很快就接受了這套理論。這也提醒我們：無論是領導者還是管理者，選擇什么樣的助手或智囊，至關重要。一個好的幕僚，能顯著提升決策者的視野與水平。

在美國期間，李鴻章感興趣的依然是工程技術、科技和武器裝備。他參觀了當時剛落成不久、被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跡”的紐約布魯克林大橋——這是世界上第一座鋼索懸索橋。訪問行程中專門安排乘船從橋下經過。船漸行漸近時，李鴻章當然也很贊嘆，但他反復詢問的卻是：這座橋用了多少鋼索？建造成本多少？什么時候能收回投資？他關心的是這些非常實際的問題，連高度、長度、結構細節、電纜系統和人行道設計都問得極其仔細。聽說造價高達2500多萬美元，這在當時是天文數字，他便不斷追問：如何回收成本？用什么方式回收？這讓美國人深感意外，也看出他是一位非常精明的管理者。

結束訪問、即將離開美國時，正值10月，美國四年一度的大選臨近。有記者采訪李鴻章，問了他不少問題。而李鴻章的特點，依然是“反問”——聽完回答后，他反過來問記者：“你準備選誰？票投給誰？”記者說自己是民主黨人，會投給現任總統（民主黨候選人）。李鴻章卻十分肯定地說：“你肯定投錯了。他當選不了，這次贏的會是那位共和黨候選人。”一個多月后，大選結果公布，李鴻章的判斷完全正確。

遺憾的是，我查了很多資料，都沒有找到他究竟基于什么做出這個預測。他當時了解了哪些信息？為何對美國大選如此篤定？很多人都會判斷錯誤，他為何能這么果斷？這顯示出他具有很強的政治直覺。或許，他作為清政府高官訪美時，與那位民主黨總統有過會談，從中感受到對方能力不足？但并無任何記載。這件事確實令人好奇：他不懂英語，究竟從哪里獲得的這種感知與判斷？只能說，他的政治敏感度與直覺極其敏銳。

歷經九萬里行程后，李鴻章回到了中國。雖然向朝廷匯報了出訪見聞，但只是例行公事，朝廷并未重視。他的諸多見解并沒有轉化為國家政策，僅僅成為他個人的觀感。對慈禧來說，他不過是完成了一項外交任務而已，并未真正重視這次出訪帶來的啟示。

回過頭看李鴻章的這段“西游記”，確實給我們不少啟發。

首先，與日本明治維新相比：日本在1871年就派出幾乎全部高層官員，用近三年時間深入考察歐美，隨后將所見所學轉化為國家政策；而清王朝則晚了二十多年，才派出一位已被投閑置散的大臣，帶著幾名隨員走了一圈。李鴻章雖然提出不少見解，卻未能推動成為國策。

再者，李鴻章在出訪中面對的問題——如中美在勞動力、職業市場等方面的矛盾，美國以排華法案回應華工競爭——在今天全球化時代，仍以不同形式反復出現。他能運用當時最先進的經濟學理論與國際社會論辯，這一點提醒我們：在當今的國際交往與博弈中，我們同樣需要掌握前沿的社會科學理論，在此基礎上清晰發出自己的聲音，以理服人。

我就講到這里，這便是李鴻章“西游記”留給我們的一點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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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頤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新經濟學家智庫旗下《太學》欄目，以"可行動的知識"為坐標系，匯聚經濟學者、科學家、文化名人、企業家、達人等各行業的創見者，穿透宏觀敘事，分享洞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