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解七國之亂：漢景帝啟用周亞夫，為何快速平定？事實證明真高明

公元前一五四年正月，黃河以北的寒氣還沒散盡，睢陽城里的軍鼓卻已經晝夜不絕。城頭士卒披甲倚墻，眼前是一眼望不到邊的吳楚聯軍營火。許多年后再看這一幕，就會發現，當時真正決定天下走向的，卻并不在城下的喊殺聲里，而是在幾個月前朝堂上一道道削藩詔書之中。

很多人習慣把“七國之亂”當作一場突如其來的軍事叛亂，其實不然。它更像是一場被拖延了二三十年的政治舊賬，總算在漢景帝時期集中爆發。從劉邦建漢算起，這筆賬一直沒算清。

有意思的是，看似兵鋒最盛的是吳王劉濞，看似風頭最勁的是合縱諸侯王，真正掌握節奏的，卻是那位看起來有些“死板”的將領——周亞夫。

一、劉邦之后的隱患：分封體系一步步走歪

漢高祖十二年，公元前一九四年四月，劉邦病逝于長樂宮。這個出身沛縣的漢王，憑借一場場血戰打下了天下，也在打天下的過程中，為日后的七國之亂埋下了伏筆。

為了對抗項羽時的“異姓諸侯”，劉邦在滅楚之后就大力清洗異姓王，韓信、英布、彭越等人相繼被誅或被廢。與此同時，他又在關東地區大量分封劉氏宗室，以同姓諸侯王取代異姓諸侯王。這么做在當時很合理，既要防止功臣尾大不掉，又要讓劉氏一族遍布天下，形成宗室網。

問題很快顯露。宗室王地盤太大、兵源太足、稅收太厚，久而久之，難免把自己看成“半個天子”。中央和諸侯之間的平衡，靠的只是劉邦個人的威望與手腕。一旦這個人不在，矛盾立刻外露。

劉邦死后，呂后臨朝。呂氏集團為了掌控局勢，又封了一批呂氏諸侯王，原本的“純劉氏”結構被打破，變成劉呂并存的奇怪形態。對地方諸侯來說，這是一種信號：中央也會自亂陣腳，規矩不是鐵板一塊。

公元前一八〇年七月，呂后病逝。繼起的“諸呂之禍”，宗室與功臣聯合，迅速把呂氏諸侯王連根拔起。之后恢復為純劉氏分封，看上去似乎是“宗室專權”更扎實了，實際上，卻給各地王國提供了一個前車之鑒：只要有機會，朝局是能被地方勢力撬動的。

不得不說，這些年看似風平浪靜，其實火種早已撒遍各地。

二、文景削藩：一刀刀割下去，諸侯王終究要反

等到漢文帝即位，時間已經到了公元前一八〇年代。文帝性格寬厚，施政偏于寬仁，但在對付地方諸侯的問題上，他并不心軟。

公元前一六五年，文帝開始對齊王、淮南王的封地動刀。齊王封地被分割為六，淮南王劉長之子劉喜所繼承的封國，被分割為四塊。這種分割，表面上還是宗室王，實際已經弱化了實力。原先一個大王國，如今拆成好幾塊，互相制約、互相牽制。

這一步很關鍵。它說明朝廷已經意識到：如果任由諸侯王維持原有的巨大領地，遲早要出大亂子。只是，當時削藩還算“溫和”，動的是有問題、有嫌疑的王，其他人暫時還能裝作沒看見。

漢文帝元后六年（公元前一五七年），文帝去世，太子劉啟繼位，是為漢景帝。景帝的性格要更堅決些，對諸侯的態度也更直接。他繼承的不僅是皇位，還有一套必須繼續進行的削藩路線。

景帝三年，朝廷開始針對一些被彈劾罪狀的王下手。那些年間，最鋒利的一把“刀”，落在了吳王劉濞身上。

吳王劉濞封國位于江東，地廣物豐，鹽鐵之利極大。史書記載他“煮海為鹽，鑄錢自用”，在自家地盤上搞得風生水起。吳地經濟繁榮，兵力充足，錢糧豐厚，劉濞的底氣，正是從這些實打實的資源中來的。

公元前一五四年正月，漢景帝下令削奪各王地盤：吳王劉濞失會稽、豫章兩郡，楚王劉戊失東海郡，趙王、膠西王亦有削地。旨意一出，朝堂上是“國家統一”的說辭，諸侯心里卻是另一番滋味。

吳王劉濞聞訊后極為憤怒。這個憋了幾十年的老王，終于不再忍耐。

三、合縱九國：吳楚為骨干，七國成名義

削藩的圣旨剛到吳地，吳王就開始秘密聯絡。先找的是膠西王劉卬、趙王劉遂、楚王劉戊。之后，膠東王又去游說齊地諸王：齊王劉將閭、濟北王劉志、濟南王劉辟光、淄川王劉賢、膠東王劉雄渠。在紙面上，總共卷入九個王國。

表面上，這是“九國合縱”。實際上，真正敢出兵、敢沖鋒的，核心只有三路：吳楚聯軍一支，齊地連線一支，趙國一支。齊王劉將閭在關鍵時刻態度反復，濟北王又因城被部下控制而動彈不得，真正參與主戰的力量，比名字看起來要少得多。

吳王出兵時打出的招牌，并不是“要命要地”，而是“請誅晁錯，以清君側”。也就是說，矛頭先指的是力主削藩的晁錯，而不是皇帝本人。這種說法，對一些搖擺不定的諸侯王來說，多少有點心理安慰——反的是策士，不是天子，好像還算“留有余地”。

吳王北進前，在自己營中也曾有過一番較真討論。

大將軍田祿伯提出，一路主力繞過睢陽，西逼洛陽；另一路南下長沙，再從武關奇襲關中，以兩路夾擊的方式威脅核心腹地。桓將軍則建議不必在沿途攻城奪地，直接奔向洛陽附近的大糧倉敖倉，占住全國糧脈，諸侯自然要看吳王臉色行事。

這兩條計策，不管成功幾成，至少有一點很清楚：都是奔著“要命根子”去的。如果真照此執行，漢朝中央政權的壓力會大得多。

遺憾的是，這些比較兇險、直接刺向中樞的方案，被劉濞否決。他更傾向穩扎穩打，以為憑自己的人馬和錢糧，一路推進、邊打邊說，就足夠將局勢扭轉。最終，聯軍選擇從廣陵出發，沿途攻城略地，慢慢逼向洛陽。

這一步走偏，后面幾乎就再難挽回。

四、朝廷應對：晁錯的人頭，換不回諸侯的腳步

七國叛亂的消息傳到長安，漢景帝面對的局面極其棘手。一邊是已經行進中的吳楚聯軍，一邊是自己剛樹立起來的“削藩決心”。

朝中許多大臣建議，先拿晁錯的人頭祭旗，以此平息諸侯怒氣。有人甚至直言：“諸侯反，不過為晁錯也。”意思是，問題在于操作的人，不在于削藩這件事本身。

景帝猶豫后，最終還是下詔誅殺晁錯。這一刀落下，朝廷內外都有震動。晁錯雖死，吳王的軍隊卻沒有停下腳步。劉濞心里很清楚，晁錯不過是旗號，真正的問題是，吳國的地盤和權力已被盯上，一旦退讓，后續削藩只會更狠。

晁錯被殺，并沒有換來諸侯的罷兵，反而讓朝廷的決策顯得有些被動。局勢已經到了必須用兵解決的階段。

就在這個時刻，景帝的用人之舉，顯得格外關鍵。對內，需要穩住梁地防線，對外，則要找人去截斷七國的鋒芒。

梁王被安排屯兵睢陽，守住東南要沖；竇嬰駐軍滎陽，作為中路防線。兩者的任務，更多是拖住聯軍，不讓其輕易突破到洛陽方向。

真正承擔“主動出擊”任務的，是三個人：欒布、酈寄、周亞夫。欒布從薊地南下，負責牽制齊地局勢；酈寄從曲周出發，收拾趙地，防止趙王趁機擴局；而周亞夫，則從武關領軍出關，目標直指吳楚聯軍的后方。

當時，有人勸景帝：“周亞夫為人守法刻板，不如用另一個更‘敢拼’的將軍。”景帝搖頭：“軍中用將，要的是可靠，不是圖一時痛快。”一句話，隱含著對周亞夫的了解與信任。

五、周亞夫的用兵：不搶一時之勝，只求全局之定

周亞夫領兵自武關出發，繞道滎陽整軍，隨后迅速向東南方向運動。當吳楚聯軍把攻勢集中在睢陽一線時，他已經悄然插入到昌邑、下邑之間。

他采取的，是一套看上去很“憋屈”的打法。

第一步，在昌邑、下邑布防，建立穩固營壘，正面對住可能北上的聯軍主力。

第二步，派韓頹當下淮泗口，扼守南北水陸咽喉，斷絕聯軍的糧道與后勤補給。

這套做法，說白了就是：不急著決戰，先卡住對手的肚子。

吳楚聯軍圍攻睢陽不下，時間越久，糧草消耗越大。睢陽城池堅固，梁王守城頑強，這就給了周亞夫足夠的時間，在背后慢慢收緊套索。

這時，有個細節非常關鍵——梁王堅持住了。若梁軍稍有動搖，吳楚聯軍一旦攻入睢陽，就可以以城為依托，轉身再戰。正是這一層僵持，成了周亞夫放手布局的前提。

吳王劉濞很快意識到，真要被拖下去，自己打的不是一場“義戰”，而是一場“耗命戰”。于是，他調轉兵鋒，試圖直接攻破周亞夫的營地，以解決背后之患。

為了引誘漢軍出營，吳王故意集中大軍于下邑東南，擺出要從這個方向突圍的陣勢，希望逼周亞夫把主力調過去。但周亞夫并不吃這一套，他留意的不是聯軍旗幟在哪里飄，而是糧道在何處，兵源從何而來。

他反其道而行，將主力屯駐于西北方向，對東南誘兵不為所動。等聯軍真正從西北方向試圖突圍時，卻撞上了他早一步設下的主力防線。

那一戰，吳楚聯軍被打得措手不及，只得倉皇敗退，投入對峙狀態。此時，聯軍營中糧草已顯嚴重不足，“餓死者眾，亡者不可勝計”。士氣衰落，軍心離散。

不久，吳王終于下令后撤，準備保住殘余實力，等待下一次機會。

周亞夫判斷時機已到，下達全軍追擊命令。二月間，漢軍乘勝窮追，大破吳楚聯軍。吳、楚兩國主力元氣被毀，再無重新集結之力。

有一段記載中，周亞夫對部下說過一句話：“彼以饑，我以飽，彼以懼，我以安，此天與也。”意思很直白，對手饑懼而我方飽穩，這種時候不出擊，就等于自己放棄了優勢。

六、齊趙內亂：七國之旗，撈不到七國之力

吳楚主力潰敗，并不意味著“七國之亂”就地結束。畢竟，在起事名單上，還有齊地諸王，還有趙王劉遂。

叛亂伊始，齊王劉將閭曾經答應響應吳王，后來卻突然改變主意。有人勸他：“如今諸侯皆起，王若按兵不動，將來恐為眾矢之的。”劉將閭猶豫很久，仍然沒有真正下定決心走到反叛一邊。

這一下，齊地叛軍內部矛盾立刻爆發。膠西王、膠東王、淄川王三方聯手攻打齊王，原本統一對外的起兵，變成了齊國內部三王圍攻齊王的“家門內戰”。臨淄一城，并沒有如預想那樣成為叛軍的出兵基地，反倒成了齊王退守苦撐的孤城。

這種局面，對中央來說反而是利好。齊地諸王糾纏得越久，吳楚聯軍就越拿不到實質性支援。吳王那邊節節失利，齊地這邊還在彼此攻伐，所謂“七國一心”，在很大程度上只存在于信件和盟誓之中。

趙王劉遂則更謹慎一些。他一度在趙南邊界觀望，既不急著全力出兵，也不急著表明態度。看起來是想站在一個“誰贏幫誰”的位置。

然而，吳楚聯軍被擊潰后，局勢已經明顯傾向于中央。景帝命酈寄率軍東進，直奔邯鄲。趙王從猶豫不決變成被動挨打，退無可退。

欒布在平定齊地方面也下了不少功夫。吳楚主力被破后，他迅速入齊，馳援臨淄，在城內外形成聯動，把那場齊地內戰收了尾。齊境安定之后，他再北上，與酈寄會師，合力圍攻邯鄲。

圍城之戰中，漢軍采取了引水灌城的策略，削弱城防，擾亂趙軍。趙王劉遂終被困死在城內，趙地叛亂勢頭徹底消失。至此，七國之亂的主要戰線全部崩塌。

值得一提的是，從吳王鳴鼓起兵，到趙地邯鄲失守，這場看似波及半個漢朝的大戰，真正持續時間并不算長，短短數月，就從高潮走向尾聲。

七、勝負背后：景帝的決心與周亞夫的“冷靜狠辣”

很多人會追問：七國之亂看起來聲勢浩大，為何會這么快就被平定？僅僅歸功于周亞夫的用兵，難免有些簡單。這里有幾重因素疊加在一起。

其一，漢景帝在方向上并沒有回頭。誅殺晁錯，有退讓的一面，但在戰略目標上，他并沒放棄削藩。對諸侯王來說，這意味著：就算暫時逼宮成功，下一步也很難真正恢復到“想要怎樣就怎樣”的局面。叛亂的政治收益，從一開始就是模糊的。

其二，七國內部并不齊心。吳楚最強，卻選擇了道路最長、節奏最慢的一條進攻路線；齊地諸王互相扯后腿；趙王觀望拖延。聯盟缺乏統一指揮和真正共同的目的，這一點，在面對中央一體化調度時，劣勢非常明顯。

其三，周亞夫的戰略選擇極具針對性。他壓根沒被表面的兵力數字嚇住，而是抓住了一個最關鍵的點——糧道。吳楚聯軍占有地方財力，但遠道北上之際，將大量糧草壓在運輸線上。一旦被截斷，就陷入“人多糧少”的困局。

周亞夫既不搶著出城大戰，也不急于奪城立功，而是慢慢收緊對聯軍后路的控制。有人覺得這種打法有些“陰”，不如痛痛快快打一仗來的暢快。可從結果看，這種冷靜狠辣，恰恰克制了吳王最依賴的東西——時間與補給。

其四，梁王堅守睢陽，也是關鍵一環。七國之亂中，睢陽幾乎成了一個樞紐。若梁軍崩潰，吳楚聯軍就可以騰出手來專心對付周亞夫；城池一旦失守，吳王在前線就有了穩定據點，局勢很可能被拖入長期拉鋸。

戰場上有一句老話：“前線的每一刻堅持，都是后方謀略發揮作用的前提。”七國之亂中，這句話體現得非常明顯。

八、七國之亂之后：分封體制的轉折點

七國之亂被平定后，漢景帝對諸侯的態度并沒有軟化，反而更加堅定地推動削藩。經過這場大規模叛亂，朝廷更看清一件事：只要地方諸侯仍舊擁有超大領地和高度自治權，類似的風險就不會消失。

此后幾年，景帝繼續采取措施，進一步削弱諸侯王的實權。封國被切割，諸侯的權利被限制，“王而不治民”的趨勢日漸明顯。到了漢武帝時期，這條路走得更遠，中央集權一步步扎穩腳跟。

從這個角度看，七國之亂不僅是一場軍事沖突，更像一次制度層面的“壓力測試”。事實證明，在劉邦時期勉強維系的分封體系，到了文景時代已經難以為繼，必須進行重塑。

在諸侯王這邊，七國之亂是一場失敗的豪賭。吳王劉濞自恃富強，本以為可以借群起之勢撬動中央，只是沒想到，自己最倚仗的地利與財力，反而成為周亞夫精準打擊的目標。齊、趙的騎墻與猶豫，則把這場本來可以更危險的叛亂，削成了三分之二的威脅。

在朝廷這邊，這場叛亂暴露了決策中的搖擺與短暫妥協，比如晁錯之死。但也讓皇權與官僚系統看得更透：力量集中到中央，是一步步削出來的，不可能指望諸侯王主動“心服口服”。

歷史書上對周亞夫的評價，多圍繞他的守法和嚴整軍紀。在七國之亂這件事上，他身上更突出的一面，是那種不被一時形勢裹挾、不為虛名所動的冷靜。面對吳楚聯軍的聲勢，他沒有選擇搶風頭的“首戰大捷”，而是用一次又一次的“遲緩部署”，換來對方糧路被斷、士氣崩潰的終局。

從公元前一九四年劉邦去世，到公元前一五四年七國之亂爆發，中間隔了整整四十年。這四十年里，分封王國從劉邦心中的“宗室支柱”，漸漸演變成文景心中的“隱形威脅”。而七國之亂的平定，正是那道劃清新舊秩序的界線。

漢景帝啟用周亞夫，在很多細節上并不華麗，卻把握了一個關鍵：對付七國之亂，不是比誰刀快，而是比誰看得更遠。吳王只看到眼前的削藩詔書，周亞夫和景帝，卻順著這封詔書往后多看了幾步。結局如何，便不難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