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院長翟東升：美國 AI 泡沫 2026-2027 年破滅（完整視頻+全文）

作者：翟東升

來源：公開網絡

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同事、各位同學，大家好。

這份報告是由我們團隊承擔完成的，從題目立意到整體框架，都是一個有組織科研的過程。我本人的專業背景是全球政治經濟研究，也很榮幸受梁院長指定，由我牽頭，帶領學院的青年教師和部分博士生參與到課題寫作中。今天我主要講其中一部分觀點，主體內容仍由團隊同學來呈現。

這份報告有幾個亮點：其中一個，是中國制造 2025 與人工智能時代對全球新格局的影響。

人工智能看起來好像和制造業關系不大，但實際上，過去 10 年中美戰略競爭不斷聚焦，制造業本身既受益于技術進步，也反過來服務于國家發展。

1992 年到 2008 年這十幾年，中美迅速形成了共生體，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達到了全球化的巔峰，形成了所謂 “中美共生經濟體”。

中國負責這個共生體的實體部分—— 制造、運輸、基建等；

美國負責虛擬與核心環節—— 信用融資、支付結算、品牌營銷、設計研發等。

一虛一實，共同構成一個完整的生命體，兩者都至關重要。

但這種共生狀態，有其特定的歷史前提與機緣。

2008 年之后，其政治與戰略前提逐步瓦解：

一方面，美國從原本的開放自信，轉向不自信、焦慮；

另一方面，中國對美國曾經的崇拜、恐懼，逐漸被理性批判和平視所取代。

雙方心態與結構同時變化，原本基于特殊歷史背景的合作共生開始解體。

美國試圖在中國之外重構實體經濟生產體系，中國則被迫降低對美國金融與科技體系的依賴，至今仍在思考，是否要完整構建自己獨立的虛擬經濟體系。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回望過去 10 年，中國制造 2025的背后，正是中美從共生走向逐步脫鉤、科技全面競爭的過程。回頭看，這10 年的規劃總體是相當成功的。

有意思的是，這個規劃究竟是如何實現的？

在報告策劃階段，我們開過兩次研討會，邀請不同領域專家參與。

部分科技、制造業及主管部門的同志在內部研討時提到：

當初制定規劃時，很多人是理工科出身的學者，思路更偏技術與目標，并沒有像人文社科領域這樣，充分預判外部會如何反應、會帶來何種反作用。規劃提出得比較直接，目標明確、路徑清晰。

但當這份規劃正式推出時，直接觸動了對手，某種程度上助推了對方原本就想實施的對華遏制與制裁。對方原本就在策劃相關動作，而我們提出要實現較高比例的自主可控，反而讓對方的遏制顯得更加 “理直氣壯”。

而對方的加碼制裁，反過來又讓我們更加意識到這份規劃的重要性與前瞻性，于是從上到下、從政府到資本市場，都進一步加大投入。

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場科技戰對中國而言，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

而對美國而言，卻帶有自毀長城的沖動。

為什么說是自毀長城？

美國在對華科技戰、制裁戰中的策略，受其體制與認知局限，實際上打成了 “添油戰術”—— 不斷加碼，但始終沒有一次性充分發力。

從最開始針對中興，再到后來針對華為，一輪輪限制，一層層加碼，相當于不斷 “打草驚蛇”，反而倒逼中國科技產業警覺、政府重視、全社會動員，加速構建自主生態。

從這個角度看，美國確實是我們的 “好老師”。沒有外部的這種鞭策，中國制造 2025 不可能推進得如此堅決。最近的裝備成果，可以視作中國制造 2025 的一份成績單。

今天的主題，不只是中國制造，更是國家安全。

我們團隊提出一個觀點：中美實力對比中，最先實現反超的，很可能是軍事裝備領域，而不是外交、政治或一般經濟領域。

這個觀點最早是由學院金昌林教授和我共同公開提出，近半年來，越來越多專業人士開始認同。

核心原因在于：我們迭代快、產能足、體系全。中國在軍事裝備上正在全面突破，當然，戰爭不只看裝備，還包括人、組織、理念等多重因素。

中美相對實力變化，帶來了全球認知的改變。

美國兩黨正在全面拋棄過去的傳統思路，轉而借鑒中國式現代化的經驗，但學習的重點與路徑完全不同。

對比 2001 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到今天，可以用兩組對比來看：

當年，中國是圍繞美元體系運轉的相對較小的經濟體；

今天，中美經濟規模已處在同一量級。

按匯率 GDP 計算，美國規模仍略大；

但如果只看可貿易部門（符合一價定理、具備國際可比性的部分），中國經濟規模反而比美國高出約 50%。

在這樣的背景下，全球市場正在逐步分裂。

很多國家希望 “東實西虛”，兩頭受益，在中美競爭中采取投機策略。

美國試圖推動全球產業鏈 “去中國化”，但實際上，由于我們較為成功的策略，“去中國化” 進展并不順利。

在這個意義上，如果我們能夠穩住歐洲市場，穩住中高端產品、資本密集型與科技密集型領域的合作與開放，我們在這場競爭中就占據主動。

報告里還提到一個重要概念，由楊光斌院長提出，我們在報告中做了拓展與深化，未來還會繼續研究 ——新價格革命。

歷史上第一次價格革命，是 16—17 世紀全球化開啟后，美洲貴金屬大量流入，帶來貨幣擴張，推動歐洲農產品等非貿易品價格持續上漲，持續近 150 年，深刻改變了歐洲社會結構與階級關系。

這一次，我們提出：人類正在經歷一場新的長周期價格革命。

最初的直觀表現，就是中國工業化把大量工業品變成 “白菜價”。

深入看，這一進程從日本開始，接著是 “四小龍”，90 年代中期后主力轉移到中國東南沿海，現在又延伸到越南等東南亞國家，整個東亞生產網絡集體崛起。

這一進程，打破了歐美對白先進工業品、高端科技的長期壟斷。

目前，東亞生產網絡的體量，已經可以與北美生產網絡、歐洲生產網絡并立。

我舉一個很直觀的例子：原油與手機的相對價格。

1998 年，一部普通手機大約值 40桶原油；

今天，一部功能強得多的智能手機，大約只值 2 桶原油。

相對價格變化接近 20 倍。

可以預見，隨著東亞生產網絡規模擴大、質量提升，疊加人工智能賦能制造業，這一相對價格趨勢還將延續，帶來全球南方與全球北方市場規模、力量對比的系統性、持續性改變。

這場新價格革命背后，有五大力量：

一是生產力，也就是制造業能力；

二是電力，中國的電力規模已形成系統性優勢；

三是運力，過去我們強調高鐵聯通亞歐非，但對沿線國家能力要求高；現在看，電動汽車、無人機、低空經濟，可能帶來新一輪全球運力革命，尤其對基礎設施薄弱的全球南方國家意義重大；

四是火力，即軍事能力。過去 300 年，全球海權由北方國家壟斷；而今天，無人機、高超音速導彈等技術，正在改變地區力量平衡，非國家行為體也能對傳統海權形成挑戰，這在過去是難以想象的；

五是算力，直接關系到人工智能競爭與全球產業轉移。

中美 AI 競爭各有優劣：

中國優勢在應用場景、產業鏈、規模效應、基礎設施與電力保障，以及政策長期穩定；

美國優勢在高端芯片、算力霸權、資本市場、全球人才吸納能力。

從碳基經濟邁向數字經濟、智能經濟的過程中，

制造業過去 200 年的規律是：不斷向要素成本更低的地方轉移。

但現在，歷史來到一個關鍵節點：

中國強調AI+，把人工智能和制造業、研發深度結合。

我在東南沿海看到很多無人工廠、黑燈工廠，產能巨大，用工極少；

在生物醫藥等研發投入極高的行業，中國 AI 企業已經能用設備大幅替代人力研發，過去需要幾十位碩博、幾年甚至十幾年的工作，現在可以高度自動化完成。

借助人工智能升級制造業，持續降低成本、提升效率，會讓制造業不再那么容易簡單轉移。

我前段時間專門去越南調研，和不少轉移出去的制造業企業交流。

很多企業是迫于歐美大客戶 “China Plus One”（中國 + 1）的壓力，去越南等地設廠備份。

但實際運行下來，備份廠的效率、成本、供應鏈成熟度，遠不如中國東南沿海的產業集群，尤其在人工智能賦能下，中國體系反應更快、綜合成本更低。

結果是，很多企業把大部分訂單又轉回國內，境外工廠只保留少量份額。

這也說明，過去單純出口導向的模式不可持續，中國必須轉向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現在也有討論：越南會不會是東亞生產網絡中，最后一個依托出口導向實現快速發展的經濟體？

總體來看，從碳基經濟邁向智能經濟，中美各有優劣：

中國的優勢，在于完整產業鏈、規模效應、工程師紅利、基礎設施、電力保障以及政策長期穩定；

美國的優勢，在于貨幣霸權、資本市場、高端芯片、全球人才吸納能力與創新生態。

當前科技競爭的關鍵，在于高科技產業的市場規模，誰能爭取更廣闊的中間市場、全球南方市場，誰就能占據更大主動。

把全球南方的市場做大、消費能力提升，總體上對中國更加有利。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