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馬行空：中國國家博物館藏銅鏡上的駿馬圖像

《說文·馬部》云：“馬，怒也；武也。象馬頭、髦、尾、四足之形。”小篆為繁體“馬”字，保留了馬頭、鬃毛、尾巴和四足的形態特征，年代較早的甲骨文、金文則更具象形意味。若是追溯中國銅鏡史上的駿馬圖像，目前所見最早是傳民國時期洛陽金村戰國大墓出土錯金銀斗獸鏡武士雙膝蹲跪于馬背上的戰馬形象（圖1、2）。在中國國家博物館（以下簡稱“國博”）收藏的銅鏡上，有駿馬圖像的數量較少，代表性的銅鏡資料主要集中于東漢、唐代兩個時段。

圖1 傳洛陽金村戰國墓出土錯金銀斗獸鏡（《中國青銅器全集》第16卷《銅鏡》）

圖2 傳洛陽金村戰國墓出土錯金銀斗獸鏡局部（《洛鏡銅華：洛陽銅鏡發現與研究》上冊）

東漢畫像鏡上的“天馬”圖像與銘文

1953年5月，北京歷史博物館（國博前身）征集到一面東漢天馬白虎神人畫像鏡，直徑21厘米，現于國博“鏡里千秋”展覽展出（圖3-1、3-2）。此鏡以鈕座為中心，飾以四枚連珠紋圓座乳釘，將鏡背劃分為四區。其中，鏡鈕上、下分別布置頭戴高冠的西王母與戴三山冠的東王公。鈕右側是一只白虎，扭頸回首，瞋目張口，四肢舞動，虎爪銳利。尾部呈S形上翹，其外側飾以懸針篆“白虎”兩字銘文。

圖3-1 國博“鏡里千秋”展覽展出東漢天馬白虎神人畫像鏡（霍宏偉攝影）

圖3-2 國博藏東漢天馬白虎神人畫像鏡拓本（國博供圖）

鏡鈕左側飾一匹天馬，呈奔跑狀，形象極具動感。昂首轉頸，馬口張大，呈直角，上、下嘴唇內側露出兩排牙齒，吐舌向下，項上鬃毛剪為短鬃，馬尾后揚。前蹄一高抬，一踏地；后蹄一前一后。高起的前蹄上方，鑄以懸針篆“天馬”兩字陽銘（圖4-1、4-2），標識出此馬形象的與眾不同。目前所知銅鏡上鑄以“天馬”銘文者罕見，國博鏡是東漢鏡中天馬形象極其突出、占據鏡背面積較大的一例。馬首左上方有一羽人跪地，雙手伸向天馬。

圖4-1 國博藏東漢天馬白虎神人畫像鏡局部（范立攝影）

圖4-2 國博藏東漢天馬白虎神人畫像鏡拓本局部（國博供圖）

該天馬圖像中的馬具刻畫較為細致。馬頭未見絡頭，馬背平整，前后各有一個凸點，代表馬鞍上的兩個直立鞍橋，孫機先生稱此類形制為“兩橋垂直鞍”。馬鞍下為韉，略呈方形，方框內裝飾細密的平行斜線紋。鞍韉前方有一塊半圓形凸起，飾以密集的短線紋，從馬尾外側類似的紋飾來看，這應該反映的是馬毛的質感，象征翼翅。胸前有自馬鞍向前繞過的帶子，被稱作“攀胸”。從鞍后繞過馬尻的帶子叫“鞦”，帶子上無任何裝飾。通過鏡背上東王公、西王母、白虎三幅圖像組合形式來看，這匹天馬所處位置非同一般，位于以往其他畫像鏡上青龍所在方位，成為漢代西王母崇拜信仰體系中的組成部分。在2017年國博舉辦的“秦漢文明”展覽中，展出一件東漢陶座青銅搖錢樹，1983年出土于四川省廣漢市萬福鎮，在錢樹上亦可見到西王母、天馬的身影（圖5、6）。

圖5 四川廣漢萬福鎮出土東漢青銅搖錢樹局部之一（范立攝影）

圖6 四川廣漢萬福鎮出土東漢青銅搖錢樹局部之二（范立攝影）

霍巍先生曾對國博天馬鏡的出現及其社會背景進行過詳細探討，并指出甘肅隴南秦文化博物館發現一面“尚方鏡”上，亦鑄有“天馬”銘文。國博館藏的天馬白虎神人畫像鏡是一面傳世品，出土時地信息不詳，其鑄造于何地是一個較為重要的問題。筆者檢索了一些東漢畫像鏡資料，對于國博天馬鏡的鑄造區域有了進一步的認識。浙江紹興漓渚出土、浙江省博物館藏一面神人神獸畫像鏡，其構圖與國博鏡基本一致，東王公、西王母、天馬、帶翼白虎各據一區，直徑19.8厘米。1975年，紹興縣福全鎮趙家畈村出土一面東漢仙騎畫像鏡，直徑18.3厘米，現藏紹興博物館。揚鞭催馬的神人、奮蹄前行的天馬形象均清瘦硬朗，充滿生命的張力。初步推斷，國博藏天馬白虎神人畫像鏡有可能鑄造于東漢會稽郡，即今浙江紹興地區。

“天馬”一詞，最早見諸《山海經·北山經》所載：“馬成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白犬而黑頭，見人則飛，其名曰天馬，其鳴自訆。”這是指傳說中的一種神獸。西漢武帝酷愛天馬的故事是中國歷史上的著名典故。先是有人在渥洼水得天馬，進獻給武帝。《漢書·武帝紀》：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六月，得寶鼎后土祠旁。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寶鼎》《天馬之歌》”。《漢書·禮樂志》則云“元狩三年，馬生渥洼水中作”，時間記述有異。后來武帝得到了烏孫的寶馬，最后是征伐大宛得汗血馬。《史記·大宛列傳》：“初，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名大宛馬曰‘天馬’云。”《漢書·武帝紀》：“（太初）四年春，貳師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應劭曰：“大宛舊有天馬種，蹋石汗血。汗從前肩髆出，如血，號一日千里。”關于汗血寶馬的體態、樣貌，《神異經·中荒經》記載尤詳：“（西方）大荒有馬，其大二丈，髯至膝，尾委地，蹄如丹，踠可握，日行千里。至日中而汗血。乘者當以絮纏頭，以避風病。彼國人不纏。”霍巍先生指出：“天馬”的產地在漢武帝的心目中一路向西，“這和漢代中原對流沙、昆侖、西王母神話以及‘升仙’‘西極’等觀念的不斷西拓，有著密切的關系，其背后的歷史背景，顯然是與漢代知識體系中因其地理知識的不斷向西拓展，導致西方因素的不斷遞增有關。國博和甘肅隴南秦文化博物館發現的這兩面銅鏡，從考古文物的實例，再次為我們展現出這一宏闊歷史背景下的生動畫面，具有特殊的意義和價值”。

漢武帝鐘情于天馬的典故，不僅對漢代人的社會生活產生了深刻影響，諸如在銅鏡上出現天馬圖像與銘文，在漢畫像石、畫像磚、玉器等多種質地的文物上發現天馬形象，而且對后代產生了深遠影響，在詩歌、繪畫等藝術作品中有所體現。

大宛汗血古共知，青海龍種骨更奇。

綱絲舊畫昔嘗見，不意人間今見之。

這是北宋史學家司馬光撰寫的一首詩《天馬歌》前兩聯，首句“大宛汗血古共知”，說的就是漢武帝濃重的“天馬”情結。在洛陽龍門石窟西山北段潛溪寺與賓陽洞之間，在一石龕內鑲嵌一塊石匾，為清代人刊刻傳五代至宋初陳摶書“十字卷”，即“開張天岸馬，奇異人中龍”刻石（圖7）。清代《歷代題畫詩》選錄以《天馬圖》為標題的題畫詩十首。其中，北宋一首，元代七首，明代兩首，今節錄部分描寫天馬的相關內容，由此可以感受到宋元明時期以天馬為主題創作的繪畫作品數量亦相當可觀，并受到文人士大夫的追捧，所以才出現了一些引經據典的題畫詩。

圖7 洛陽龍門石窟清代刻石（霍宏偉攝影）

筆端那有此，千里在胸中。四蹄雷電去，一顧馬群空。（宋·黃庭堅《詠伯時虎脊天馬圖》）

天馬出西極，神龍不能追。目為紫電光，噴作風雷飛。（元·程鉅夫《趙際可天馬圖》）

人間能有幾天馬，試問來從西極者。二十萬眾從貳師，攻破大宛僅得之。（元·龔璛《天馬圖》）

君不見，余吾水中天馬出，赤鬣縞身朱兩翼。割玉為鞍鞲不得，錦衣使者捷若飛。（元·戴良《題平章公所藏天馬圖》）

八尺飛龍十二閑，飄飄來自岢嵐山。曾陪八駿昆侖頂，肯逐群雄草莽間。（明·僧凈慧《題天馬圖》）

后人以“天馬行空”來比喻文人的才思敏捷，氣勢豪放，無拘無束。明代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劉廷振撰《薩天錫詩集序》云：“其所以神化而超出于眾表者，殆猶天馬行空而步驟不凡。”明謝榛《四溟詩話》卷二：“律詩無好結句，謂之虎頭蛇尾。即當擺脫常格，敻出不測之語，若天馬行空，渾然無跡。”近期，李高峰先生對“天馬”主題做了長時段的探討，其研究結論耐人尋味：自漢武帝遣李廣利兩征大宛，獲汗血馬，天馬西來成為其后歷代王朝的一個信仰與盛舉。漢唐時期，西域戰事迭起，天馬朝貢亦無定數。歷代孜孜以求的西域天馬，至清代由名轉實，化作尋常。在邊疆內地化的進程中，諸多對異域邊緣的玄幻敘事最終不可避免地回歸現實。這是一個愈加清晰真實地理空間對過往模糊的文化想象空間的擠壓過程。

其他東漢畫像鏡上駿馬圖像的表現形式

國博藏東漢神人車馬畫像鏡上的駿馬形象較多，一般與車相接，再加上東王公、西王母，從而形成固定組合。如“鏡里千秋”展覽展出周氏神人車馬畫像鏡、傳浙江紹興出土的柏氏神人車馬畫像鏡。周氏神人車馬畫像鏡鈕上、下，有兩組車馬形象，均為五馬駕車，中規中矩，馬首朝前，奮蹄前行。直徑22厘米（圖8-1、8-2，9-1、9-2）。與之形成強烈反差的是洛陽唐宮中路120號東漢墓發現的車馬出行圖壁畫，前有一人騎馬，后有一人駕車，一馬拉車（圖10），皆處于靜止狀態。

圖8-1 “鏡里千秋”展覽展出東漢周氏神人車馬畫像鏡（霍宏偉攝影）

圖8-2 國博藏東漢周氏神人車馬畫像鏡拓本（國博供圖）

圖9-1 “鏡里千秋”展覽展出東漢周氏神人車馬畫像鏡局部（范立攝影）

圖9-2 國博藏東漢周氏神人車馬畫像鏡拓本局部（國博供圖）

圖10 洛陽唐宮中路120號東漢墓中的車馬出行圖壁畫摹本（王繡摹繪）

柏氏神人車馬畫像鏡則僅有一組圖像描繪四馬駕車（圖11-1、11-2），向前飛奔，兩馬昂首沖前，另外兩馬引頸回首，呈顧盼狀（圖12），頗具戲劇性。與四馬駕車圖像隔鈕相望的是一組武士騎馬狩獵圖（圖13），畫面罕見。兩位武士各騎一匹戰馬，上下布置，大致平行。構圖均為武士騎馬前行，馬首向前，四蹄翻騰，馬上武士卻是回首轉身，手持兵器，與龍虎相搏。位于畫面上方的武士持一長柄兵器，刺向飛龍；下方武士則是張弓搭箭，射向猛虎。在極其狹小的幅面上，創作這組狩獵圖難度較大，堪稱東漢畫像鏡中的經典之作。直徑20.1厘米。狩獵圖也是漢代匠師們時常運用的創作題材之一，表現驚心動魄、追逐獵物的場面。例如，1972年洛陽地區食品購銷站35號西漢中期墓出土彩繪陶壺，壺腹部繪有狩獵圖（圖14）；洛陽種子站4號西漢墓出土兩件彩繪陶壺上亦繪有此類圖像（圖15）。

圖11-1 “鏡里千秋”展覽展出東漢柏氏神人車馬畫像鏡（范立攝影）

圖11-2 國博藏東漢柏氏神人車馬畫像鏡拓本（國博供圖）

圖12 “鏡里千秋”展覽展出東漢柏氏神人車馬畫像鏡局部之一（范立攝影）

圖13 “鏡里千秋”展覽展出東漢柏氏神人車馬畫像鏡局部之二（范立攝影）

圖14 洛陽地區食品購銷站35號西漢中期墓出土彩繪陶壺上的狩獵圖摹本之一（王繡摹繪）

圖15 洛陽西漢墓出土彩繪陶壺上的狩獵圖摹本之二（王繡摹繪）

國博藏神人禽獸畫像鏡，紋飾題材奇特，畫像細膩繁縟，線條纖細密集。鏡鈕下方為五匹駿馬奔馳向前，三位羽人騎于馬背之上，位于最外側的一匹馬扭頸回望，其后緊隨一馬，亦呈顧盼狀。直徑21.5厘米（圖16）。由于鏡體裂痕、銹蝕及圖像較小等原因，不易辨識。

圖16 國博藏神人禽獸畫像鏡拓本（國博供圖）

國博藏羽人騎獸畫像鏡，圓形鈕座外雙線方框四面各飾一羽人騎獸圖像。逆時針方向排列，依次為羽人騎馬、龍、鹿、羊，動物均呈奔跑狀。馬首高昂，瞋目張口，四蹄飛騰，馬尾高揚，羽人端坐于馬背之上。四組羽人騎獸畫像外側，環繞一周的云氣紋鏡緣，渲染出一種云氣繚繞、超凡脫俗的仙境。直徑19.5厘米（圖17）。

圖17 國博藏羽人騎獸鏡畫像拓本（國博供圖）

“鏡里千秋”展覽展出一面神人雜技畫像鏡，鏡背五枚乳釘之間，飾以五組畫像。鏡鈕上、下相對應的畫面，是東王公、西王母形象，其旁側分別鑄“東王父”“西王母”銘文，可證明其身份。東王公整幅畫面的右側是一人表演雜技項目——跳丸，其左側為兩匹奔馬形象，前面一匹馬上端坐一人，畫面不甚清晰。直徑13.8厘米（圖18-1、18-2）。

圖18-1 “鏡里千秋”展覽展出東漢神人雜技畫像鏡（霍宏偉攝影）

圖18-2 國博藏東漢神人雜技畫像鏡拓本（國博供圖）

國博館藏東漢畫像鏡上駿馬圖像的表現形式，可以歸納為三類：一是車馬組合，二是作為羽人、武士騎乘的坐騎，三是僅有駿馬本身的自由奔跑。駿馬與鏡背上的其他圖像搭配，共同構成了漢代人想要表達的觀念、信仰及審美意趣。

唐鏡上形式多樣的天馬圖像

國博館藏唐代銅鏡上出現的駿馬圖像，比漢鏡更為普遍，時間跨度較長，在隋至初唐、盛唐、中唐及晚唐的銅鏡上均能見到。

“鏡里千秋”展覽展出一面隋至初唐時期的狻猊天馬鏡，三周聯珠紋圈將鏡背分為內區、銘文帶外區及鏡緣裝飾帶。內區飾以狻猊、天馬，各有兩對，隔鈕而置，相向佇立。天馬頭上長角，肩生翼翅，羽翼上揚，馬尾后翹。外區為一周十組雙鳥紋，前后相隨，其間以花朵相隔。鏡緣飾以云紋。直徑22.8厘米（圖19）。瑞獸、飛禽皆成對出現，或暗含吉祥的美好寓意。

圖19 “鏡里千秋”展覽展出隋至初唐狻猊天馬鏡局部（霍宏偉攝影）

“古代中國”基本陳列展出一面盛唐時期的雙鸞雙獸鏡，是1954年前熱河省赤峰縣西大營子村遼代駙馬墓出土。此鏡形制為八出菱花形，內切圓形。圓鈕四面環繞雙鸞、雙獸，相間排列（圖20）。以往學界一般只是籠統地稱為雙獸。若將其與唐代駿馬形象比較，可知確為天馬。其頭上長角，肩生雙翼，昂首伸頸，鬃毛揚起，馬身健碩，臀部渾圓，馬尾翹起，四蹄騰空（圖21），極具視覺沖擊力，可謂是“天馬行空”的真實寫照。直徑25.5厘米。

圖20 國博藏唐代雙鸞雙獸鏡（國博供圖）

圖21 “古代中國”基本陳列展出唐代雙鸞雙獸鏡局部（范立攝影）

國博藏六瑞獸葡萄鏡，鏡背中央為伏獸鈕，紋飾分為內、外兩區。內區為六只瑞獸環繞鏡鈕分布，外區為瑞獸、飛禽，配以葡萄、枝蔓。由于銹蝕較重，紋飾不易辨認。唯外區有一匹天馬圖像清晰可見，鬃毛后揚，雙翼立起，向前馳騁，呈現出盛唐氣勢。直徑23.5厘米（圖22）。

圖22 六瑞獸葡萄鏡上的天馬圖像（國博供圖）

“鏡里千秋”展覽展出1958年河南陜縣唐墓出土兩仙騎獸鏡，兩位仙人飄逸灑脫，騎于天馬、狻猊之上，穿行于仙山之間。天馬頭生角，肩帶翼，四蹄凌空奔馳。直徑12.5厘米（圖23）。

圖23 “鏡里千秋”展覽展出兩仙騎獸鏡局部（范立攝影）

“鏡里千秋”展覽展出多面隋代十二生肖鏡，由于十二生肖分別位于鏡背外區十二個界格內，視覺形象較小，午馬呈立姿，昂首靜立。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晚唐時期的八卦十二生肖鏡，不再用弦紋圈、界格來分割空間，而是在蓮葉紋鈕座之外直接環繞八卦、十二生肖兩周紋飾。十二生肖形象動感十足，午馬與子鼠隔鈕相對，午馬呈奔馳狀。直徑15.2厘米（圖24）。

圖24 國博藏唐代八卦十二生肖鏡（國博供圖）

值得注意的現象是，與漢鏡上的天馬圖像相比，唐鏡上出現的天馬圖像在表現形式上塊面突起，立體感更強，顯得身形健碩，骨子里透出勃勃生機，充盈著一種鮮活生命的力量感。均無馬具與馬飾，看起來更加自由自在，毫無拘束，讓人會聯想起北魏酈道元《水經注·溫水》中所描寫 “日行五百里” 的神馬：“溫水又西南徑滇池城。池在縣西，周三百許里。上源深廣，下流淺狹，似如倒流，故曰滇池也。長老傳言，池中有神馬。家馬交之，則生駿駒，日行五百里。”在唐詩中，與駿馬相關的詩作甚豐，吟詠天馬的佳句頻出，大多提到了西漢時期天馬西來的故事，可見其影響至深。

天馬本來東，嘶驚御史驄。（李嶠《詠馬》）

圣王至德與天齊，天馬來儀自海西。（張說《舞馬千秋萬歲樂府詞之二》）

天馬來出月支窟，背為虎文龍翼骨。（李白《天馬歌》）

苜蓿隨天馬，蒲桃逐漢臣。（王維《送劉司直赴安西》）

天馬初從渥水來，郊歌曾唱得龍媒。（張仲素《天馬辭二首》??）

余論

如果說國博館藏漢唐銅鏡上的駿馬圖像反映出的大多是天馬行空的神話與希冀，那么明代銅鏡上的駿馬圖像，則呈現出現實生活中駿馬姿態各異的樣貌。銅鏡題材從神話到現實的轉變，反映出的是一條中國銅鏡史上駿馬圖像的演變軌跡。

與漢唐銅鏡相比，國博館藏明代五馬鏡的構圖極其獨特。鏡背中心以一匹臥馬為鏡鈕，脊背磨平，有銼磨痕跡。環繞臥馬鈕，周圍飾以四匹姿態各異的駿馬形象，呈順時針方向排列。鏡鈕左側第二匹馬撒歡兒打滾，愜意安閑；鈕上方第三匹馬立于草原之上，俯首啃草，神情自若；鈕右側第四匹馬奮蹄奔騰，頸上鬃毛后飄，馬尾略呈扇形分布，高高揚起，表現出駿馬疾馳之狀；鈕下方第五匹馬，抬頭張口，四蹄著地而行，鬃毛貼于馬身，馬尾后伸，動作幅度明顯比第四匹馬要放緩許多。五種姿態的駿馬圖像，反映出不同狀態下非常寫實的馬的造型。動靜結合，題材獨特，紋飾少見。亦可解讀為一匹駿馬五種狀態下的不同姿勢。直徑10.4厘米（圖25-1、25-2）。

圖25-1 國博藏明代五馬鏡（國博供圖）

圖25-2 國博藏明代五馬鏡拓本（國博供圖）

總之，雖然國博館藏銅鏡上的駿馬圖像數量有限，卻具有典型性，尤其是漢唐時期的天馬形象，最為突出的特點是馳騁奔騰，充滿旺盛的生命力，表現出勇往直前的“龍馬精神”，其核心應是來自于《周易》乾卦爻辭與坤卦卦辭所蘊含的意象。國博館藏銅鏡上的駿馬圖像生動、形象地詮釋了龍馬精神的深刻內涵，那就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國博“躍馬揚鞭：馬年新春文化展”海報（國博供圖）

附記：近年來，承蒙弦哥厚意，我相繼撰寫了《飛龍在天》《小龍飛舞》等賀年小文。2026年為丙午之年，乃筆者本命年，人生一甲子，即將進入學術生涯下半場，感慨良多。順勢而為，“惟道是從”，撰作此文以為留念。

乙巳小雪于北京海淀京洛堂

主要參考文獻

1、中國國家博物館編：《中國國家博物館館藏文物研究叢書·銅鏡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

2、孫機著：《中國古輿服論叢（增訂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3、呂章申主編：《秦漢文明》，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7年

4、霍巍：《漢代天馬鏡的發現及其歷史意義》，《絲路文明》第八輯，2023年11月

5、王士倫編著、王牧修訂：《浙江出土銅鏡（修訂本）》，文物出版社，2006年

6、浙江省文物局編、王牧主編：《越地藏珍：浙江館藏文物大典·金屬器卷》，浙江古籍出版社，2022年

7、李高峰：《漢唐天馬、清之尋常：西域天馬由名入實的歷史進程》，《民俗研究》2025年第2期

8、王繡、霍宏偉：《洛陽兩漢彩畫》，文物出版社，2015年

9、楊桂榮：《館藏銅鏡選輯（三）》，《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9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