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朱德總司令回到了闊別已久的井岡山。
大家都知道,這位從槍林彈雨里走出來的老帥,平時最是和藹,脾氣好得沒話說。
可誰也沒料到,這一趟視察,老總竟然當著眾人的面,把地委的一位負責人給狠狠訓了一頓,那火氣,大得嚇人。
惹出這場風波的根源,其實是老總想尋一位故人。
這人名叫王泉媛,就窩在吉安底下某個不知名的窮溝溝里過日子。
翻開地委那邊的花名冊,這老太太的成分可不太光彩:不光是個普普通通的農村婆姨,頭上還頂著個“反革命家屬”的帽子——畢竟她那口子因為手里有人命案,涉嫌殺害紅軍,蹲了五年大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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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首長打算給這么個“村婦”派個差事,那位地委干部腦子里的那根弦立馬繃緊了,張口就是規矩:“首長,這事兒怕是難辦。
她身份就是個農民,家里那位底子又不干凈,按程序走不通啊!”
這話一出,算是徹底把火藥桶給點著了。
朱德拍了桌子:“你曉得她什么來頭嗎?
人家是哪怕草地都走過三個來回的老紅軍!”
老總發這么大火,倒不光是為了替老部下鳴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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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讓他揪心的,是那段被歲月蓋住、被人誤讀,甚至差點被丟進廢紙堆里的血淚史。
那個在干部眼里只能種地的“農村老太太”,當年手底下可是管著一千三百多號女兵,那是響當當的紅軍婦女抗日先鋒團的一把手。
咱們把日歷往回翻二十七年,光景就完全兩樣了。
那是1935年,遵義會議剛開完沒多久。
那時候的王泉媛,正當年輕,辦事雷厲風行,是隊伍里挑大梁的角色。
也就那一年,經不住蔡暢大姐在中間牽線搭橋,她跟紅軍里的高級指戰員王首道成了兩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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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門親事,擱那時候看,絕對算得上是門當戶對的“雙強組合”。
男方管工作團,女方抓群眾工作。
可偏偏趕上打仗的年月,日子都不是按天過的,那是按秒針跳字兒算的。
兩口子剛把喜事辦了,隔天大部隊就要拔寨起程。
兩人只能匆匆忙忙各奔東西,一頭扎進漫漫征途里。
誰能算得到,這一撒手,不光是隔著千山萬水,連命數都徹底走向了兩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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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泉媛后半輩子的苦難,你說是個人的不幸吧,倒不如說是那個年頭特殊的命令跟戰場的無情撞在一起,生生造出來的。
到了1936年10月,三大主力好不容易碰了頭,為了打通那條去往國外拿援助的路子,上面決定組建西路軍,兩萬多號人馬浩浩蕩蕩往西邊開拔。
王泉媛肩上的擔子重了,她掛帥婦女抗日先鋒團,領著一千三百多個女娃娃兵。
別看名頭是“婦女團”,這在紅軍的花名冊上,可是正兒八經營級往上的實權位置。
咱們不妨假設一下,要是她沒離隊,順順當當熬到1955年評軍銜,那起點絕對低不了。
可惜啊,西路軍走的是一條不歸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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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4月,大部隊在河西走廊那片地界,跟馬家軍撞上了。
對方殺紅了眼,圍得像鐵桶一樣。
眼看局勢不對,指揮部不得不做一個把心橫下來的決定:得有人留下來當“棄子”,把命豁出去,掩護機關和主力突圍。
這道催命符,最后貼到了王泉媛和她的先鋒團身上。
這是一場怎么看怎么絕望的買賣:一群女兵,要去擋馬家軍那些殺人不眨眼的騎兵。
王泉媛二話沒說,帶著這幫姑娘在陣地上硬頂。
三天三夜,真的是拿血肉在填。
熬過三天,子彈打空了,糧食也沒見著一顆。
剩下的事兒,簡直是史書里最讓人不敢細看的一頁。
王泉媛落到了敵人手里。
那馬家軍對待俘虜,特別是女兵,那手段簡直不是人干的事,殘忍到了骨子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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