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我退伍在火車站被當成小偷抓起來，出面保我的人竟是五年前被我得罪過的團長

我叫趙衛東，1970年生人，打小在山溝溝里長大，窮是我們家唯一的“特色”。

1985年，我揣著全家人的希望，穿上了軍裝。那時候的我，渾身有使不完的勁，總覺得天底下沒有我干不成的事。因為體能好，我被分到了偵察連，心里頭美滋滋的。

帶我們的團長姓周，叫周振國，是個不茍言笑的漢子，眼神像鷹一樣銳利。全團的人都有點怕他，但我偏不，我覺得他那一套都是嚇唬人的。

新兵訓練一結束，我們就搞了一次野外拉練。周團長指著地圖，部署完任務，意氣風發地問大家有沒有問題。

連里鴉雀無聲，只有我這個愣頭青，壯著膽子舉了手。

我指著地圖上一個不起眼的山坳說：“報告團長，我認為您的穿插路線有問題。我前天去那附近勘察過，地圖上標的這條小路，早就被山洪沖垮了，現在是一片流沙，根本過不去人。”

周團長臉上的笑容瞬間就沒了，他盯著我，足足有半分鐘沒說話，空氣都像是凝固了。

他冷冷地問：“你叫什么名字？哪個連的？”

我挺直了腰桿，大聲報上了自己的名字和單位。

“好，很好。”周團長點點頭，然后當著所有人的面呵斥道：“一個新兵蛋子，勘察過一次就敢質疑上級的作戰部署？服從命令是軍人的天職，你懂不懂！”

那次拉練，我們營果然在那個山坳吃了大虧，繞了二十多里山路，成了最后抵達的單位。我們連長回來臉黑得像鍋底，狠狠地批評了我一頓，說我讓他丟盡了臉。

從那以后，“刺頭”這頂帽子就扣在了我頭上。我心里委屈，但犟脾氣也上來了，我覺得我沒錯。我知道，我的軍旅生涯，大概也就這樣了。

果然，之后的五年，我踏踏實實地干，但再也沒得到過任何嘉獎和提拔的機會。眼看著同批的戰友有的提干，有的當了班長，我還是一個普通的大頭兵。

1990年冬天，我服役期滿，脫下了穿了五年的軍裝。

走的那天，連長拍著我的肩膀，嘆了口氣說：“衛東啊，你是個好兵，就是性子太直，容易得罪人。回了地方，要改改。”

我點點頭，心里五味雜陳。

我把部隊發的退伍費，加上幾年攢下的津貼，一共八百多塊錢，用手帕一層層包好，塞進了貼身的內兜里。這筆錢，是我回家的全部家當，也是我們那個窮家的希望。

坐了兩天一夜的綠皮火車，我終于在省城火車站下了車，準備轉車回家。

九十年代的火車站，人擠人，亂糟糟的。我背著一個大大的軍綠色帆布包，風塵仆仆，跟個逃難的沒什么兩樣。

就在我擠出人群，想找個地方歇歇腳的時候，旁邊突然有人大喊一聲：“抓小偷啊！我的錢包被偷了！”

我還沒反應過來，兩個穿著制服的鐵路警察就沖了過來，一把抓住了我的胳膊。旁邊那個丟錢包的中年男人，指著我聲嘶力竭地喊：“就是他！剛才就是他撞了我一下！”

我腦子“嗡”的一下，徹底懵了。我急忙解釋：“不是我！我沒有偷東西！”

可沒人聽我的。他們把我拖到車站派出所，讓我把包里的東西全都倒出來。看著我那破舊的衣服和幾本書，他們眼神里的懷疑更重了。

當他們從我內兜里搜出那個用手帕包著錢的布包時，那個丟錢包的男人一口咬定：“看！這就是我的錢！我錢包里就這么多！”

我百口莫辯，渾身發抖。我一遍遍地說這是我的退伍費，可他們根本不信，看我的眼神就像在看一個罪犯。我感覺天都要塌下來了，難道我趙衛東，一個當了五年兵的偵察兵，退伍回家的第一天，就要背上小偷的罪名嗎？

就在我絕望的時候，派出所的門被推開了，一個穿著警服，肩膀上扛著兩杠三星的中年男人走了進來。他身后還跟著幾個干部模樣的人。

屋里的人立刻站了起來，恭敬地喊：“周局！”

我下意識地抬頭看了一眼，整個人都僵住了。 進來的人，竟然是五年前被我得罪得死死的周團長。 他老了一些，但那雙鷹一樣的眼睛，我一輩子都忘不了。

他當時應該是路過視察，聽到動靜進來看一眼。他的目光掃過全屋，最后落在了我身上，愣了一下。

“趙衛東？”他有些不確定地喊出了我的名字。

我眼淚一下子就涌了上來，千言萬語堵在喉嚨里，最后只化成一聲帶著哭腔的“老團長！”

周團長，不，現在應該是周副局長了。他走到我面前，看了看桌上的東西，又看了看我的退伍證，眉頭緊緊地皺了起來。他沒多說什么，只是拿起桌上的電話，撥了幾個號碼。

不到半小時，事情就水落石出了。真正的小偷在另一個出口被抓住了，那個丟錢包的男人，紅著臉給我道了歉，灰溜溜地走了。

我拿回自己的錢和東西，站在周局長面前，低著頭，像個犯了錯的孩子。

他擺擺手，讓其他人都出去了，屋里只剩下我們倆。

他遞給我一支煙，自己也點上一根，緩緩開口：“當年那件事，你是不是還記恨我？”

我搖了搖頭，小聲說：“不敢，是我不懂事。”

他笑了笑，吐出一口煙圈：“你沒錯。后來我專門去看了，那條路確實被沖垮了。我當眾批評你，是做給別人看的，一個團隊，需要紀律和權威。但我心里，很欣賞你這個兵。”

他看著我，眼神里滿是真誠：“一個只會說‘是’的兵，是工具。一個敢于思考，敢于質疑的兵，才是武器。你那股子犟勁，在部隊是‘刺頭’，但到了地方，用對了地方，就叫‘原則’，叫‘擔當’。”

那一刻，我五年來的委屈和不甘，瞬間煙消云散。 原來，他一直都懂我。

他請我到車站旁的小飯館吃了一碗面。

那頓飯，我吃得熱淚盈眶。

回到家后，我沒跟任何人提這件事。我把周團長的話，當成了我人生的座右銘。我用那筆退伍費做本錢，干起了小買賣。憑著在部隊練就的吃苦耐勞和那股子“犟勁”，生意慢慢走上了正軌。

幾年后，我生活好了，想去感謝周團長，卻打聽到他因為工作出色，已經調到更重要的崗位上去了。再后來，就徹底失去了聯系。

如今，我也年過半百，兒女雙全。每當回憶起那個寒冷的冬日，在那個嘈雜的火車站，我都會想起周團長。

那次相遇，他不僅是救我于危難，更是解開了我多年的心結，為我這個迷茫的退伍兵，指明了人生的方向。

命運就是這么奇妙，一次不經意的“得罪”，換來的卻是一生的指引。這份恩情，我記了一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