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九十年代初的一個日子,上海的一間老屋里,一位八十二歲的老大爺正對著電視機抹眼淚,哭得那叫一個傷心。
熒幕上放的是日本NHK電視臺的一檔節目,正采訪著張學良。
鏡頭前,這位當年的少帥聊起了那場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順帶提到了那個讓他既賞識又無奈的老部下——孫銘九。
張學良的話語里聽不出半點埋怨,全是寬厚和體諒。
坐在電視機前的孫銘九,這會兒已經是上海市政府的參事了。
聽完老長官這幾句掏心窩子的話,壓在他心頭整整半個世紀的那塊大石頭,總算是落了地。
如今回過頭來咂摸,孫銘九這輩子,其實就栽在四個字上:勁兒使大了。
當兵打仗,他絕對是一把好手,是一把鋒利的快刀;可壞就壞在,這把刀非要自己拿主意,那悲劇也就不可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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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時間撥回到1936年12月11日那個深夜,張學良把孫銘九叫到身邊,交給他一項幾乎能把天捅個窟窿的差事:去華清池,把蔣介石給“請”過來。
那年頭,孫銘九才二十七歲,正是血氣方剛的年紀,擔著張學良衛隊第二營營長的職,還是個喝過洋墨水的留日“海歸”。
這筆賬,張學良心里跟明鏡似的:這種活兒,非得心腹去干不可,而且還得是那種只知道往前沖、肚子里沒花花腸子的人。
挑來挑去,也就孫銘九最合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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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發前,張學良千叮嚀萬囑咐:人得要是活的,萬不得已的時候,頂多只能傷了腿,絕不能要了命。
說起執行力,孫銘九確實沒得挑。
第二天凌晨兩點,月黑風高,孫銘九領著白鳳翔和一幫精銳摸進了華清池。
門口的守衛還沒回過神來,就被堵在了門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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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點兒沒磨嘰,槍聲一響,孫銘九一馬當先闖進了臥室。
蔣介石壓根沒防備,當場就被控制住了。
這一瞬間,成了孫銘九這輩子的高光時刻。
他天真地以為,自己幫長官搞定了“逼蔣抗日”的大業,接下來就等著論功行賞,看著國家一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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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偏偏他把事情想簡單了。
歷史這玩意兒,哪是抓個人就能完事的?
真正的麻煩,是在張學良親自送蔣介石回南京之后才開始的。
張學良這一走,整個東北軍立馬像是丟了魂,瞬間成了沒頭的蒼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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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攤子爛事誰來管?
緊接著,東北軍內部立馬裂成了兩半。
一邊是“老資格派”,領頭的是王以哲。
這幫人歲數大,吃的鹽多,主張坐下來談,跟中央政府好好商量,先把局面穩住再說。
另一邊是“少壯派”,主心骨就是孫銘九。
這幫年輕人火氣大,覺得少帥被扣那是奇恥大辱,非要跟南京方面硬碰硬,甚至覺得那一幫老家伙是在賣主求榮。
這時候,孫銘九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上。
是忍這口氣?
聽王以哲的,靠談判把張學良救出來?
還是直接動手?
用槍桿子把反對的人清理掉,逼南京放人?
孫銘九腦子里的算盤是這么打的:蔣介石說話不算數,南京那邊信不過。
王以哲這會兒要談和,那就是軟骨頭,就是投降。
想救少帥,東北軍就得是鐵板一塊,而王以哲就是那個礙事的“釘子”。
這種想法,完全就是典型的武夫邏輯——看見障礙,那就鏟除障礙。
腦子一熱,他做出了那個讓他懊悔了一輩子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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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銘九帶著人馬,氣勢洶洶地沖進了王以哲家里,開槍打死了這位東北軍的元老。
他本以為殺雞儆猴,全軍就能聽他的,就能抱成團。
誰知道,事與愿違。
槍聲一響,東北軍徹底炸了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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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還對少壯派有點同情的中間派,一看孫銘九竟然對自己人下死手,立馬翻臉站在了對立面。
東北軍別說團結了,直接就是樹倒猢猻散,稀里嘩啦全垮了。
張學良費盡心血攢下的這點家底,沒折在蔣介石手里,反倒毀在了這個對他最忠心的部下手上。
直到這會兒,孫銘九才猛然驚醒,自己這是闖了彌天大禍。
這下咋辦?
老路肯定是走不通了,留下來只有死路一條。
三十六計,走為上。
他先是溜出西安,托關系躲進了天津租界。
但這也不是長久之計,黑白兩道都在找他,日子過得提心吊膽。
就在這個節骨眼上,孫銘九又面臨一次抉擇。
是為了那點信仰隱姓埋名、過苦日子?
還是為了活命把原則賣了?
在巨大的生存壓力跟前,他的心理防線崩了。
他轉身投靠了汪精衛偽政府,混了個山東偽保安副司令的差事。
從當年響當當的“捉蔣英雄”一下子跌落成“漢奸偽軍”,這反差大得讓人咋舌。
可他心里的邏輯說起來挺可悲:在租界那是等死,投靠汪精衛好歹能茍活,還能混個官當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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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筆“生存賬”,他算來算去,贏了面子,卻把里子輸了個精光。
命是保住了,可當年在華清池立下的初心,算是徹底扔進了垃圾堆。
一直熬到解放戰爭打完,孫銘九成了俘虜。
按常理說,像他這種身份復雜、兩邊倒的人,肯定沒好果子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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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新中國給了他一個想都不敢想的結局。
并沒有跟他算舊賬,反倒給了他一個改過自新的機會。
政府安排他在上海市當了個參事,后來還讓他進了政協。
這倒不是因為他立過多大功勞,而是新中國對歷史人物有種特殊的雅量——只要你肯改,社會就給你留把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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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晚年,孫銘九變得不愛說話了。
在上海生活的日子里,他甚至把名字都改了,生怕別人認出他就是當年那個鬧得滿城風雨的“孫銘九”。
每當夜深人靜睡不著的時候,他估計會在腦子里一遍遍地倒帶:
如果在殺王以哲的那一刻,腦子能多轉個彎,東北軍是不是就能保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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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天津租界那會兒,牙關咬緊再熬一熬,是不是就不用背上“漢奸”的罵名?
只可惜,歷史從來就沒有“如果”這回事。
他只能背著這些悔恨,在上海的弄堂里一天天老去。
他去上班,去參加歷史回顧活動,想著用剩下的這點時間,換回哪怕一點點內心的安寧。
2000年,孫銘九在上海走完了他的一生,活到了92歲。
他這一輩子,起頭是因為忠誠,中間折在了沖動上,后來毀于算計,最后總算是歸于平靜。
那個當年在華清池一腳踹開蔣介石房門的愣頭青,最終變成了一個在那張復雜的歷史考卷上,填錯了大半答案的老頭子。
好在,時間最后還是給了他一個寬容的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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