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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春節檔的票房廝殺正酣,此前被無數觀眾與行業媒體視作“檔期王炸”的歷史戰爭大片《澎湖海戰》,卻全程悄無聲息。沒有定檔官宣,沒有宣發物料,甚至連片方都全程緘默,與半年前借著臺灣光復80周年節點放出先導預告時的萬眾矚目,形成了反差。
最核心的敘事死局:施瑯的歷史定位,英雄還是貳臣?
三百年來,施瑯的歷史評價,始終在兩個極端之間反復橫跳,這也是整部影片無法回避的根基性爭議。
在傳統儒家忠君史觀中,施瑯是不折不扣的“大節有虧”的貳臣。他一生兩度降清、兩度叛明:早年隨鄭芝龍降清,后又反清投奔鄭成功,成為鄭家軍的核心水師將領;后因與鄭成功爆發權力沖突,父兄子弟盡數被誅殺,就此與明鄭政權決裂,再度降清,最終以清朝福建水師提督的身份,率軍覆滅了盤踞臺灣的明鄭政權。
這樣反復橫跳的人生軌跡,即便在其效忠的清廷眼中,也難稱忠臣。乾隆年間官修《貳臣傳》,明確將施瑯列入乙編,與洪承疇、祖大壽等明末降臣并列,且位次更靠后——清廷官方的定論里,他的平臺之功,終究抵不過“事二主”的忠君倫理污點。
而在當代敘事中,為了契合國家統一的歷史主線,施瑯的形象被重新定義為“維護國家領土完整的民族英雄”。這一定性的轉換,直接引發了史學界與民間輿論持續數十年的撕裂。支持方認為,評價歷史人物應站在中華民族整體利益的維度,施瑯平臺結束了海峽兩岸的分裂局面,將臺灣正式納入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轄,奠定了此后兩百余年臺灣與大陸的行政統屬關系,其歷史功績不容抹殺;反對方則認為,施瑯的平臺之舉,核心驅動力是報家仇、立軍功,是為滿清王朝效力的個人選擇,不能用當代的統一敘事,掩蓋其“貳臣”的本質,更不能無視其歷史行為的私人動機。
更棘手的是,史料中明確記載的施瑯個人污點,讓影片的人物塑造徹底陷入了“拍也不是,不拍也不是”的死局。施瑯率軍入臺后,憑借權勢在臺灣南北圈占了近三分之一的已開墾良田,史稱“施侯租田園”,施家世代收取地租,特權延續兩百余年,直到日據時期才終結;此外,他還主導頒布了嚴苛的“渡臺禁令”,禁止大陸民眾攜家眷赴臺,禁止粵東客家人入臺,客觀上阻礙了兩岸民間交流與臺灣的早期開發。
這些無法回避的歷史細節,讓影片的創作寸步難行:若全盤還原施瑯的復雜性,其“統一英雄”的核心敘事就會被嚴重消解,不符合重大題材的價值導向;若刻意回避污點、強行塑造“偉光正”形象,又會陷入“篡改歷史”的輿論漩渦,必然遭到史學界與歷史愛好者的集體質疑。而春節檔作為全民關注度最高的輿論場,任何一點人物塑造的瑕疵,都會被無限放大,引發全網的撕裂與爭議,這是片方與相關部門絕不愿看到的。
更敏感的敘事悖論:明鄭政權,是反清正統還是割據勢力?
如果說施瑯的定位爭議是創作的根基難題,那明鄭政權的歷史定性,就是影片觸碰不得的輿論紅線,也是其不敢貿然登陸春節檔的核心原因。
這一爭議的核心,在于它直接觸碰了兩岸共同認可的歷史共識——鄭成功的民族英雄身份。鄭成功驅逐荷蘭殖民者收復臺灣,是兩岸史學界公認的、毫無爭議的民族英雄,而明鄭政權,正是鄭成功親手建立的。1662年鄭成功去世后,其子鄭經、其孫鄭克塽先后執掌明鄭政權,始終沿用南明永歷年號,以“反清復明”為旗號,割據臺灣與澎湖列島,與清朝隔海對峙長達22年。
這就帶來了一個無法閉環的敘事悖論:如果將1683年的澎湖海戰定義為“維護國家統一的正義之戰”,那么作為戰爭對手的明鄭政權,就必須被定義為“抗拒統一的割據分裂勢力”。可明鄭政權的締造者,是收復臺灣的民族英雄鄭成功,如何解釋一個民族英雄建立的政權,最終淪為了“分裂勢力”?如何區分鄭成功收復臺灣的歷史功績,與明鄭后期政權的割據屬性?這個敘事邏輯的鴻溝,至今沒有公認的標準答案。
更敏感的是,明鄭政權的歷史敘事,直接牽扯到當下的兩岸輿論生態。在臺灣地區,明鄭政權長期被綠營勢力刻意包裝成“漢人政權在臺灣的開端”,成為其炮制“臺獨”歷史敘事的核心素材;而在大陸的歷史敘事中,明鄭政權始終是中國地方政權的一部分,澎湖海戰是中國內政范疇的統一之戰。
影片一旦上映,其對明鄭政權的定性,必然會被兩岸輿論無限放大:若將明鄭政權完全塑造成抗拒統一的反派,不僅會冒犯鄭成功的民族英雄形象,消解其收復臺灣的歷史意義,還會被綠營勢力借題發揮,炒作“大陸用歷史敘事為武統造勢”,給本就敏感的兩岸關系增添不必要的變數;若客觀呈現其“反清復明”的歷史背景,又會徹底消解澎湖海戰作為“統一之戰”的正義性,違背影片的核心創作初衷。
這種左右為難的敘事困境,是普通商業片從未遭遇的。對于春節檔這個需要全民共情、規避爭議的檔期而言,這樣一部自帶兩岸輿論風險的影片,從一開始就不具備上映的輿論基礎。片方的全程緘默,本質上是對這種不可控輿論風險的本能回避。
歷史爭議撞上審查紅線:重大題材的創作,容不得半分冒險
很多人忽略了,《澎湖海戰》不是一部可以自由創作的商業片,而是承載著國家統一敘事使命的重大歷史題材影片。這類影片的創作,不僅要符合藝術規律,更要嚴格契合歷史觀的正確性,接受比普通商業片嚴苛數倍的審查流程——而澎湖海戰這段歷史,恰恰沒有一個絕對“政治正確”的敘事標準答案。
除了人物與政權定位的核心爭議,影片還要面對無數細節層面的歷史拷問:如何定義澎湖海戰的戰爭性質?是明清王朝更迭的內戰延續,還是中華民族維護領土完整的統一之戰?前者會消解影片的當代價值,后者則需要重新梳理整個明清易代的歷史敘事;如何處理清朝的歷史定位?要將清朝定義為中華民族的正統中央政權,才能賦予施瑯平臺的合法性,可這又會牽扯到明清易代的“華夷之辨”爭議,極易被極端輿論借題發揮;如何還原施瑯與鄭成功的私人恩怨?過度渲染家仇,會消解統一敘事的宏大性,刻意回避,又會讓人物行為失去邏輯支撐。
這些爭議,不是靠后期特效打磨就能解決的,也不是靠刪減鏡頭就能規避的。它需要影片在創作層面,給出一套既能契合當代統一敘事、又能經得起史學考據、還能全方位規避輿論風險的完整敘事邏輯。而這套邏輯,至今沒有成熟的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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