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破6.9，美元霸權崩塌？就算這樣，人民幣也不應該去做第一

2月12日，在岸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盤中一度升至6.8998，刷新自2023年4月以來的最高紀錄；截至當日13時21分，最新報價為6.9020。

與此同時，輿論場中充斥著“美元體系即將瓦解”“人民幣將全面接替美元”的論調，仿佛只需再過數載，人民幣便能穩坐全球貨幣頭把交椅。

人民幣升值確有其事，美元承壓亦屬現實，但為何即便具備相應實力，中國仍無意推動人民幣躍居世界第一？甚至對“替代美元”這一目標，也始終持審慎克制態度？

先澆一盆冷水：人民幣突破6.9關口，并不意味著邁向美元替代已進入快車道

當前不少觀點存在明顯認知偏差，誤將匯率單邊走強等同于人民幣國際化取得決定性突破，認為只要美元進一步疲軟，人民幣便可順勢完成角色轉換。

這種判斷，與上海交通大學高級金融學院張春教授所指出的現象高度吻合。他觀察到，部分人正以“美元崩潰—人民幣上位”的線性邏輯推演未來，仿佛歷史會簡單復刻當年美元取代英鎊的過程。然而在他看來，二者之間橫亙的結構性鴻溝，遠超多數人的直觀想象。

必須厘清一個基本事實：一國貨幣的全球地位，絕非由短期匯價波動所定義。

據2024年末官方數據，人民幣在全球支付體系中位列第四，在貿易融資領域排第三；2025年1月其全球支付份額僅為3.79%，與美元約40%的占比相比，差距依然懸殊。

美國當前確實面臨多重挑戰——財政赤字高企、制造業比重持續下滑、產業回流進展緩慢，但中國經濟現階段所直面的發展課題，同樣不容輕視。

這正是此前我國主動放緩在岸市場人民幣國際化節奏、轉而聚焦離岸體系建設的根本動因——境內金融市場基礎設施、資本項目可兌換程度、法律保障機制及監管協同效能等關鍵環節，尚處于持續夯實階段，整體制度根基仍有提升空間。

張春教授給出的時間預判極為務實：中國在貨幣綜合實力上追趕美國，至少需要三十年乃至半個世紀；即便五十年后貨幣形態依舊存續，人民幣也未必以“取代美元”為終極使命。

更值得深思的是，人民幣本身并不追求取代美元，這句話乍聽令人費解——畢竟貨幣主導權常被視為國家戰略優勢。但若深入剖析美元霸權背后的系統性成本，便不難理解這一選擇的深層邏輯。

破除認知迷霧：美元主導地位從不源于強制輸出，強勢貨幣的真實代價遠超預期

當下流傳最廣的一種誤讀，是將美元霸權歸因為“無限印鈔+軍事威懾”，聲稱美國靠紙幣印刷機與航母艦隊雙輪驅動，迫使各國以美元結算石油交易，從而壟斷全球金融話語權。

此類說法傳播日久，催生出一種簡化思維：既然我國綜合國力穩步躍升，只需效仿美方路徑，憑借硬實力施加影響，人民幣就能迅速鋪向全球，甚至構建起屬于自己的貨幣秩序，進而實現財富格局重構。

但稍作推敲即可發現該邏輯難以成立。試問：美國發行的美元，是否區分“境內版”與“境外版”？是否存在專供外國持有的特殊美元？答案是否定的。所有美元均具備完全法償性，可在美本土自由購買商品服務；且美國國內物價體系與國際大宗商品定價機制均公開透明，不存在隱性操控空間。

倘若真如傳言所言，僅靠印鈔與武力即可維系霸權，那么美國用公開價格換入石油、再以公開價格出口制成品，其收益不過微薄加工利潤，顯然與其實際享有的全球經濟治理權重嚴重失衡，也不符合基本經濟規律。

事實上，美元在取代英鎊后雖經歷一段強勢周期，但此后暴露出的一系列結構性矛盾，恰恰根植于其過度強勢本身。

張春教授曾明確指出，美國制造業空心化的初始誘因，正是美元長期高估導致出口競爭力削弱。

在此背景下，大量實體企業因本土生產成本過高而選擇外遷設廠，長此以往，實體經濟基礎被悄然侵蝕，形成典型的“強幣弱實”悖論。

這正是強勢貨幣所附帶的沉重反噬效應，也是中國堅定規避重蹈覆轍的核心考量。須知，美元真正的支撐力，并非來自槍炮脅迫，而是源自堅實的國家信用、深度開放的資本市場以及高度法治化的金融生態。

我國實行嚴格的外匯管理制度，《中華人民共和國外匯管理條例》明文規定：境內禁止外幣流通，不得以外幣計價結算；而美國聯邦法律則無此類限制。

根據美國現行法規，任何貨幣形式（包括私人簽發的本票）只要交易雙方自愿接受，即具法律效力；唯一強制要求是納稅環節必須使用美元結算。

這種極致包容的貨幣環境，極大增強了全球投資者持有美元資產的信心與黏性，使其更傾向長期配置而非即時消耗，這才是“紙幣換實物”循環得以維系的關鍵機制，也直接催生了全球最發達的金融服務體系。

底層邏輯再確認：貨幣國際化本質是富民工程，而非權力擴張

撥開迷霧之后，我們得以看清一條根本性規律：真正可持續的貨幣國際化，從來不是靠強制輸出或地緣施壓，而是依托一套穩健運轉的內生經濟邏輯。

公眾對人民幣國際化的諸多困惑，根源在于尚未準確把握其實現所需的兩個核心條件。

第一，如何讓人民幣順暢流出，使境外主體愿意主動接納并持有；第二，如何讓持有者愿意長期留存，而非頻繁兌換回商品或資產，將其轉化為實質性的儲備貨幣。

而打通這兩條路徑的樞紐，只有一個——持續提升全體居民的實際收入水平。

或許有人會提出設想：能否設計一種新模式，在維持較低勞動力成本、鞏固出口優勢的同時，通過對外貸款、基建投資等方式主動輸出人民幣，并引導海外資金反向流入我國金融市場，形成閉環式金融循環？如此既推進國際化，又護住制造業基本盤？答案非常清晰：技術上不可行，戰略上亦不可取。

設想一下，若大量境外主體僅需持有人民幣債券獲取穩定息差，再用利息收入采購中國制造的商品，全程無需參與真實勞動創造；而我國工人卻需高強度投入生產一線——這種不對等的價值交換結構，顯然背離我們所追求的人民幣國際化初心。

更重要的是，居民收入持續增長，不僅有助于擴大內需、增加進口規模，促進人民幣自然流出，更能拓寬稅基、增強財政可持續性，從而支撐更大體量、更高信用等級的國債發行，這才是吸引全球長期資本的根本底氣。

美國當前深陷的債務困局，恰為此提供鮮活注腳：倘若美國家庭真實收入能在現有基礎上翻倍，政府債務壓力與投資者對美債安全性的擔憂，或將大幅緩解。

由此觀之，并非貨幣國際化帶動居民增收，而是唯有居民收入邁上新臺階，才能真正托舉起貨幣的全球信用層級——這背后，實則是深刻的財政能力命題。

中國的戰略定力：拒斥霸權幻象，錨定實業根基，走穩自己的路

今年1月下旬，《求是》雜志刊發重要文章強調，要加快建設金融強國，穩步提升人民幣作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的地位；與此同時，美方高層近期亦多次公開肯定人民幣的國際功能價值。

上述信號表明，人民幣國際化已是大勢所趨、不可逆轉。但趨勢明朗，并不等于可以冒進，更不意味著要復制美元曾經走過的老路。

張春教授進一步闡釋：貨幣主導權固然帶來規則制定權與政策回旋余地，但其所伴隨的系統性風險與治理成本同樣巨大，最終很可能陷入與今日美國相似的發展困境。

因此他堅信，中國既無意愿，也無必要走上這條路徑。我們始終堅持的核心方針，是把發展實體經濟擺在首位，筑牢現代化產業體系根基。

歷史經驗反復證明，貨幣過度強勢反而可能損害實體經濟健康。正如美國案例所示，本幣持續高估加速制造業外流，實體空心化加劇財政失衡，最終拖累整個國家信用體系。

綜上所述，人民幣突破6.9是積極信號，反映出國際市場對其信心正在穩步積累；人民幣國際化的大方向亦毋庸置疑。

但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短期內人民幣不可能取代美元，我們自身也無意復制所謂“霸權模式”。

真正意義上的人民幣國際化，從不依賴匯率單點突破，也不依靠地緣杠桿撬動，而是深深扎根于居民錢包厚度的增長、實體經濟韌性的增強、以及金融市場開放度與安全性的同步躍升。

只要我們堅守本源、久久為功，不被短期喧囂裹挾，不被片面敘事誤導，人民幣終將在世界貨幣版圖中，確立一個堅實、可信、富有建設性影響力的位置——不必爭第一，但必定成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