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怕什么來什么，聯合國修改二戰歷史，將日本釘在恥辱柱上

日本政壇這兩年動作頻頻，修憲、擴軍、炒作安全議題，一步比一步激進，高市早苗上臺后，對歷史問題的態度更是曖昧，偏偏就在這種時候，聯合國公開給二戰起點下了新的歷史定性，矛頭直指日本，這一錘下去，動靜不小。

過去幾十年里，日本的外交策略一直充滿了“模糊”，尤其是在二戰的歷史定位上，很多教科書習慣性地將二戰起點定在1939年，按照歐洲的視角來看，這樣的時間劃分幫助模糊了日本在亞洲的暴行，尤其是1937年南京大屠殺等歷史事件。

將二戰定在1939年，使得日本的侵略行為在歷史的敘事中看起來只是局部的沖突，最終在1945年通過廣島和長崎的核爆炸達到了“戰爭高潮”，這一時間差巧妙地把日本的角色塑造成了一個受害者的形象：你看，我們也被打擊了，承受了唯一的核武攻擊，理應得到國際社會的同情。

但是，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最近的發言，卻直接把二戰的起點拉回到了1931年，所謂的“九一八事變”這讓日本的歷史定位徹底改變，由此，歷史上的“受害者敘事”被徹底打破，日本從二戰的“軸心國成員”變成了“全球戰爭的第一侵略源”。

這一調整，就像是在法庭上為正當防衛辯護時，突然揭示出你早在對方動手前就已經在暗中準備了武器，這一波時間上的反轉，讓日本在亞洲的暴行，包括731部隊的實驗、南京大屠殺等，都重新得到了聚焦。

1945年的蘑菇云不再是“無辜者的悲歌”，而是國際社會為了制止一臺已經運轉了14年的暴力機器所作出的緊急反應。

回到日本國內，現在的政治氣氛同樣令人擔憂，高市早苗的崛起，實際上是民族主義情緒的產物，去年8月15日，她參拜靖國神社，并公開表態將慰安婦問題稱為“歷史誤解”，這一言論原本只是選舉時的激進言辭，然而沒想到卻成了她登上權力巔峰的催化劑。

她所代表的政治勢力成功獲得了352個席位，這一數字在日本戰后的政治歷史上前所未有。

以往，盡管日本首相的權力較大，但黨內依然存在制衡力量，尤其是一些黨內大佬和在野黨的反對聲音可以有效制約政策的執行，但現在，高市早苗掌握了絕對多數席位，意味著她幾乎不受任何制約，可以自由推行自己的政策。

這種權力集中也帶來了危險，當一個政治領導人不再需要考慮黨內外的反對聲音時，國家的政治走向很容易失控，甚至會做出極端決定。

高市早苗現在似乎正是依靠這種強硬姿態來應對國內的經濟困境和民眾的不滿：日元貶值，物價上漲，民眾焦慮，所有這些問題被她轉化成外部的安全威脅，宣揚“臺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借此激發民族情緒，獲取選票。

這種做法或許在短期內有效，但長期來看，若依賴外部敵人來麻醉民眾的痛點，實際上是在玩火，潛藏著極大的政治風險。

高市早苗可能并沒有意識到，日本本身的地理位置和國家安全狀況并不支持她的強硬外交政策，日本是一個沒有“戰略縱深”的島國，其地理條件使得它在任何沖突中都顯得特別脆弱，日本列島的狹長形態，決定了它的工業、能源、交通和基礎設施高度集中在有限的空間內。

核電站、石油儲備、精密制造業以及密集的城市群，構成了這個國家的脆弱命脈，任何戰爭沖突，甚至是常規的打擊，都可能引發毀滅性的后果。

這就構成了所謂的“玻璃島國”困境，日本的高度依賴于國際貿易和穩定的地緣環境，任何對其安全的威脅都可能迅速引發國內社會的崩潰，美國雖然支持日本增加軍費，以強化其防衛能力，但同時，美國并不愿意背負起歷史負擔，更不愿意讓日本的軍事行動將整個東亞拖入戰火。

美日同盟的核心目的是讓日本成為一個“永不沉沒的航母”，而非一個容易引爆的火藥桶。

高市的強硬姿態雖然迎合了國內的一部分民意，但也暴露了日本的地緣弱點，若日本繼續走向軍事擴張，而沒有對歷史進行深刻的反思和和解，那么周邊國家如中國、韓國，甚至俄羅斯，都會加大警惕，并采取相應的防范措施。

日本將不再是“和平國家”，而是成為“潛在威脅”，這不僅不會增強日本的安全感，反而會把它推向更危險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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