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充電寶便宜的人

文｜李宇琛

2026年2月11日，鳳凰網《風暴眼》欄目發了一篇深度報道，標題叫《月薪2000的環衛工，困在"電子手環"里》。報道里提到，山東某縣一位七十四歲的環衛工，月薪九百元，每天從早六點干到晚六點半，全年無休。算下來，一小時三塊錢。

共享充電寶，一小時四塊錢。

充電寶的價格是市場定的。有人嫌貴，罵兩句，充電寶公司還得出來解釋解釋。環衛工的價格是誰定的？沒人罵，沒人解釋，甚至沒人注意到。

一個塑料盒子，裝幾節鋰電池，值四塊錢一小時。一個活人，七十四歲，彎著腰在馬路上掃十二個半小時，值三塊。

這篇文章不打算復述鳳凰網的報道。那篇寫的是"智能管理設備"——環衛工如何被監控。這篇想回答一個更前面的問題：一個人的勞動，是怎么被定價到三塊錢的？

要理解環衛工為什么這么便宜，得從一個被凍結的數字說起。

1997年，環衛崗位津貼被定為每人每天五元。設立這項津貼的理由寫得清楚：環衛工人露天作業，勞動強度大，接觸垃圾等有害物質，應享受特殊崗位補貼。

五塊錢。1997年的五塊錢能買兩斤豬肉，或者十個雞蛋。擱今天，五塊錢連一杯蜜雪冰城都買不起。

但這個數字，到今天——2025年——二十八年了，大多數城市一分錢沒漲。

澎湃新聞做過一個十城調研，選了北京、上海、深圳、廣州、重慶、蘇州、成都、武漢、青島、西安。結論令人吃驚：重慶、蘇州、武漢、青島四個城市，連環衛崗位津貼的公開政策文件都查不到。也就是說，不是五塊錢的問題——是連這五塊錢有沒有發，都沒人知道。

有幾個城市自己往上調了。西安二十五塊，上海二十三塊，北京二十二塊，廣州二十到二十五塊。但即便是二十五塊一天，折到每小時也就兩三塊錢。

二十八年，物價翻了多少倍，房價翻了多少倍，豬肉翻了多少倍。這項津貼，紋絲不動。

標準長期未更新，折射出的是制度設計中對基層勞動者關注的不足。

2002年，劍設部發文推動環衛行業市場化。用當時的說法，叫"減負提效"——引入社會資本參與環衛服務。

邏輯聽起來合理：引入競爭，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但當"降低成本"落到一個全部由人力構成的行業上，降的是什么成本？

截至2022年底，全國大約百分之七十五的區縣完成了首輪環衛市場化改革。2024年，全國城市環衛市場規模達到2146億元。

安徽滁州經開區的環衛項目，中標價是預算的百分之五十。重慶墊江縣更夸張，預算五千八百二十三萬，中標報價一千七百四十七萬，不到三折。這家公司后來連活都沒干就棄標了，被罰了二十萬保證金。

低價中標，企業不是做慈善，標價砍一半，錢從哪兒省？

從人身上省。

廣州番禺區有一個典型案例。當地核定的環衛人員編制是四百二十三人，外包公司實際雇了兩百多人。少雇兩百多人，差額超過七百二十萬元。這筆錢變成了企業利潤。

業內管這叫"吃人頭費"。按人頭撥款，按打折雇人，差價就是利潤。

2023年上半年，行業龍頭盈峰環境的營收是六十一億元，凈利潤三點七三億。同期，盈峰環境自己發布的行業白皮書顯示，全國環衛工人的平均月收入是兩千零八十五元，僅比各省最低工資標準高出百分之十左右。

三點七三億的凈利潤，兩千零八十五元的月薪。這兩個數字屬于同一條產業鏈。

澎湃那份報告指出：市場化改革在降低才正投入的同時，也在弱監管下催生了克扣工資、拉長工作量、吃人頭費等用工問題。當競爭的唯一維度是價格，工人就成了最終的成本消化者。

工資不漲，但管理手段在升級。

2019年，南京建鄴區給環衛工發了一批智能手環。這個手環除了定位和計步，還有一個功能：如果環衛工在原地停留超過二十分鐘，手環會自動播放一段語音——

"短暫的休息之后，繼續努力工作吧，加油！"

一個上了年紀的老人，彎了一上午的腰，想靠在路邊歇一會兒，手腕上突然響起聲音催他繼續干活。

有環衛工說："像是有人一直在盯著。"

事情引發關注后，公司取消了這個功能。但這種管理思路并沒有消失。

深圳寶安區給環衛工裝了GPS定位器。市政道路上，系統要求每小時移動不低于零點八公里；城中村里，每小時不低于零點五公里。達不到標準，視為出勤不合格。不帶GPS上班，扣錢。GPS信號在小巷子里連不上，也算不合格。

西安從2017年開始推行"以克論凈"：用木棍圈出一平方米的地面，拿小刷子把灰塵掃到一起，放到電子秤上稱——一平方米內灰塵超過五克，就算不達標。不合格前兩次各扣一百元，第三次直接辭退。

一百元，差不多是環衛工一天的工資。五克灰塵，大概是一個煙頭的重量。

不控制丟垃圾的人，精確到克地懲罰撿垃圾的人。不漲一分錢工資，但可以精確到克地扣你的錢。

手環、GPS、電子秤——這些東西的成本加起來，恐怕夠給工人漲不少工資。但漲工資不在選項里。監控的成本比漲薪低，而且監控體現的是管理成果。

這套邏輯不是環衛行業獨有的。但在一個時薪三塊錢的行業里，它格外刺眼。

比工資低更值得關注的，是法律對這些人的定義。

勞動法體系中有一條重要的界限：法定退休年齡。過了這條線，勞動者的身份認定變得模糊。不能簽勞動合同，只能簽勞務合同。工傷保險、帶薪假期、解雇保護等權益大幅縮減。

問題是，環衛行業恰恰是一個以超齡勞動者為主體的行業。行業數據顯示，五十歲以上的環衛工占百分之六十五，六十歲以上的占百分之二十二。非駕駛類環衛工的平均年齡是五十八點三九歲。

百分之六十五。一個行業里，大多數從業者處于勞動權益保障的模糊地帶。

現實中的案例讓人揪心。一位超齡農村婦女，因為無法以自己的身份入職環衛公司，借了別人的身份證。上班期間遭遇交通事故身亡。公司的回應是："沒有這名員工。"

還有一位六十九歲的環衛工人在工作中滑倒骨折。公司的說法是："簽署勞務合同時已年滿六十九歲，雙方勞動關系不成立。"

最高煎茶院在一份案例分析中提到，西部某地近三年發生環衛工交通事故三十五起，死亡兩人。從業人員約七百人，初中以下學歷占百分之七十二點八。

年輕人不愿干環衛，企業雇用超齡勞動者，而現行制度對超齡勞動者的保障存在明顯空白。這個矛盾需要制度層面的回應。

如果說前面講的是"給得少"，近年一些地方面臨的問題是"發不出"。

公開報道顯示，一些中小城市和鄉鎮出現了環衛工欠薪的情況。環衛公司的說法往往是"回款不太好，資金有壓力"。

環衛工資依賴才正撥款，鏈條是：才正撥款給環衛公司，環衛公司發工資給工人。當地方才正面臨壓力時，這類"不緊迫"的支出往往首先受到影響。

一個數千億規模的市場，基層勞動者的工資保障卻缺乏穩定的制度支撐。這個矛盾值得重視。

說了這么多問題，講一個正面案例。

廣州。

2013年以前，廣州的環衛市場化外包比例超過百分之六十五，跟全國大趨勢一樣。但后來管理中出現了一些問題。

2015年之后，廣州逐步調整策略：把外包收回來，轉為直接管理。

到現在，廣州的環衛工以街道和區市城管部門直接管理為主，直管比例達到百分之七十。在全國普遍推進市場化的背景下，廣州走了一條不同的路。

收回來之后怎么樣？

根據廣州市正負2024年發布的文件：基礎工資不低于最低工資的百分之一百二十。崗位津貼，一類崗位二十五元一天，二類二十三元，三類二十元——最低都是1997年國標的四倍。工齡工資，每年加三十元，上限四百五十元一個月。全年八個節日慰問金共兩千四百元。五險一金按最高月均收入為基數統一繳納。超齡工人須購買商業保險。環衛工子女符合條件可入讀公立學校。

這份待遇清單，每一條拎出來都不算驚天動地。但放在全國環衛行業的背景下，差距非常明顯。

廣州的實踐說明：改善環衛工待遇在制度上是可行的。當然，直管模式也面臨效率、編制、才正等挑戰，不能簡單復制。但至少，它提供了一種值得參考的方向。

共享充電寶這幾年一直在漲價。從一塊漲到兩塊，從兩塊漲到四塊。每漲一次，社交媒體上就議論紛紛。

環衛工的工資呢？二十八年，大多數城市基本沒漲。很少有人注意到。

充電寶漲價，是因為市場承認了它的成本變化。環衛工工資長期不變，是因為缺少替他們表達訴求的渠道和機制。

他們缺少有效的訴求表達渠道，缺少輿論的持續關注，很多人甚至不被現行法律完整地認定為勞動者。他們是保障盲區里的人——年齡上處于保障的模糊地帶，收入上接近最低線，社會關注度有限。

三塊錢一小時。這個價格里反映的不只是勞動的供需關系，還有制度設計中長期未被填補的空白。

1997年定的五塊錢津貼管到2025年，不是因為經濟上有什么道理，而是因為這件事長期不在公共議程上。環衛工的待遇問題不是某個環節的失誤，而是多重因素疊加的結果。

一個社會如何對待最基層的勞動者，反映的是制度的完善程度和社會的關注取向。

七十四歲的老人彎著腰掃大街，一小時三塊錢。旁邊立著一個共享充電寶的柜子，一小時四塊錢。

這一塊錢的差價，值得每一個人停下來想一想。

李宇琛的文立于塵

寫于2026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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