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瑤：文人與酒

提起了文人與酒的關系，自然使我們首先就想到了竹林七賢。以前人當然也飲酒，但在文人還沒有顯著的社會地位的時候，在文人還被視為俳優的時候，酒正如其他飲食一樣，還沒有被當做手段似的大量酣醉的時候，酒在生活中并沒有起很大作用和影響；因而也就惹不起人們的注意。到了魏末的竹林名士，一方面他們在社會上有了特殊地位，這是漢末以來處士橫議的余風和文學觀念發展的結果；一方面酒在他們的生活中也的確占據了極顯著的地位，幾乎是生活的全部；因而文人與酒的關系，也就不可忽視了。

當然，遠在竹林諸賢以前，名士們也已經有常常飲酒的，例如孔融；而且差不多是因為酒送了命?！逗鬂h書.孔融傳》云："賓客日盈其門，常嘆曰：'坐上客恒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又云："時年饑兵興，操表制酒禁，融頻上書爭之，多侮慢之辭。"今融集有《難曹公制酒禁》二表，皆措辭激昂，為飲酒辯護，而且明指說："疑但惜谷耳，非以亡王為戒也。"積嫌成忌，終至枉狀棄市。其實曹氏父子也是飲酒的，曹操《短歌行》言："何以解憂，唯有杜康。"《魏志.陳思王植傳》言："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勵，飲酒不節。"《全三國文》卷八魏文帝《典論'酒誨》云："荊州牧劉表，跨有南土，子弟驕貴，并好酒。為三爵，大曰伯雅，次曰中雅，小曰季雅。伯雅受七升，中雅受六升，季雅受五升。又設大針于杖端，客有醉酒寢地者，輒以剿刺之，驗其醉醒，是酷于趙敬侯以筒酒灌人也。大駕都許，使光祿大夫劉松，北鎮袁紹軍，與紹子弟日共宴飲。松嘗以盛夏三伏之際，晝夜酣飲，極醉至于無知，云以避一時之暑，二方化之。故南荊有三雅之爵，河朔有避暑之飲。"劉表為八駿之一，漢末在荊州，為一時名士所歸趨。袁紹喪母，歸葬汝南，會者三萬人，盛況不下于陳墓。他們都是漢末的名士，其僚屬所聚，也都是一時俊義，可見漢末的名士，早已與酒結了不解之緣了，雖然程度上還沒有像竹林名士的那么沉湎。

為什么飲酒之風到漢末特別盛行起來了呢？正如我們在《文人與藥》一文中所分析過的，是在于對生命的強烈的留戀，和對于死亡突然來臨的恐懼。這和《古詩十九首》以及建安以來的許多詩篇中所表現的時光飄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是一致的。由于社會秩序的紊亂會帶給人不自然的死亡，也由于道家思想的抬頭而帶來了對生命的悲觀，從這時起，大家便都覺得生死的問題在人生中的分量了。道家想用人為的方法去延長壽齡，佛教想用輪回的說法去解脫迷惘，都是針對著這一要求的。但佛教的普遍流行是在東晉以后，而道教的服食求神仙的辦法，也很難讓所有名士去接受，例如向秀《難嵇叔夜養生論》就說："又云導養得理，以盡性命，上獲千余歲，下可數百年，未盡善也；若信可然，當有得者，此人何在，目未之見。此殆影響之論，可言而不可得。"但即使是這些不大愿意服食求長生的人，對生死的看法也還是和別人一樣的；死是生的整個結束，死后形神俱滅。因為他們更失去了對長壽的希冀，所以對現刻的生命就更覺得熱戀和寶貴。放棄了祈求生命的長度，便不能不要求增加生命的密度?！豆旁娛攀住氛f："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范云《贈學仙者》詩云："春釀煎松葉，秋杯浸菊花，相逢寧可醉，定不學丹砂。"《當對酒》詩云："對酒心自足，故人來共持，方欲羅衿解，誰念發成絲。"這都可說明漢末魏晉名士們喜歡飲酒的動機。曹操《短歌行》嘆息"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而辦法即是"何以解憂，唯有杜康"?！妒勒f新語.文學篇》言"劉伶著《酒德頌》，意氣所寄"，注引《名士傳》說"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云：'死便據地以埋。'土木形骸，遨游一世"。對生的達觀正基于對死的無可奈何的恐懼，而這也正是沉湎于酒的原因。阮籍與何晏、王弼的年代相若，而《世說新語》注引袁宏《名士傳》的體例，分為正始名士與竹林名士二者，正表明了這兩種名士生活態度的不同。這"不同"不關時代、階級和思想，這些都是差不多的；而在對于這些背景的兩種不同的反應。我們在《文人與藥》一文中，稱何晏他們是清談派或服藥派，阮嵇這些人正是飲酒派或達觀派。他們對生命的悲觀更超過了服藥的人，而且既然無論賢愚貴賤的結果都是一死，對事業聲名也就無心追求了?！妒勒f新語.任誕篇》云："張季鷹（翰）縱任不拘，時人號為江東步兵。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時一杯酒！'"另條云："畢茂世云：'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注引《晉中興書》曰：畢卓"為吏部郎，嘗飲酒廢職。比舍郎釀酒熟，卓因醉，夜至其甕間取飲之。主者謂是盜，執而縛之，知為吏部也，釋之"?？芍爬诵魏〉娜芜_和終日沉湎的飲酒，正是由同一認識導出來的兩方面的相關的行為。

因為飲酒是為了增加生命的密度，是為了享樂，所以漢末以來，酒色游宴是尋常連稱的。我們讀《古詩十九首》中的"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酒不正是一種生活的享受嗎？曹植《箜篌引》云："置酒高殿上，親友從我游……樂飲過三爵，緩帶傾庶羞，主稱千金壽，賓奉萬年酬。"《名都篇》云："歸來宴平樂，美酒斗十千。"《與吳質書》也云："愿舉泰山以為肉，傾東海以為酒，伐云夢之竹以為笛，斬泗濱之梓以為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都是這一種態度?！秴菚?孫權傳》云：黃武元年十二月"權使太中大夫鄭泉聘劉備于白帝"，下注引《吳書》曰："鄭泉字文淵，陳郡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其閑居每曰：'愿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甘脆置兩頭，反復沒飲之，憊即住而啖肴膳。酒有斗升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飲酒只是為了"快意"，為了享樂，所以酒的作用和聲色狗馬差不多，只是一種享樂和麻醉的工具。

《列子》一書，今已公認為成于晉時，其中大半是講生死問題的。像《楊朱篇》中所寫的那種對生命的絕望和縱欲肆志的人生態度，正可視為由漢末以來名士縱酒行為的一種理論的說明。篇中云："楊朱曰：百年壽之大齊，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提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迪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玩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后之余榮。偶偶爾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于一時；重囚累梏，何以異哉！"又設喻云："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好色。朝之室也，聚酒千鐘，積曲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于人鼻。方其荒于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亡，九族之親疏，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于前，弗知也。穆之后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矮婧者以盈之；方其耽于色也，屏親昵，絕交游，逃于后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娥姣者，必賄而招之，媒而挑之，弗獲而后已。……子產用鄧析之言，因間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于禽獸者智慮，智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成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耽于嗜欲，則性命危矣。子納僑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之亦久矣，豈待若言而后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為弗若死矣。為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飲，力憊而不得肆情于色，不遑憂名聲之丑，性命之危也。且若以治國之能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這種為了"生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于是盡量地把握住這現存的一刻，盡量地去享受人生的態度，正是漢末以來名士們喜歡飲酒的理論的說明?！妒勒f新語'任誕篇》云："王孝伯言：'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痛飲酒是增加享受的，讀《離騷》是希慕游仙的，這是當時名士們一般的心境；而其背景則正是時光飄忽和人生無常的感覺的反應。

飲酒之風的盛行雖始于漢末，但一直到竹林名士，酒才幾乎成了他們生活的全部，生活中最主要的特征。不只在量上他們飲得多，沉湎的情形加深，而且流風所被，競相效仿。影響也是很大的。《世說新語.任誕篇》云："陳留阮籍，譙國嵇康，河內山濤，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亞之。預此契者：沛國劉伶，陳留阮咸，河內向秀，瑯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故世謂'竹林七賢'。"注引《晉陽秋》曰："于時風譽扇于海內，至于今詠之。"《魏志丨王粲傳》注引《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之游者，未嘗見其喜慍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瑯邪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游于竹林，號為七賢。"《世說新語，排調篇》云："嵇、阮、山、劉在竹林酣飲，王戎后往。步兵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王笑曰：'卿輩意，亦復可敗邪？'"《晉書.山濤傳》云："（濤）與嵇康、呂安善，后遇阮籍，便為竹林之交，著忘言之契。"《晉書.王戎傳》："嘗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后車客曰：'吾昔與秘叔夜、阮嗣宗酣暢于此，竹林之游亦預其末。自嵇、阮云亡，吾便為時之所羈紲。今日視之雖近，邈若山河！'"《晉書丨阮咸傳》："咸任達不拘，與叔父籍為竹林之游。"《晉書.劉伶傳》："淡默少言，不妄交游，與阮籍、嵇康相遇，欣然神解，攜手入林。"袁宏作《名士傳》，亦以嵇、阮等七人列為竹林名士。（見《世說新語-文學篇》注）他們相聚的時間在魏末（嵇康誅于景元三年，時王戎已三十三歲，竹林之游，當在正始嘉平間），地點在山陽（《水經.清水注》引郭緣生《述征記》云："白虎山東南二十五里，有嵇公故居，以居時有遺竹焉。"《藝文類聚》六十四引《述征記》云："山陽縣城東北三十里，魏中散大夫嵇康園宅，今悉為丘墟，而父老猶謂嵇公竹林地，以時有遺竹也。"所言蓋即此），而相聚后主要的事情便是肆意酣暢。他們都是能飲酒的，這成了他們共同的特點?！稌x書-山濤傳》言其"飲酒至八斗方醉"?！段褐?王粲傳》注引《魏氏春秋》言阮籍"聞步兵校尉缺，廚多美酒，營人善釀酒，求為校尉，遂縱酒昏酣，遺落世事"。《世說新語.任誕篇》言"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聞命。'供酒肉于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以灑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引酒進肉，隗然已醉矣。"《世說新語，容止篇》云："山公曰：'秘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竹林諸賢中，叔夜比較最不善酒；其情形與他人略異，說詳《文人與藥》一文中。)《世說新語.任誕篇》云："諸阮皆能飲酒?，仲容（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常杯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群豬來飲，直接上去，便共飲之。"《晉書，王戎傳》云："嘗經黃公酒壚下過，顧謂后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于此。"《太平御覽》四百九引向秀《別傳》言秀："與呂安灌園于山陽，收其余利，以供酒食之費。"可知飲酒實在是竹林名士生活的共同特征。至于為什么要這樣地終日昏酣呢？除了我們上面所敘述的漢末以來的一般原因外，自然還有別方面的背景。因為假若單純地是為了享樂的話，聲色狗馬都可以作為工具，酒并不是唯一的。而且遠在竹林名士以前，已經有過許多縱酒的人，而并沒有像他們那樣能夠"風譽扇于海內"，足見除了我們上面所述的一般背景以外，還有別的使名士們"肆意酣暢"的原因的，而這正是使魏晉文人和酒發生深的聯系的根源。

《世說新語.任誕篇》云："王佛大嘆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又："王右軍云：'酒正自引人箸勝地。，"這是名士們要大量飲酒的一個理由。什么是形神相親的勝地呢？《莊子.達生篇》云："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遌物而不餾，彼得全于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于天乎？"照老莊哲學的說法，形神相親則神全，因而可求得一物我兩冥的自然境界，酒正是追求的一種手段。竹林諸人皆好老莊，飲酒正是他們求得一種超越境界的實踐?！稌x書.山濤傳》言其"性好老莊"，阮籍著有《老子贊》、《通老論》及《達莊論》。嵇康"好言老莊"（《魏志.王粲傳》），劉伶"常以細宇宙齊萬物為心"（《晉書'劉伶傳》），向秀"雅好老莊之學。莊周著內外數十篇，歷世才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也，秀乃為之隱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也。"（《晉書.向秀傳》）鐘會伐蜀，王戎對之言曰："道家有言，為而不恃，非成功難，保之難也。"可知篤信老莊也是他們之間的一個共同特征。他們不但相信，而且要實踐。他們想要達到像阮籍《大人先生傳》和劉伶《酒德頌》中所寫的那樣與造化同體的近乎游仙的境界。所謂"逍遙浮世，與道俱成"；所謂"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恍爾而醒"。所以"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世說新語，任誕篇》王孝伯語）因為這是一種感覺上的境界，而不是一種智識。陶淵明《孟府君傳》言："（桓）溫常問君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君笑而答之，明公但不得酒中趣耳。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答曰，漸近自然。"其實所謂酒中趣即是自然，一種在冥想中超脫現實世界的幻覺。這些人行為的特點是任誕不拘，忽忘形骸，飲酒的原因也與此一致。陶詩言酒中有真味，真即"任真"之真，也即自然。《老子》云："道法自然。"《莊子.漁父篇》云:"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貴真。"又云："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故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怒，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動于外，是所以貴真也。其用于人理也，事親則慈孝，事君則忠貞，飲酒則歡樂。"所以酒中趣正是任真地酣暢所得的"真"的境界，所得的歡樂。因此飲酒的趣味也即寄托在飲酒的本身，所謂"酒正自引人箸勝地"；而"酒有何好"便成了無意義，同時亦不必有答案的問題。

這種境界的追求，又可以用音樂來說明。竹林名士中多半是嗜耽音樂的。阮籍著有《樂論》；能嘯，善彈琴。嵇康著有《聲無哀樂論》及《琴賦》；"彈琴詠詩，自足于懷抱之中。"（《魏志.王粲傳》注引《嵇喜.嵇康傳》）《世說新語.雅量篇》言："嵇中散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于今絕矣！'"阮咸著有《律議》；《晉書.阮咸傳》言其"妙解音律，善彈琵琶"。"荀勖每與咸論音律，自以為遠不及也。"阮嵇不只有音樂的技術和智識，而且有他們的理論。從這理論中表現出他們對宇宙人生的態度，和對于自然的向往。阮籍《樂論》云："夫樂者，天地之體，萬物之性也。合其體得其性則和，離其體失其性則乖"；"知圣人之樂，和而已矣。""樂者使人精神平和，衰氣不入，天地交泰，遠物來集，故謂之樂也。"他認為宇宙人生最高的境界，是如同音樂般的"和"的境界，因為音樂本來是合乎天地的本性的。所以大人先生是他理想的人格，但主要地就在能"應變順和"。音樂也是變的，所謂"禮與變俱，樂與時化，故五帝不同制，三王各異造，非其相反，應時變也"。但雖變而不能使其失和，所以至人要"應變順和"。最好的樂只有和，乃不關人事，超乎人的好壞之上者。音樂最能表現自然之性，所以他向往的自然的最完全的表現，即是像音樂的"和"的境界。嵇康《聲無哀樂論》主旨與此相同，唯在說明聲為天，哀樂為人心。聲雖有節奏法度，而皆為自然之性的表現，超乎人事的。哀樂則只是人的感覺，樂不因之而變。所以說："音聲之作，其猶臭味在于天地之間，其善與不善，雖遭遇濁亂，其體自若而不變也。"他認為樂器不過是表現自然之音的工具，與樂本身沒有大關系；人的哀樂亦然。所謂"音聲有自然之和，而無系于人情"。所以音樂可使人"懷忠抱義而不覺所以然也"。"和心足于內，和氣見于外。"他認為和的境界是合乎自然節奏的境界，所以能"應變順和"的便是至人，便是大人先生。這是一種幻覺中的境界，阮、嵇都是詩人，音樂家，又都篤信老莊，因之也都向往這一種由老莊哲學出發的自然的藝術的和諧境界；同時他們也都努力創造和追求它。我們試看，飲酒所得到的形神相親而接近自然的勝地，不正就是這里所描寫的音樂的合乎自然的和諧境界嗎？所以飲酒正是追求和享受這種境界的一種辦法?？芍麄兌纪瑫r嗜酒耽音、篤信老莊，實在是因為有他們共同認識的必然理由。對于他們的任真自然，飲酒實在是一種很好的寄托和表現的方法。

但更重要的理由，還是實際的社會情勢逼得他們不得不飲灑。為了逃避現實，為了保全生命，他們不得不韜晦，不得不沉湎。從上面看來，飲酒好像只是快樂的追求，而實際卻有更大的憂患背景在后面。這是對現實的不滿和迫害的逃避，心里是充滿了悲痛的感覺的。當時政治的腐化黑暗，社會的混亂無章，而且屬于易代前夕，和孔融以前的處境完全相似。一個名士，一個士大夫，隨時可以受到迫害。由他們的處境說，如果不這樣消極的話，只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何晏、夏侯玄似的為魏室來力挽頹殘的局面，一條是如賈充、王沈似的為晉做佐命功臣，建立新貴的地位。但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何晏為魏之姻戚，夏侯玄為宗室，自當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竹林諸人明知其不可為，而魏的政治情形也并不能滿足他們的理想，那又何必如此呢！至于賈充、王沈，則自和竹林名士是兩種人。司馬氏雖然希望他們這樣，他們卻當然是不屑為的。但這時是政治迫害最嚴重的時候，曹操可以誅孔融、楊修，甚至荀或，司馬氏也是一樣；嵇康、呂安就是例子。處在這種局勢下，不只積極不可能，單純地消極也不可能，因為很可能引起政治上的危害。那么最好的辦法是自己來布置一層煙幕，一層保護色的煙幕。于是終日酣暢，不問世事了；于是出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了。《全梁文》卷二十九沈約《七賢論》云："嵇生是上智之人，值無妄之曰，神才高杰，故為世道所莫容。風邈挺特，蔭映于天下；言理吐論，一時所莫能參。司馬氏執國，欲以智計傾皇祚，誅鉭勝己，靡或有遺，玄伯太初之徒并出，嵇生之流，咸已就戮，嵇審于此時，非自免之運。若登朝進仕，映邁當時，則受禍之速，過于旋踵，自非霓裳羽帶，無用自全。故始以餌術黃精，終于假涂托化。阮公才器宏廣，亦非衰世所容。但容貌風神，不及叔夜，求免世難，如為有涂。若率其恒儀，同物俯仰，邁群獨秀，亦不為二馬所安。故毀行廢禮，以穢其德；崎嶇人世，僅然后全。仲容年齒不懸，風力粗可，慕李文風尚，景而行之。彼嵇、阮二生，志存保己，既托其跡，宜慢其形。慢形之具，非酒莫可。故引滿終日，陶瓦盡年。酒之為用，非可獨酌，宜須用侶，然后成歡。劉伶酒性既深，子期又是飲客，山王二公，悅風而至，相與莫逆，把臂高林。徒得其游，故于野澤銜杯，舉樽之致，寰中妙趣，固冥然不睹矣。"這一段解釋竹林名士以酒為慢形之具的理由，非常透徹。而且依照他們自己的說法，"天地四時，猶有消息"（山濤對嵇紹語，見《世說新語.政事篇》）。那么黑暗也不會這樣永久地延長下去，于是便只有靜以俟命了?！肚f子.繕性篇》云："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極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他們想存身，那么在這時期最好的慢形之具，最好的隔絕人事的方法，自然莫如飲酒。因為即使說錯了一句話，做錯了一件事，也可以推說醉了，請別人原諒的。所以他們的終日飲酒，實在是一件"醉"不得已的痛苦事情。

《晉書.阮籍傳》言："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問世事，遂酣飲為常。"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稱："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但"（王）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慍之色"（《晉書.嵇喜傳》），則嵇康也夠謹慎的了，但仍不免于禍。一定要像阮嗣宗樣地至慎，才能茍免，這處境也真太困難了。《魏志.李通傳》注引李秉《家誡》述司馬文王曰："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真可謂至慎矣。"阮籍的韜晦竟然博得了司馬氏的稱贊，這也夠至慎了。嵇康雖也"性慎言行"，但孫登評其"性烈而才俊"（《晉書.嵇康傳》），他在《與山巨源絕交書》中也自云："吾以不如嗣宗之姿，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物性，暗于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真可謂有自知之明?！段褐?王粲傳》注引郭頒《世語》言："母丘儉反晉，康有力焉，且欲出兵應之。以問山濤，濤止之，儉亦以敗。"這是很可能的，叔夜心理上當然還是傾向魏室，而且是與魏宗室婚?！妒勒f新語，德行篇》注引《文章敘錄》曰："康以魏長樂亭主婿，遷郎中。"同時又是性烈的人，自然很難永遠沉淪下去。遂因鐘會之譖，竟至被誅?？芍谶@時處事接物，是很困難的事情。阮籍不也是"禮法之士，疾之若仇"嗎？所以阮籍的"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晉書.阮籍傳》），實在是自己找不到出路的一種內心悲哀的流露。《世說新語.文學篇》注引《竹林七賢論》，言劉伶"嘗與俗士相牾，其人攘袂而起，欲必筑之。伶和其色曰：'雞肋豈足以當尊拳！'其人不覺廢然而返"。這種自甘受辱而不欲忤人的態度，不也是這種環境下面所產生的嗎？

然而把飲酒當做麻醉自己和避開別人的一種手段，畢竟是有些效果的?！稌x書.阮籍傳》云："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鐘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晉書，阮裕傳》云："大將軍王敦命為主簿，甚被知遇。裕以敦有不臣之心，乃終日酣暢，以酒廢職。敦謂裕非當世實才，徒有虛譽而已，出為溧陽令，復以公事免官。由是得違敦難，論者以此貴之。"《晉書.顧榮傳》云："齊王儳召為大司馬主簿。儳擅權驕恣，榮懼及禍，終日昏酣，不綜府事。……與州里楊彥明書曰：'吾為齊王主簿，恒慮禍及，見刀與繩，每欲自殺，但人不知耳。'"《南史，衡陽文王義季傳》云："自彭城王義康廢后，遂為長夜飲，略少醒日?！杉惨灾劣诮K。"《梁書，謝絀傳》云："為征虜將軍、吳興太守受召便述職。時（齊）明帝謀入嗣位，朝之舊臣皆引參謀策。肫內圖止足，且實避事。弟瀹時為吏部尚書。絀至郡，致瀹數斛酒，遺書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可知酒從來一直就被人視為一種方法、一種手段，來躲避政治上的迫害和人事上的糾紛的。而且有些人的確是收得了預期的效果。但既有迫害的危險，則飲者內心的痛苦可知；所謂"見刀與繩，每欲自殺"，則其飲酒時的悲痛心境，也就可想而知了。

竹林名士的行為，表面上都很任達放蕩，自由自在地好像很快樂，實際上則都有這樣憂患的心境做背景，內心是很苦的。山濤"介然不群"，阮籍"任情不羈"，嵇康"高亮任性"，劉伶"放情肆志"，向秀"清悟有遠識"，阮咸"任達不拘"，王戎"短小任率，不修威儀"（并見各傳），"任達"也是他們之間的共同特點，但實在是不得已才如此的。他們不但對現實不滿，對別人不滿，即對自己也不滿。《世說新語，任誕篇》云："阮渾長成，風氣韻度似父，亦欲作達。步兵曰：'仲榮已預之，卿不得復爾。'"注引《竹林七賢論》曰："籍之抑渾，蓋以渾未識己之所以為達也。"正是未識其"所以為達"，不知其找不到出路和辦法的內心苦悶，而只以飲;^狂放為高，阮籍自然不愿意。他對自己的行為也并不滿意，并不希望人效法，不過只好如此而已。嵇康也是這樣，看他《家誡》一文中所寫的應該持的行為，和他自己簡直全不相像。對于飲酒，《家誠》云："不須離摟強勸人酒，不飲自已。若人來勸己。輒當為持之，勿請勿逆也。見醉醺醺便止，慎不當至困醉不能自裁也。"這不也與竹林風格完全相反嗎？所以阮、嵇實在是竹林名士最好的代表；不只他們在文學藝術上的造就大，而且他們也的確明了他們之所以為達。他們不愿意如此，而又不得不如此。所以竹林名士的終日酣暢，實在也是一種麻醉性的逃避方法。

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引《石林詩話》云："晉人多言飲酒，有至沉醉者。此未必意真在于酒，蓋時方艱難，人各懼禍，惟托于醉，可以粗遠世故。蓋陳平曹參以來用此策?！稘h書》記陳平于劉呂未判之際，日飲醇酒戲婦人，是豈真好飲邪？曹參雖與此異，然方欲解秦之煩苛，付之清靜，以酒杜人，是亦一術。不然，如蒯通等輩無事而可獻說者，且將日走其門矣。流傳至嵇、阮、劉伶之徒，遂全欲用此為保身之計，此意惟顏延年知之。故《五君詠》云：'劉伶善閉關，懷清滅聞見。鼓杯不足歡，菜色豈能眩。韜精日沉飲，誰知非荒宴。'如是飲者未必劇飲，醉者未必真醉也。后世不知此，凡溺于酒者，往往以嵇、阮為例，濡首腐脅，亦何恨于死邪！"嵇、阮以后，飲酒的流風影響卻并不佳，很多效法的人，都只知道沉湎任達，而不知其所以為達。竹林名士中，王戎已略遜一籌了。阮、嵇的養生保身，是為了"俟命"，至少前邊還有一個光明局面的向往。不然學賈充、王沈，不也可以保全生命嗎？那是司馬氏非常歡迎的事情。這當然還有一點東漢以來高風亮節的士風的傳統。但到了王戎，時異境遷了，已變成了一個單純地飲酒任誕的晉朝名士。史稱其位居司徒，"茍媚取容，屬愍懷太子之廢，竟無一言匡諫"。又云："戎以晉室方亂，慕蘧伯玉之為人，與時舒卷，無謇諤之節；自經典選，未嘗進寒素，退虛名，但與時浮沉，戶調門選而已。"而又"積實聚錢，不知紀極"。（均見《晉書.王戎傳》）這比山公啟事的望旨選人，又遜一籌?！稌x書.山簡傳》言其"鎮襄陽。于時四方寇亂，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諸習氏，荊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游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從阮籍、嵇康變成了王戎、山簡，酒的麻醉性便發揮到了極致；痛苦的背景沒有了，光明的向往取消了，飲酒的原因只剩下了如《列子.楊朱篇》中所說的那種縱欲式的享樂，于是酒便變成了生活的麻醉品，變成了士大夫生活中享受的點綴。因為以市朝顯要而酣暢任達，其勢自必變為空虛沉浮，不負責任，以致驕逸汰侈。這種流風效者越多，每下愈況。《晉書.戴逵傳》載戴安道論隱遁云："故鄉原似中和，所以亂德；放者似達，所以亂道。然竹林之為放，有疾而為顰者也，元康之為放，無德而折巾者也。可無察乎！"《世說新語.德行篇》注引王隱《晉書》曰："魏末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發，裸袒箕踞。其后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之徒，皆祖述于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衣幘，脫衣服，露丑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也。"此外，《晉書》中所載張翰、畢卓、庾頡、光逸、阮孚等，也大致如此。無怪乎樂廣譏為"名教中自有樂地，何為乃爾也"。但這些人無論就文章辭采，或清談名理說，都沒有很高的成就。飲酒任達，已經到了末途。東海王越兵敗，庾頡、胡毋輔之、郭象、阮修、謝鯤等，皆在軍中，與王衍同為石勒所執。這些都是縱酒放蕩，崇尚玄虛，不以世務嬰心的名士。石勒以為"此輩不可以加鋒刃"，遂夜使人排墻殺之。原來阮籍等所以縱酒任誕的環境，已經不存在了。晉朝飲酒的名士都是市朝顯達，失去了憂患心境的背景。而阮籍所信仰所向往的"真"的"和"的境界，也沒有人想去追求了。剩下的便只是單純的增加享受快樂的縱酒任達。于是飲酒就只成了士大夫生活中的一種高尚點綴。這是時代的變遷，實際政治社會情況的變遷?！稌x書丨阮籍傳》言"當其得意，忽忘形骸"，是因為"得意"才"忽忘形骸"的。但到后來的名士們，則既不求"意"，便只剩盡量地"忽忘形骸"了。但他們卻還不像漢末以來名士們對飲酒態度的坦白，不直接說飲酒是娛樂、快意，是"士大夫之樂"。雖然事實上也已一樣變成了純粹的麻醉性的享樂，但表面上卻還掛著一塊"謂得大道之本"的通達自然的招牌。

梁昭明太子《陶淵明集序》云："有疑陶淵明詩偏偏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為跡焉。"陶淵明所處的時代，又是晉宋變易的時候。政治社會的情況，與孔融之在漢末，阮、嵇之在魏末，大略相似。政治上是"巨猾肆威暴，欽鴰違帝旨"（《讀山海經》第十一首。陶澍云："此篇為宋武弒逆作也。"陳祚明《古詩選》曰："不可如何，以筆誅之；今茲不然，以古征之。人事既非，以天臨之。"）；社會上是"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感士不遇賦》序）；一般士人是"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飲酒詩》第二十首〉。那么淵明自己呢，只有嘆氣飲酒了。"理也可奈何，且為陶一觴。"（《雜詩》第八首）所以陶淵明的飲酒，也不是那么絕對地"悠然"。但時代畢竟變易了，篡位竊國的事也不只一次了。而淵明自己的身份地位也和孔融、阮、嵇不同。以前雖也"歷從人事"，但"皆口腹自役"的卑職，現在則已隱居躬耕了，所以對于政治的關系也畢竟要淡薄些。孔融、阮、嵇諸人對政治固不能積極為力，但即想消極也很困難；陶淵明則歸田隱淪，是比較沒什么麻煩的。所以他的態度較之阮、嵇，就平淡得多了。但也決沒有平淡到完全超于現實情況以外，同時這也是不可能的。除前引之《讀山海經》第十一首外，著名的《述酒詩》，雖言辭隱晦，但自湯漢注解以迄今日，原意已漸明。是敘述晉宋易代的政治事情的。"流淚抱中嘆，傾耳聽司晨"，淵明也寄托了不少憤激的感情。茅鹿門云："先生豈盼盼然歌詠泉石，沉冥曲蘗者而已哉！吾悲其心懸萬里之外，九霄之上，獨憤翮之縶而蹄之蹶，故不得已以詩酒自溺，躑躅徘徊，待盡丘壑焉耳。"淵明雖無功名事業表現于當世，但他的確是一個詩人，由詩中我們可以看出他的感情思想來。無論就所處的政治社會環境來說，或就其思想情況來說，淵明都和阮嗣宗有相似處；平淡雖然比較平淡，但這只是程度上的差異。到陶淵明，我們才給阮籍找到了遙遙嗣響的人；同時在阮籍身上，我們也看到了陶淵明的影子。明潘聰刊阮陶合集，實在是有些眼光的。《宋書.陶潛傳》言"潛不解音聲，而蓄素琴一張，無弦。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芍獪Y明也是和阮、嵇一樣地向往著那音樂的"自然""和"的境界的。既然有這許多的相似處，無怪乎淵明"性嗜酒"（《五柳先生傳》）了。求仕是為了"公田之利，足以為酒"（《歸去來兮辭》序）；乞食也是要"觴至輒傾杯"(《乞食詩》）的。酒成了陶淵明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于是詩中也"篇篇有酒"了。

我們在《文人與藥》一文中講過，陶詩中也有許多時光飄忽和人生短促的感覺?！缎斡吧瘛吩姡?天地長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露容悴之。謂人最靈智，獨復不如茲。""三皇大圣人，今復在何處？彭祖壽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數。"《歸園田居》："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像這一類的思想在詩中是很多的，但陶淵明雖然"性嗜酒"，卻并不像漢末和竹林名士們的那樣"昏酣"。《飲酒詩》序云："既醉之后，輒題數句自娛"，他飲酒后還可以作詩："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他飲酒是有量的節制的。蘇東坡云："'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未醉時說也，若已醉，何暇憂誤哉！"所以雖然"酒中有真味"，也絕不會有昏酣少醒的情形。這不僅是因為他知道"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神釋詩》）；更重要的，是因為他并沒有完全放棄了對于延年益壽的追求?！毒湃臻e居詩》序云："余閑居愛重九之名，秋菊盈園，而持醪靡由；空服九華，寄懷于言。"九久諧音；九華言九日之黃華，指菊。《藝文類聚》四引魏文帝《九日與鐘繇書》云："歲往月來，忽復九月九日，九為陽數，而日月并應，俗嘉其名，以為宜于長久?！劣诜季占娙华殬s……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之術。"所以詩中說："世短意恒多，斯人樂久生"；又說"酒能祛百慮，菊解制頹齡"。《飲酒詩》說"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又說"秋菊有佳色，挹露掇其英。泛此忘憂物，遠我遺世情"。《離騷》言"夕餐秋菊之落英"，足見他采菊是為了服食的，而其目的是在"樂久生"。《西京雜記》云："漢人采菊并莖葉，釀之以黍米，至來年九月九日，熟而就飲，謂之菊花酒。"《續事始》引《續齊諧記》云："汝南桓景隨費長房游，長房謂景曰：九月九日，汝家當有災厄，宜急去，急令家人作絳囊，盛茱萸，系臂登高，飲菊花酒，此禍可消。"《太平御覽》五十四引《風俗通》云："南陽酈縣有甘泉，谷水甘美，云其山上有菊花。水從山中流下，得其滋液。谷中三十余家，不復穿井。仰飲此水，上壽者一百二十，中者百余歲。"《水經注.湍水注》云："湍水又南，菊水注之。水出西北石澗山芳菊溪，亦言出析谷，蓋溪澗之異名也。源旁悉生菊草，潭澗滋液，極成甘美，云此谷之水土，餐挹長年。司空王暢、太傅袁隗、太尉胡廣，并汲飲此水，以自綏養。"《真誥》說太元玉女有八瓊九華之丹，足見"菊解制頹齡"是很流行的說法。淵明《和郭主簿詩》云："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宋書.陶潛傳》言為彭澤令，"公田悉令吏種秫稻，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秔"。又言"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可知淵明是經常自己釀酒的，而采得的菊英也正是要制菊花酒，要服食的。淵明既然沒有完全放棄了對久生長壽的乞求，自然對死的恐懼也就相對減輕了。在這點上，倒是和嵇康很相像。阮籍雖也說"獨有延年術，可以慰我心"（《詠懷》十），但又有"人言愿延年，延年將焉之"（《詠懷》五十五）。所以他是不講求服食長壽之道的。淵明在這點上和阮籍不大相同，因此他縱酒的程度也就不像竹林名士那么"肆意酣暢"了。

但陶淵明最和前人不同的，是把酒和詩連了起來。即使阮籍，"旨趣遙深，興寄多端"（沈德潛《古詩源評》）的詠懷詩的作者，也還是酒是酒、詩自詩的。詩中并沒有關于飲酒的心境的描寫。但以酒大量地寫入詩，使詩中幾乎篇篇有酒的，確以淵明為第一人。在阮嗣宗，酒只和他的生活發生了關系，所以飲酒所得的境界也只能見于行為。所以我們只看見了任達。雖然生活還會影響到詩，但畢竟是間接的。但陶淵明，卻把酒和詩直接聯系起來了，從此酒和文學發生了更密切的關系。飲酒的心境可以用詩表現出來，所以我們有了"篤意真古，辭興婉愜"（鐘嶸語）的陶詩。杜甫《可惜》詩云："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此意陶潛解，吾生后汝期。"文人和酒的關系，到了陶淵明，已經幾乎是打成一片了。

除了上面所說的菊花酒以外，陶詩中寫飲酒時的心境，我們也可以舉例說明?！讹嬀圃姟返谑氖自疲?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悠悠迷所留，酒中有真味。"第七首云："一觴雖獨進，杯盡壺自傾。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嘯傲東軒下，聊復得此生。"這和竹林名士一樣，是用酒來追求和享受一個"真"的境界的，所謂形神相親的勝地。陶集有《形影神》詩，謂："結托既喜同，安得不相語。"正是明形神必須相親的?！讹嬀圃姟返诙自疲?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第十三首云："一士常獨醉，一夫終年醒。醒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這是借酒來韜晦免禍的。即使別人對自己有迫害或勸仕的意思，但自己既然常獨醉，自然彼此無法暢談，只有"發言各不領"了。這本是一件事情的兩方面，阮籍這樣，陶淵明也這樣。他們的環境和思想皆相似，自然飲酒的動機和向往的境界亦相似。但陶淵明的身份地位畢竟和阮籍不同，他的悲痛只是內心的，受到實際政治迫害的機會比較少，所以陶詩中寫后一種心境的詩不如寫前一種的多，如"中腸縱遙情，忘彼千載憂"（《游斜川》），"何以稱我情，濁酒且自陶"（《己酉歲九月九日》〉，"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飲酒》第一首）等等。阮、陶的差別是時代的差別，也是社會地位的差別。但到陶淵明，把酒和詩密切地連了起來，卻確乎是件不平常的事情，對于后來的影響很大。像唐朝的很多詩人，特別是李太白，我們念他們的詩，自然會想到陶淵明。

其次還需要說明一點的，是飲酒的量的問題。竹林諸賢中，山濤飲至八斗方醉，劉伶五斗解酲；阮籍母死，猶一飲二斗；阮咸以大盆盛酒，與宗人相飲。此外如盧植、周頡，都能飲一石。南齊沈文季飲五斗，陳后主與子弟日飲一石。而漢時于定國能飲至數石不亂。宋沈括《夢溪筆談》云："漢人有飲酒一石不亂，予以制酒法較之，每粗米二斛，釀成酒六斛六斗。今酒之至醸者，每秫一斛，不過成酒一斛五斗，若如漢法，則粗有酒氣而已。能飲者飲多不亂，宜無足怪。然漢之一斛，亦是今之二斗七升。人之腹中，亦何容置二斗七升水邪？或謂：'石乃鉤石之石，百二十斤。，以今秤計之，當三十二斤，亦今之三斗酒也。于定國飲酒數石不亂，疑無此理。"如果我們將"斗"當做"權""量"谷物的單位計算，結果一定是兩無所合的。斗本是一種大型的飲器，《詩.大雅.行葦》："酌以大斗"，斗是指爵樽一類的飲具。《小雅.大東》："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左思《吳都陚》云："仰南斗以斟酌"，五臣翰注，"南斗星將仰取以酌酒也"。酒器的斗本是肖斗星的，有柄，所以叫做"斗"?！稌x書.韓伯傳》："至太常，母方做襦，令伯捉熨斗。"熨斗的形狀也是肖斗星的，現在鄉間還有用這種老樣子的，所以也叫做斗。《三國志.姜維傳》注引《世語》曰："維死時，見剖膽如斗大。"楊惲《報孫會宗書》言"烹羊炮羔，斗酒相勞"，斗即指通行的酒器。曹操《祭喬玄墓文》，言"斗酒雙雞，過相沃酹"；古詩說"斗酒相娛樂，聊厚不為薄"。斗酒的意思和后人稱杯酒差不多。飲器中最小的是升，樽爵是通稱，斗大概是最大的。酌酒時用樽杓，所以叫做斟酌。用斗飲酒，好像用碗飲，是取其容量大的意思?！妒勒f新語.方正篇》云："王恭欲請江盧奴為長史，晨往詣江，江猶在帳中。王坐，不敢即言。良久乃得及，江不應。直喚人取酒，自飲一碗，又不與王。"又《世說新語.排調篇》言王導與朝士共飲酒，舉琉璃碗嘲周覬?！度龂?甘寧傳》云："寧乃料賜手下百余人食。食畢，寧先以銀碗酌酒，自飲兩碗?！志?，通酌兵各一銀碗。"《宋書.劉湛傳》言廬陵王義真謂之曰："旦甚寒，一碗酒亦何傷！"這都是飲量大的例子，一碗正像阮籍、劉伶們的一斗。量小的人只能用升飲，《三國志.韋曜傳》言"曜素飲酒，不過二升"。《晉書.陸曄傳》言桓溫"飲三升便醉"，陸納"素不善飲，止可二升"。二升好像現在的兩小杯。《西京雜記》說"韓安國作幾賦不成，罰三升"。這和石崇金谷的罰酒三斗，《蘭亭禊集》的罰三觥，取意完全相同。升斗觥雖有大小之別，但都是酒器，和杜詩的"百罰深杯亦不辭"中說杯是一樣的。一石數石都是循著權量的習慣說的。意思就是十斗數十斗，所以最不能飲酒的人也能飲二升，而多的可以到數石。唐宋以下，以斗做權量的單位，飲酒改用杯盞，所以飲量很少能有到一斗的。李白斗酒詩百篇，杜詩"速令相就飲一斗"，已經都是極言其多了。明道《雜志》云："平生飲徒，大抵止能飲五升已上，未有至斗者……晃無咎與余酒量正敵，每相遇，兩人對飲，輒盡一斗，才微醺耳。"五升已是大量，普通人只能以杯盞計算，但杯盞也和漢魏人的升斗差不多。否則像阮籍的"舉聲一號，吐血數升"，如果拿權量的單位計算，是決無可能的。這樣，他們一飲數斗，也就并不可怪了。

本文原載《中古文學史論集》，作者系北京大學王瑤教授，轉引自“古代文學研究院”公眾號。旨在知識分享，如涉版權問題，聯系小編刪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