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9月18日,武漢漢口,中山公園。
日子選得挺講究。
往前推十四年,關東軍炸了柳條湖那段鐵軌,把全中國推進了火坑。
到了今天,在這個特意挑出來給日本人"上眼藥"的時間點,第六戰區的一把手孫蔚如上將,站在受降臺上,眼神像刀子一樣,盯著臺下那幫垂頭喪氣的家伙。
對面站著五個日本人,帶頭的是第六方面軍司令官岡部直三郎大將。
這會兒,他們哪還有半點威風,乖乖解下軍刀,雙手托著遞上去,腰彎成了九十度,在幾十萬武漢老百姓眼皮子底下,老老實實簽了投降書。
躲在岡部直三郎屁股后面的幕僚堆里,有個個頭不高的少將,叫佐方繁木。
這人的頭銜是第六方面軍軍政部長。
跟后來爛死在上海提籃橋監獄的岡部直三郎比起來,佐方繁木這個名字在戰后的清算名單上,實在沒啥存在感。
他既沒像頂頭上司岡部那樣暴斃在牢里,也沒像老長官松井石根那樣被勒死在絞刑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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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老小子運氣不錯,全須全尾地活到了1947年,被遣送回日本,一直混到1954年櫻花開的時候才蹬腿。
可你要說他是清白的,那是瞎扯淡。
翻開這家伙的履歷表,你會發現這人簡直就是個"災星"——日本侵華戰爭里那些要命的轉折點,他幾乎場場不落。
從"二·二六"事變后的情報鋪路,到淞滬戰場打得血肉橫飛,再到南京大屠殺的核心決策,一直到最后日軍在中國戰場徹底玩完,佐方繁木都在現場晃悠。
他不是那種沖在最前面揮刀砍人的屠夫,他是躲在幕后拿著算盤計算"殺人成本"的會計。
咱們把時間線揉碎了,看看這個"昭和參謀"腦子里裝的都是什么生意經,順便瞧瞧日本陸軍這臺機器,是怎么做到既精明又瘋癲的。
鏡頭拉回1937年那個刺骨的冬天,南京城外。
那會兒佐方繁木的身份是上海派遣軍司令部附,肩膀上扛著騎兵少佐的牌子。
這一年他38歲,正經的日本陸軍大學第40期高材生,也就是傳說中那一撥"昭和參謀"。
當時的戰況亂成了一鍋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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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井石根領著兵馬一路殺向南京,蘇州、無錫、鎮江接連失守。
可就在12月2日,眼瞅著要攻城的節骨眼上,日軍大本營搞了個讓人看不懂的人事變動:松井石根這老鬼子身體不行,雖然名字還掛著,但指揮棒交到了皇族手里——朝香宮鳩彥王中將接了盤。
這可是個要命的信號。
擺在佐方繁木這種參謀面前的,其實是兩本爛賬。
頭一本是軍事賬。
日軍跑得太快,后勤那根弦早崩了。
上海派遣軍負責啃南京東北邊的中山門、太平門,柳川平助的第十軍負責西南邊的共和門、中華門。
兩邊在城里的地盤劃分得挺細,從共和門到漢中路,地圖上畫得是有模有樣,可實際上部隊早就殺紅了眼,嘴里連口熱乎飯都沒有。
第二本是政治賬。
新來的頭兒是皇親國戚,脾氣暴躁,正憋著勁兒要立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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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拿下南京城,幾萬中國戰俘加上二十多萬老百姓,一下子成了日軍手里的"燙手山芋"。
按常理說,或者稍微講點軍事規矩,抓了俘虜得建收容所,得給飯吃,還得派人看著。
這不光費兵力,更要命的是得消耗日軍當時最缺的糧食。
要是不留呢?
那道臭名昭著的命令就是這么出爐的——朝香宮鳩彥王簽發了一份"閱后即焚"的密令:"全部殺掉!
佐方繁木在這中間干了啥?
史書上沒寫他親手砍了誰。
但作為一個對上海和華中門兒清的"中國通"參謀,作為司令部核心圈的智囊,這種決策的"可行性報告"和具體怎么動手的方案,通常都是出自他們這幫參謀的手筆。
說得再露骨點,"昭和參謀"最大的本事,就是能用看似冷靜客觀的軍事術語,給最瘋癲的屠殺令披上一層"合理"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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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會精確計算一顆子彈多少錢、處理尸體得花幾個鐘頭、把人殺光能給后勤省下多少大米。
在這個決策圈子里,佐方繁木顯然沒唱反調。
他在南京慘案里的作用,就像史料里評價的那樣,"不可小覷"。
畢竟在那個畸形的體制下,大將們的決策,往往是被這些手握實權的參謀牽著鼻子走的。
這筆血債,他在心里算盤打得噼里啪啦響:為了皇軍跑得快點,人命不過就是一串數字。
一轉眼到了1943年,佐方繁木面臨的攤子徹底變了。
這會兒他調任第40師團參謀長,窩在湖南岳陽。
這支部隊歸第11軍管,那是日軍在中國戰場僅剩的一支能到處跑的野戰主力。
但他接手的這個第40師團,早不是當年的王牌了。
1943年5月1日,大本營又下了一道命令:要把第40師團底下的野炮兵第40聯隊給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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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等于直接把這個師團從乙種降級成了丙種。
這信號太危險了。
對佐方繁木來說,這可不是少了一個團那么簡單。
在現代化戰爭里,要是沒了師團級別的重炮,這支部隊就等于沒了牙的老虎,別說攻堅,連自保都夠嗆。
大本營為啥這么干?
還是那筆賬——算不過來了。
太平洋那邊被打得滿地找牙,瓜達爾卡納爾島輸了個精光,海軍基本報銷。
日本家里的資源早見底了,大炮、鋼鐵、子彈都得緊著"絕對國防圈"用。
至于中國戰場?
在東京那些大佬眼里,只能拆東墻補西墻,湊合著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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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為參謀長,佐方繁木能選的路子少得可憐。
抗議?
那是白費口舌。
之前長沙會戰輸得底褲都沒了,第11軍看著兇,其實在消耗戰里早就被拖得精疲力盡。
硬剛?
第40師團剛在華容、監利那邊打了一仗,雖說是他輔佐青木成一中將指揮的,可那戰果全是拿人命填出來的。
現在連炮都沒了,再硬沖就是送死。
所以,佐方繁木在第40師團后半段的日子,其實就是個"爛尾樓的大管家"。
他得用越來越少的本錢,死撐著日軍在湖南的防線。
這種無力回天的感覺,把戰爭后期所有日軍中下層指揮官折磨得夠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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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當年在上海牛氣沖天,號稱三個月滅亡中國的日軍,現在混到連一個師團的火炮編制都保不住了。
咱們再倒回去瞧瞧佐方繁木的發家史,你就知道這人的"工具人"屬性有多重。
他是九州熊本縣出來的,典型的職業軍人路子。
陸軍士官學校32期騎兵科,陸軍大學40期畢業。
他的同學圈子嚇死人。
1935年,"二·二六"兵變前夜,佐方繁木就混到了騎兵少佐。
可他沒像有些愣頭青那樣在國內搞政變,而是被派到上海當駐在武官。
這一步棋,走得那是相當"賊"。
駐在武官,說白了就是合法的特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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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上海蹲的那幾年,搞到的情報、畫出的地圖、拉攏的關系,后來直接成了1937年"八一三"事變的導火索。
等松井石根組建上海派遣軍的時候,點名要把佐方繁木要過去,給個司令部附的位置。
理由很簡單:這小子熟悉上海的每一條弄堂,知道哪條路能過坦克,哪塊地適合騎兵沖鋒。
從這時候起,佐方繁木就在日軍體系里找準了自己的位置:他不是那種性格張揚、獨斷專行的野戰將領,而是一個業務精通、熟悉中國國情、能把長官那些瘋狂念頭轉化成具體作戰方案的技術官僚。
正是這種"技術官僚"的死板勁兒,讓他既能在大屠殺的決策里推波助瀾,又能在那場慘絕人寰的戰爭結束后,躲過最嚴厲的審判。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
這會兒的佐方繁木,已經是第六方面軍司令部的核心骨干。
他在漢口,眼睜睜看著那個曾經不可一世的帝國大廈轟然倒塌。
他的頂頭上司岡部直三郎,因為是一把手,必須背這口大鍋,最后死在了上海的監獄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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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佐方繁木,雖說當過攻擊南京的急先鋒,雖說在第13軍、第40師團都干過高級參謀,但他始終躲在"參謀長"、"參謀"、"軍政部長"這些副職或者幕僚職位的陰影里。
戰后的審判邏輯,通常都盯著那些發號施令的"甲級戰犯",或者是那些手上沾血的下層大兵。
像佐方繁木這種夾在中間的"執行策劃者",往往因為證據鏈不夠硬,或者是一句"聽命行事",就逃脫了極刑。
1947年1月,他被遣返回了日本。
那個曾經做著"武運長久"大夢的騎兵少將,脫下軍裝,看著一片廢墟的東京,不知道心里是啥滋味。
他偷來了七年陽壽。
1954年4月8日,佐方繁木病死,終年55歲。
回頭看這人的一生,你會發現一種讓人后背發涼的"平庸"。
他沒干過什么驚天動地的大事,也沒什么特別鮮明的性格。
他就像一顆精密的螺絲釘,先是擰緊了進攻上海的坦克履帶,接著參與了南京屠城的絞肉機,然后試圖給第40師團這輛破車敲敲打打,最后在漢口看著整臺機器報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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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這一輩子,精準地解釋了什么叫"平庸之惡"。
當一個受過高等教育、腦子清楚的精英,把自己的全部智慧都拿來服務一場非正義的侵略戰爭時,他造成的破壞,遠比一個揮著刺刀亂砍的瘋兵要大得多。
在漢口中山公園的那次鞠躬,是他軍旅生涯的終點,也是對他前半生所有精明算計的莫大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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