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梅蓀丨動亂年代里，大年初五，我去探訪陳寅恪

資訊來自；俞梅蓀 明清書話 北京俞頌華先生（左）陳寅恪先生（右）

俞頌華先生（左）陳寅恪先生（右）

導 語

今天是丙午馬年正月初五，我清晰記得，55年前的1971年1月31日，同樣是正月初五，我受托前往廣州中山大學探訪陳寅恪先生，向他拜年，并轉交一封信和一份茶葉禮物。

近年，我讀祖父俞頌華的傳記和史料，在上海尋訪老建筑及其背后的歷史，得知俞頌華(1893—1947)和陳寅恪(1890—1969)在上海市長寧區華山路1626號復旦公學(復旦大學前身，現為復旦中學)是同窗好友，畢業后多有合作。盡管我小時候曾聽祖母說起，卻不在意。

隨著我年齡增長和關注家族前輩的史料，發現陳寅恪老先生與我的祖父，乃至再上一代，兩家之間多有交集。于是我想，1971年1月31日（正月初五），從上海受托前往廣州中山大學陳老家探訪、拜年，實乃冥冥中之緣也。

當時我17歲，年少無知，還以為陳寅恪先生僅僅是我同學家的親戚而已。如今我已73歲，回首55年前的往事，竟發現，我的祖父俞頌華、父輩諸長者及我自己，均與陳寅恪先生有著不解之緣！故修訂舊作，以饗讀者。

——俞梅蓀

陳寅恪于廣州中山大學寓所，1959年

探訪陳寅恪家的機緣

1970年4月，我從上海長寧區安化第二中學69屆初中畢業（安化路222號，現為區少年科技站），前往江西省南城縣新豐公社(鎮)農村插隊，年底回上海江蘇路480弄家中過年。

1971年1月28日大年初二上午，我突然收到朋友贈的前往廣州的火車票，當晚要從上海西站出發，乘短途普通快車，到杭州換乘27次直達快車到廣州，玩幾天之后，轉車回江西農村去。

正好我的朋友高兄（延安中學67屆高中）來訪，其父是旅行家且有藏書，那十年，這些歷史知識的普通書籍都屬“破四舊”的禁書。書店沒有賣，如家中有，要送廢品回收站賣廢紙處理。

高兄家的藏書大都已送廢品回收站了，還剩一點，其父母看得緊，不許給別人看，以免招事。高兄爭取悄悄拿出來，借給我。

午飯后，高兄又來我家，書未拿來，卻告知其母找我有事。

我不認識其母，從未去過他家，感到奇怪，只好前往。

我倆沿著安化路（經過20號的江蘇路第一小學，我和弟弟的母校，現為幼兒園）走到底為定西路的他家，兩站地。

▲左側是江蘇路480弄我家（未攝入圖）往左（北）百余米是愚園路口，我和高兄出弄堂，往右（南）百米，往西進入安化路，走到底為定西路的高家。（1999年江蘇路被拓寬時，沿街簡易木板房被拆）

高兄之母潘阿姨是中學教師，她急忙把我讓進里屋坐下，單獨談話，語氣凝重，而高兄卻知趣地回避了。她說：

“廣州有親戚陳寅恪，很久沒有音訊，很惦念。他有嚴重的歷史問題，被打倒，被審查，請你前往看看他的情況怎樣。捎上一包茶葉(似一斤)，還有一小瓶茶葉(約一兩)給你路上喝。”

高兄之父是中國民主建國會中央委員，當時受沖擊，挨整。家父在1957年“反右”運動中被迫害自殺身亡，我成了被打壓的地富反壞右“黑五類”子女，處處被歧視，謹小慎微。

頭一次到廣州，本來可以盡興玩兩天，好高興啊！卻要頂著極大的政治風險，前往探險，心里害怕，但高兄之母的如此重托，使我又無法推辭。當年的社會風氣，對“打入另冊”的人，被稱之為“牛鬼蛇神”，人們視同瘟疫，皆回避遠離之，以免被牽連。

高兄送我出來時，悄然把廣州旅游小冊子借給我，似未經其母同意。

大年初二晚上10時，我離家出發，弟弟（江蘇路上海市第三中學初一學生）送我到愚園路，乘上20路電車，抵中山公園終點站。他熱情地拿著行李，要送我到車站，往前走了一站地，到凱旋路的上海西站。

零時半，弟弟把我送上前往杭州的列車。回家早已無公交車，我那14歲的弟弟只能摸黑獨自步行4站地回家，春節的潮濕寒冷，將使他又冷又怕，我很過意不去，原本應該讓他在中山公園站乘20路電車的末班車回家去。

▲右側為江蘇路，左側為愚園路口的長寧區第六十五油醬商店，對面是20路電車站，弟弟陪我乘上電車前往西站（1999年路被拓寬此房被拆）

▲上海西站始建于1916年的客運小站，因離家不遠，我從小就常到那里轉悠，很熟悉。1980年風靡全國的《上海灘》20集香港系列片的不少愛恨情仇和打斗場景在此拍攝。2000年，為建軌道交通線被拆除，建成3和4號線中山公園站.

▲西站的鐵軌和站臺（1916—2000）

午夜，在奔馳的上海至寧波的省際列車上，我喝著熱茶，清香甘甜，頭一次品茶。我琢磨陳寅恪到底是什么人？究竟是犯了什么大罪？怎么會杳無音信？竟要我千里迢迢，勇往直前去打探。

早上在杭州下車，下午換乘27次列車，次日傍晚抵廣州。當年是燒煤的蒸汽機列車，時速約70公里，因中途轉車，耗時兩天兩夜。

抵廣州的次日，大年初五(1月31日)早上，我拉著在廣州的老同學周兄（我在上海茂名南路第二小學的同學，2010年代該校更名為盧灣中心小學）前往陳家拜年，探險。

我倆乘上公交車，出了市區，過了海珠橋，上岸就是中山大學。剛進大門，只見狂風大作，飛沙走石，似沒有樹木，沒有綠化，很蒼涼，不像廣州市里到處郁郁蔥蔥，春意盎然。

我不斷打探“東南區一號樓，怎么走?” 均被人反問：“你找誰？”我說找陳寅恪老先生的家。人們均用怪怪的眼光打量我，不愿搭話，有的欲言又止，有的充滿敵意，一路向七八位路人打探，均不得要領。

看來人們對“東南區一號樓”很警惕，階級斗爭和敵情觀念很強，可見陳寅恪的問題確實嚴重了，我很害怕，只好硬著頭皮朝前走。

校園里空蕩蕩，塵土飛揚，幾乎看不到人，我倆在校園里轉來轉去，暈頭轉向，按地址一時很難找到。

最后，終于遇見一位工人模樣的大叔，他警惕地環顧四周，見周邊空曠無人，很大方地指了大致方向。

我倆一路找去，直奔主題，很快來到“東南區一號樓二層一單元”陳寅恪家的樓下。

我警惕地觀望四周，似無人，我倆戰戰兢兢，沿著露天樓梯來到二樓，輕輕叩門，生怕被人看到。

▲1971年1月31日大年初五上午，俞梅蓀到中山大學東南區一號樓二層一單元(左側第一家)陳寅恪家拜年，兩層樓里住著十來戶教職員工。此樓1911年建，1953年夏，陳寅恪一家搬到這里居住達16年，直到1969年春節過后被勒令搬出，實未搬出。

開門的是30來歲的大姐姐，似電影《青春之歌》的林道靜。她很美，臉色蒼白，很憂郁。得知我從上海來向陳寅恪拜年，她很震驚，慌忙把我倆讓進門，迅即關門，沒讓我倆進屋，只得站在廚房匆匆對話。

她說：“父親在一年前去世了，母親也去世了，我在英德(離廣州約150公里)干校勞動，回家過年，這兩天就回英德農村去。”

我把潘阿姨的信和茶葉交給她，轉達了潘阿姨的牽掛之情。她無意與我再聊幾句。我倆只好匆匆告辭，不到五分鐘就出來了，有點像現在的送外賣。

我和周兄很害怕，生怕被中山大學的保衛人員發現，被盤查，被扣押。我倆連走帶跑，很快溜出了學校大門，走在馬路上，才松了口氣。

之后，我到郵局，給高兄寫信，告知陳寅恪夫婦已去世。

▲1960年代，陳寅恪全家福

我拉著一起前往陳家壯膽的周兄，其父周自新，在1929年留學德國柏林大學測量系，1935年回國創辦國民政府的炮兵瞄準儀兵工廠，為少將廠長，投身抗日，被譽為我國炮兵瞄準儀之父；1949年后，任上海光學儀器廠總工程師，研制出我國第一架軍用望遠鏡，曾受陳毅、鄧小平的表揚并多有交往。

1966年“文革”，他被打成里通國外的敵特分子，關押多年，杳無音信。

周兄在陜西南路陜南邨163號的家被抄，三居室被收走兩間房，住進外人。故周兄更是“黑五類”子女，更怕出事。他作詩四句，記錄此事，我記得兩句：

“望宇宙萬里無人煙，跨大地四處塵飛揚……”

(周兄之父后來死在獄中，1979年平反。現在四川鄧小平老家的紀念館，有鄧小平動員周自新留下，建設新中國的介紹。)

我和周兄按照上海高兄的《廣州旅游小冊子》，前往花塔六榕寺、光孝寺、黃浦軍校舊址、海珠廣場等名勝古跡參觀，盡管當時都作為“封資修”即“封建主義、資本主義、修正主義”被大批判，被關閉，有的已被改建成為工廠。

我倆拿著旅游書到處轉悠，觀察與遐想，受益匪淺；還到黃浦國際港口，看到運往坦桑尼亞達累斯薩拉姆港，援建坦贊鐵路的堆成山的大批建筑材料。

半月后，我要回江西南城縣農村，途徑贛州市換車，周兄托我探望其親戚周爺爺。

在贛州周爺爺家中晚飯時，我聊起廣州的見聞。周爺爺得知陳寅恪去世，很傷心。原來他曾就讀復旦公學，與陳寅恪和我祖父俞頌華同學。得知我是俞頌華之孫，80歲的周爺爺很興奮，與我徹夜長談其復旦校園生活，抑揚頓挫地朗誦王勃的《滕王閣序》：

滕王高閣臨江渚，

佩玉鳴鸞罷歌舞。

畫棟朝飛南浦云，

珠簾暮卷西山雨。

閑云潭影日悠悠，

物換星移幾度秋。

閣中帝子今何在？

檻外長江空自流。

這是我平生頭一次欣賞古詩詞，深為感動，記憶猶新，恍如昨日，至今還記得這段詩詞的頭一句和最后一句。

走筆至此，忽然感到，通過周爺爺的精氣神，使我感悟陳寅恪和俞頌華的氣質風貌，祖父俞頌華在我出生之前六年就去世了，天上掉下的周爺爺為我補上了這個缺憾，三生有幸！

2011年4月26日，我參加清華大學百年校慶，遇到不少“反右”受難者校友，其中有陳寅恪的學生，時年79歲的汪廷奎(廣東社會科學院副研究員，中山大學歷史系學生“反右”受難者)。他說：

“1956年，我在中山大學歷史系讀研究生，陳寅恪被內部批判，被邊緣化，選讀其課程的學生越來越少，最后不到十人，我們在他家里上課，后來的學生就更少了，只好停課了。1957年，我27歲被打成‘右派分子’，被長期勞改，1979年被改正，恢復公職。”

一位懂氣候的廣州朋友說，中山大學與廣州隔著珠江，氣候反差很大，故當年我在校園里，遇到的塵土飛揚的場景是成立的。

▲1957年，陳寅恪在家中作課堂，向選修《元白詩證史》的學生講課，右2汪廷奎

1966至1976年，像陳寅恪這樣的死難者很多，我回到江西農村勞動，就忘了到陳家的事了。

陳寅恪夫婦之死，歸葬廬山

據陸鍵東在《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書中敘述：

“1969年春節剛過，陳寅恪被勒令搬出東南區一號二樓已住了16年的家。責令陳氏搬家是在生活上的一種迫害。陳寅恪被迫搬家的直接后果，便是加速了他的死亡。”

(俞梅蓀注：我卻在他去世后，到其原址家中。看來勒令搬出，只是一種隨意的懲罰，全家并未搬出，如要全都搬，對官方來說也是麻煩事。)

“1969年10月7日晨五時許，陳寅恪走完了他79年的人生歷程，因心力衰竭，伴以腸梗阻、腸麻痹而含冤去世。”

“45天之后，1969年11月21日晚8時許，陳寅恪的賢妻唐筼追隨九泉下的丈夫去了。按一般的說法，唐筼死于心臟病、腦出血。”(見《陳寅恪的最后二十年》，陸鍵東著，三聯書店出版，2013年再版)

2000年起，有關陳寅恪的報道不斷見諸報端，使我深為感動，仔細琢磨，我好像在30年前到過他家。我詢問高兄，得以確認，果真如此。

2003年6月，在陳寅恪夫婦去世34年后，幾經輾轉，歸葬廬山植物園。這是我喜愛的地方，1970年代，我在江西農村插隊，曾四上廬山，為引種樹苗，兩次住在廬山植物園學習，對那里的山林很熟悉，很向往，這是滿山的巨大松柏衫樹為主的廣闊園林。

▲2003年6月，陳寅恪、唐筼夫婦歸葬廬山植物園的墓碑落成儀式，陳家長女陳流求致詞

故地重游，物是人非

2007年秋，我到廣州出差，中山大學法學院楊建廣副院長夫婦邀我前往晚餐，緬懷他的導師，更是我的良師益友忘年交，我國法治系統工程學的開創者吳世宦先生。

最后，我說起當年曾到陳寅恪家之事。他倆很驚訝，熱情邀我次日再來，陪我前往陳寅恪“家”仔細參觀。因我次日要回北京，執意晚飯后前往。

一別三十七年，重訪故地，激動不已，可惜陳宅已成名人故居，不見當年的蒼涼與蕭條。

盡管夜深11時，在路燈的強光下，看到房子還是那棟，路還是那條，但是周邊方圓數百米的道路寬敞，各種設施講究，草地修葺整齊，成為中山大學的熱點參觀區域，極盡豪華奢侈。我大失所望，感覺全無，痛心疾首，只想大哭。歷史往往被后人隨意裝扮嘲弄，以示后人，再復示后人也。

據中山大學官網介紹：“2009年，為中山大學85周年校慶，重修陳寅恪故居，耗資200萬元。”這是兩層樓房，1971年我到此，住著十來戶教職員工，陳家在二層第一單元，現整樓被清空。

2014年，我看央視《陳寅恪》電視專題片，陳家長女陳流求訪談，陳家共三女，當年接待我的是老三陳美延，約長我15歲，現約87歲。

2018年春節，我在上海定西路高兄家中聊起往事。他說：“1980年代，我遇陳美延專程從廣州來訪，感謝家母曾托人前往探訪。那天，70多歲的家母坐在床上，聊得很高興。”

高兄說：“家母潘家德(1914-2006)是長寧區和平中學的英語教師，1942年在廣州中山大學英美文學系畢業，陳寅恪是老師，又是長輩親戚，究竟是什么親戚關系，我說不清，要問陳美延啦。”

▲2009年修繕的陳寅恪故居和銅像

▲2019年10月7日，陳寅恪50周年忌日的故居在二樓右側頭兩間房（陳志峰攝）

▲2009年修繕的陳寅恪故居

▲2019年10月12日，北京大學紀念陳寅恪逝世50周年研討會，陳美延發言

俞頌華、俞慶棠兄妹與陳寅恪

近年，我讀祖父俞頌華的傳記和史料，在上海尋訪老建筑及其背后的歷史，得知俞頌華(1893-1947)和陳寅恪(1890-1969)在上海市長寧區華山路1626號復旦公學(復旦大學前身，現為復旦中學)是同窗好友，畢業后多有合作。盡管我小時候曾聽祖母說起，卻不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