滿清政府為什么不改革？

蔣廷黻在討論林則徐、琦善與鴉片戰爭關系時有一段話發人深省。

蔣廷黻說，琦善受命前往廣東處理中英沖突時，確實沒有準備在軍事上與英國人決一雌雄，他大概知道兩國在軍事上的差別，知道訴諸戰爭的后果，審時度勢作了一個理性選擇，拯救了國家，挽住了大清的一點兒臉面。

琦善

然而，琦善的理性選擇卻使他個人蒙受了巨大羞辱，成為國人皆曰可殺的賣國賊。這是琦善個人悲劇，更是近代中國巨大失誤。按照蔣廷黻推理，假如不是琦善出面化解中英沖突，那么中國一定要按照林則徐設定的路徑選擇戰爭。中英必將有一次大戰；戰則必敗，敗則必速和；速和不僅可以使中國的損失大幅度減少，而且可以使中國提前至少二十年走向維新，進行政治改革。換言之，中國應該比日本提前三十年轉身向西，走向世界，而且不會發生后來那么多政治、文化上的動蕩與波折。

仔細想想，蔣廷黻這個看法雖說殘忍，但確實是對的。《南京條約》使中國損失不少，比如割讓香港，但對一個長時期受人恭維的“中央帝國”來說，一千二百萬元洋錢賠款確實是“小菜一碟”。至于五口通商，不過就是在原先廣州一口通商基礎上再增加四個通商口岸而已，充其量不過是四個“經濟特區”。清政府在經過短暫痛苦后很快就覺得慶幸，因為戰爭終究過去了，中國重回帝國老路，可以繼續“天朝上國”美夢了。

清政府確實沒有大難臨頭的緊迫感，中國知識精英除了林則徐、魏源等少數人，沒有人注意到英國與先前那些“蠻夷”有什么不同。他們的普遍認識是，即便英國人與周邊蠻夷不一樣，那與過去兩百年來一直在東南沿海活動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應算同文同種吧？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被歷史證明不過爾爾，那么英吉利又怎能讓中華帝國口服心服？

鴉片戰爭表面上因鴉片而戰，其實戰爭結束后鴉片貿易并沒有禁止。中國在這場戰爭中最大失敗不在戰場上，而是戰爭結局根本沒有改變中國一絲一毫。也就是說，中國國際貿易收支依然無法通過正常貿易實現平衡，鴉片依然是英國平衡對華貿易的重要手段。

戰爭結束了，和平重現了，但中國人沒有弄清楚這場戰爭的意義，沒有弄清楚英國人不惜戰爭的根本目的。中國沒有利用這五個新通商口岸引進西方近代以來物質文明和科學技術創造，沒有利用五口通商去培養中國市場，培養新興產業，培養新的社會階級和階層。中國上下在戰爭結束后依然渾渾噩噩，繼續陶醉在中國文明昔日光環之中。

中國的失敗有很多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一個傳統的農業社會遇到了一個比較現代的工業社會。這是兩個時代的差異，沒有先進落后之分，只有時代不同。中國在那時惟一應該走的路，就是林則徐說的“睜眼看世界”，就是魏源說的“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然而為什么中國在挨打之后不長記性，繼續陶醉在祖先榮光中呢？

有一種看法認為，中國失敗是因為，軍事上不如人；政府不如人；人民，連帶著整個士大夫階層，都不如人。不論中國怎樣拼命抵抗，都沒有用。中國唯一出路就是學西方，就是改變自己。

在過去幾千年，中國不止一次遇到過鴉片戰爭這樣的危險情形，但中國都沒有像鴉片戰爭之后這樣無所謂。按照胡適的研究，中國之所以在無數次危機中安然前行，是因為中國總能在被異族征服之后反超征服者，讓征服者最終同化于中國文明之中。這一次為什么不行了呢？

魏源

道理很簡單。因為當時除林則徐、魏源等少數人，大多數中國人都沒有弄清中國失敗的根本所在，不相信幾千年的中國文明會輕易敗在別人手里。中國文明原本具有的變革精神反而在失敗后被遮蔽、被忽視，將失敗視為偶然，不承認或者說根本沒有意識到中西文明本質差別，也就無法產生變革思想，甚至將鴉片戰爭之前所具有的那點變革思想予以廢止，比如龔自珍在戰前所表達的變革主張。失敗沒有促成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覺醒，反而將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帶進了一個更加保守的境地。

傳統中國是“士農工商”結構的“四民社會”，在士農工商四個階層中，真正引領社會進步的是士大夫階層。士大夫階層在很多時候引領社會往前走，但在文化問題上，士大夫階層相對說來比較保守。他們在過去幾千年對中國社會的巨大貢獻，就是對文化變革持有一種近乎本能的適度保守。傳統既是他們需要保護的精神，也是他們的資本。他們所知道的學問只是天下國家，離開了天下國家，他們就無所適從，不知所措。文化的動搖或不信任，對于士大夫階層來說至關重大，他們根本沒有想過從頭開始，“盡棄其學而學焉”，像日本人后來那樣，轉身向西，用一種新學問取代舊學問。這是先驅者的悲劇，是中國文明的悲哀。中國文明自古以來強調與時俱進，生生不息，但到了運用關頭，中國還是錯過了一個又一個好機會。

士大夫階層經過千百年發展，已由一個勇于創新的階層變得保守怕事，他們越來越顧忌自己的名譽、身份、地位，越來越擔心清譽受到質疑和顛覆。他們中即便有人意識到了時代趨勢，也只是私下議論，不愿作為公共話題進行討論，更沒有勇氣公開號召，倡行天下。

比如林則徐，在與洋人交往中已相當清楚中國問題之所在，知道中國在軍事上與西洋根本不在一個量級上，所以他力主購買外國槍炮、輪船，安排專人收集翻譯西方資料。林則徐這些思想和做法深刻影響了魏源，使魏源有機會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積極主張。林則徐、魏源這些思想主張在二十年后深刻啟發了日本，明治維新雖有很多原因，但林則徐的思想、魏源的《海國圖志》起到相當的啟發作用，已為研究者定論。

林則徐有這樣的覺悟和認識，但他在那個時代并不敢公開提倡，他所說的“睜眼看世界”模棱兩可，含混不清。中國人從來都知道有個世界，而且知道這個世界遠不如中國。林則徐的真實意思是睜眼看世界，終于知道了中國與世界存在巨大差距，但他就是不愿直白說出來。他寧愿讓那些主持清議的士大夫、言官在美夢中繼續沉睡，讓國家在迷夢中繼續墮落，也不愿犧牲名譽與時俗抗爭。蔣廷黻在討論林則徐時感慨不已，以為林則徐雖說是近代中國最重要的政治家，也是一個潔身自愛的好人，但對國家未免太不負責任，沒有犧牲個人名譽以維護國家的決心。

這種士大夫心態使中國坐失二十年。

鴉片戰爭后，中國按理說應該很容易走上變革之路，知恥而后勇，奮發圖強，學習西方，即便從“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層面，也不應該照著舊模樣繼續統治下去了。然而在大清，這些不應該都變成了必然，中國此后坐失二十年光陰，直至下一次危機出現，直至下一次更大的失敗，中國方才覺醒。

一百多年后，我們覺得中國在鴉片戰爭失敗是奇恥大辱，特別是《江寧條約》，以及第二年《虎門條約》所規范的一系列通商制度和交往原則，不僅使中國蒙受了巨大損失，而且極大侵犯了中國領土完整和主權獨立，是近代中國與西方世界不平等交往的開始。

根據《江寧條約》和《虎門條約》，鴉片戰爭全部后果可以概括為這樣幾點：一、賠款兩千一百萬兩白銀。二、割香港。三、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為通商口岸。四、規定條約載明的海關稅則，不經兩國同意不得修改。這就是后來我們所說的“協定關稅”，是不平等。五、英國人在中國享有治外法權。更明白地說，就是在中國的英國人如犯罪，不接受中國法律約束和制裁，只能交給英國法庭，由法庭按照英國法律量刑治罪。這也在后來被視為最不能接受的不平等。六、在未來中英官方交往中取平等原則。這條規定的潛臺詞是英國不會接受中國三跪九叩那些禮俗約束。這顯然是指1793年馬嘎爾尼來華禮儀爭論的不愉快。

對于這六條內容，戰爭打敗了，愿賭服輸，并不必懷疑；割讓香港，也不是我們一百年后想象的那樣悲壯，因為香港究竟在哪里，朝廷中很多人并不知道。而且香港的商業價值和國防意義，也不是后來那樣重要。鑒于那時中國原本處在開疆拓土農耕時代，朝野無法接受的是歷史逆轉，是從開疆拓土轉向了割地。痛心的要點是地，而不是香港或香山。

真正引起朝野巨大恐慌和不滿的是五口通商。中國在廣州一口通商已有相當長的歷史了。一口通商，是計劃形態，比較可控。五口通商，擴大的不僅僅是規模，而且性質隨之改變。五口通商了，外國人來華總量擴大了，中外貿易交易量大幅提升了。如果從今天觀點看，這都是好事。但在當年大家并不這樣認為。因為中國畢竟是一個農業社會，一直實行著重農抑商政策，現在突然來了那么多外國人，突然來了那么多洋貨，不僅嚴重沖擊中國農業經濟，而且外國人合法登陸了，居住了，與中國人交往合法化了，因而也就必然給中國社會帶來許多嚴重的社會問題，五口所在社會風氣與內陸沒有開放的地方形成巨大反差，這才是問題的關鍵。

其實，從后世眼光看，不論當時人還是后世人對五口通商的惋惜、抱憾、憤怒，可能都是不對的。事情的真相恰恰相反。鴉片戰爭之所以發生，是因為中英之間，其實也是中國與世界的貿易形成了巨大順差，中國市場不發育，中國人消費沖動幾乎不存在，自給自足，看天吃飯，幾乎沒有任何購買力。這是農業社會的必然結果。

然而，英國人不這樣看。作為島國，英國本來就具有商業、貿易傳統。經過工業革命，產能急劇增加，英國人商業能力獲得更大提升。英國人不相信市場不發育是一個永久難題，他們更愿意相信只要耐心開發，市場可以培育，消費習慣可以培養，消費能力可以提升。這是英國人堅持擴大通商的心理基礎和依據。

從過往兩百年歷史，特別是最近三十年歷史看，英國人這些想法的可行性并不值得懷疑。中國改革開放后，在很短時間內就培養了國民對外國物質文明的接受和消費習慣，中國人的消費能力也在這個過程中逐步提升。中國政府只是在政策上作了一些變通，甚至根本就沒有犧牲自己的利益，反而增加了利益。

當然，后世中國的經驗在道光帝那里不可能明白，朝野容忍了五口通商，依然沒有想到利用這個機會去改變舊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更沒有想到產業創新、升級和轉型。

中英之間貿易不平衡是因為中國無力購買，更沒有意愿購買英國紡織工業品，那時和后來中國人的辯護理由都強調必須防止手工業大規模破產。我們無法從道義上說這種主張有什么錯誤，本土手工業大規模破產當然不是一件好事。問題是，當年不愿用洋貨沖擊國貨，不愿用洋布替代土布。那么，今天放眼看去，土布安在？傳統手工業者在哪兒還能找到？

在技術競爭層面，不要說民族或國家，技術就是技術。當新技術出現時，不論出于什么原因或理由，都沒有辦法保護落后技術，沒有辦法保護舊的生產方式、生存方式。正確選擇是果斷采用新技術、新手段，甚至不惜舊行業破產。主動破產是新生活開始，是新時代開啟。

林則徐

中國在鴉片戰爭后沒有利用五口通商機遇加大自身產業改造，沒有創新，沒有轉型，只有固守。然而固守了兩百年，傳統手工業早已成為歷史陳跡，那一代或稍后一兩代手工業者，日子只是更悲慘，更無助。假如中國在五口通商后痛下決心，轉型升級、更新換代，用西方大機器生產替代傳統手工業，或許會有一代人痛苦，但完全可以相信，中國一定能夠跟上西方工業化步伐，緩慢地從一個農業社會過渡到工業社會。

在工業社會之前，農業社會寧靜安逸的生活確實具有很多優越性，尤其是我們在經歷了急劇工業化、城市化之后，更容易對此產生共鳴。問題在于，工業化、城市化是任何后發展國家都無法邁過、繞開的一道坎，人們特別是一個國家領導集團的拒絕，只是延緩這一天到來，只是將痛苦往后拖，而且只會越積越重，積重難返。

五口通商原本是中國跨越時代的良機，但清政府以各種理由拒絕將這五個“經濟特區”局部經驗向更大范圍推廣。

中國資本主義發生因此推遲五十年。至于中國工業化起步，至少也人為耽擱了二十年。直至1860年中國再次敗在西洋人手里，中國方才不得不踏上工業化道路。

中國對工業化恐懼從后來觀點看當然是不能成立的，但從中國歷史文化立場說，似乎還有一層因素可以考慮。作為一個古老的農業大國，全面工業化、城市化，當然沒有人知道實際后果，誰能擔負起因工業化而引發中國農業全面破產的責任？

確實，自從五口通商開始，中國農業、農村處在逐漸蕭條的狀態，農民處在全面被拋棄的情形。這是工業化帶給任何國家的必然結果，沒有一個國家逃出這個定律。因為先前沒有工業的農村社會，農村并不需要這么多勞動力，但農村依然可以養得起。即便養不起，也沒有其他辦法。假如五口通商后，清政府由五口大幅度推動中國工業化，容忍中國工業發生發展，中國農業是否一定全面休克？

歷史無法假設，清政府沒有這樣做，既沒有保全傳統農業，也沒有適度發展自己的工業。朝野最留戀的，其實就是傳統社會的寧靜與安逸，是一種前工業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