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之父”大半輩子都在反冷戰？這位美國外交家曾預言俄烏沖突

近年來，隨著俄烏沖突的長期化和外溢效應顯現，北約戰略發生重大調整，全球地緣政治、經濟格局也面臨深刻變革。當人們試圖為當下的局勢尋找思想線索時，一位已故美國戰略家的名字常被重新提起——喬治·凱南。

這位美國戰略思想家、外交家被稱為“冷戰之父”，他一手構建了遏制蘇聯的戰略框架，卻深愛俄羅斯文化，畢生反對冷戰的對抗邏輯。

上海人民出版社新近推出的傳記《喬治·凱南：兩個世界的人生》，以詳盡的史料和獨特的剖析視角還原了這位復雜人物的一生，而這位101歲“冷戰之父”的命運，亦折射出美國政治中那些延續至今的深層議題。

被誤讀的“遏制”

二戰后，喬治·凱南以一份長電報和“X論文”提出的“遏制蘇聯”政策聞名于世，進而推動世界進入了近半個世紀的冷戰階段。有人稱他為“冷戰之父”。

但耐人尋味的是，在喬治·凱南的大半人生中，他始終都在反對冷戰的升級，并試圖阻止冷戰期間的核軍備競賽，但這些意見卻被美國歷屆政府忽視和拒絕。凱南為自己的理論被誤解、濫用，以及其造成的危險后果而感到深深失望。

凱南認為，他的“遏制”理論主要聚焦于政治與經濟層面，而非軍事對抗。他試圖以這種“遏制”阻止戰后蘇聯對歐洲的擴張，推動德國的統一。在他看來，這種遏制將“促使局勢向兩個可能的方向發展：一是蘇聯解體，二是蘇聯逐漸學會克制自己”，從而實現歐洲的平衡與穩定。這種強調歐洲戰略平衡的思想，貫穿了凱南的一生。

事實上，在蘇聯解體后，凱南曾公開反對北約先后接納波蘭、匈牙利等原華約衛星國的東擴計劃。早在1997年初，他就曾警告美國政府：“將北約的邊界推進到俄羅斯的邊界，我們正在犯下整個后冷戰時代最大的錯誤。”在他看來，這一挑釁行為將激化俄羅斯國內的民族主義、反西方情緒與強硬傾向，削弱脆弱的民主進程，并阻礙進一步的核裁軍努力。

雪中的白宮。 新華社/美聯

凱南不僅反對北約東擴，還反對那些從蘇聯解體中獨立出來的國家過度依賴西方保護。他認為，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沙尼亞與俄羅斯的邊界均屬敏感地帶。凱南雖支持這些小國的獨立，但他預測將其納入“反俄軍事聯盟”是十分危險且短視的決策。凱南當時已預感，考慮到克里米亞半島等歷史與地緣因素，俄烏之間的危機終有爆發的可能。

在兩個世界之間

書中寫到，20世紀50年代，凱南行走在莫斯科的鵝卵石街道上，參觀歷史悠久的建筑，與他只在書本中讀過的布爾什維克領導人會面。他看戲、賞畫、欣賞芭蕾與音樂，與蘇聯普通人交談……“他沉浸在俄羅斯的活色生香中，品味觸摸真實的俄羅斯。”在日程緊湊的外交事務之余，他仍會驅車數小時，前往拜謁托爾斯泰的莊園，參觀契訶夫創作《櫻桃園》的故居。

事實上，喬治·凱南對契訶夫十分敬佩，以至于一直想為他撰寫一部傳記。他認為契訶夫不僅探討了人們彼此施加的痛苦，也揭示了工業主義和機器對人性的壓抑。

喬治·凱南將蘇維埃革命視為一場人類社會的實驗，對當時年青一代表現出的理想、熱情與勇敢時常予以贊嘆。盡管他也批評俄國人“傲慢自大、自欺欺人”，但與美國人往往只關注自身相比，他認為俄羅斯人更關注為所有人構建一個更美好的社會。他還曾給最親密的姐姐珍妮寫信說，盡管“我不是布爾什維克”，但依然敬佩布爾什維克的一些實踐探索。

1935年，凱南因健康原因與妻子安納莉絲前往奧地利療養，但假期還未結束，他就“急于回到莫斯科”，并坦承他們對俄羅斯的“思念之情”——俄羅斯“已融入我的血液”。但不幸的是，蘇聯國內形勢所帶來的巨變，讓凱南一家和他的朋友再也沒有了“回家”的感覺。他致力于促進美國與俄羅斯文化融合及國家和解的希望也幾近破滅。

《喬治·凱南》一書的副標題是“兩個世界的人生”，意指凱南始終游走在美國與俄羅斯、傳統與現代、愛欲與文明（個人私生活）的雙重維度之間。

因此，凱南對美國與俄羅斯的比較分析極具參考價值。作為一名知識分子，凱南對美國制度和文化的批評也毫無遮掩。他認為美國國會“深陷黨派偏見的泥潭”，開國元勛們若地下有知，定會扼腕嘆息。

在他看來，“美國的制度在國內都不見得能夠有效運轉”，更遑論在全球范圍內推行。“凱南希望經過改造的德國和日本能重新整合自身的勢力范圍，而美國則從全球霸主地位退回到合理的國際角色。”他堅信“任何構建帝國的努力注定要失敗，無論是由羅馬、柏林、莫斯科還是華盛頓領導”。凱南對那種認為世界其他國家應該或將會追隨美國的自負感到憤怒，指責這是一種“自我陶醉”和“一廂情愿”。這種所謂的“使命感”導致許多美國人命喪越南、索馬里、塞爾維亞、阿富汗和伊拉克，也使美國在部分地區被視為威脅。

除此之外，他還批評“美國的廣播、電影和雜志內容浮淺、嘩眾取寵，充斥著低俗的轟動性新聞和誘導性廣告”。在這種空洞的文化環境中，像他這樣敏感的年輕人只能感受到沮喪、失望和痛苦的挫敗感。他認為要遏制這種“令人窒息、使人墮落的商業軟文化”，要么需要企業自我克制（這在他看來不太可能），要么需要政府施加合理監管（這是他所支持的）。他始終堅持“自由并不意味著放縱”。

另一方面，他看到了俄羅斯人熱情、慷慨的特質，認為相比大多數美國人，俄羅斯人更貼近大地。這個民族兼具靈氣與詩意，是天生的“心理洞察者”。他甚至希望通過汲取俄羅斯與生俱來的優點來振興美國，認為其返璞歸真的新鮮感可以重振疲憊的美國，“美國人可以向俄羅斯人傳授工業效率、實踐培訓和個人權利的理念，而俄羅斯人可以向美國人展示如何更深刻地感受世界”。“我們需要他們的想象力”，這種基于文化而非意識形態的融合，在凱南看來意義重大。“但是，克里姆林宮對‘外國影響大眾思想的恐懼，殘酷地阻礙了這種融合’。”

思想遺產的當下價值

在凱南的戰略圖譜中，中國始終占據著獨特而清晰的位置。

這本書中，凱南有幾處談到中國。他視中國為一個擁有深厚文化根基、保持高度民族特性的文明實體，主張美國應以“無可挑剔的禮貌”相待，同時避免過度卷入中國內政。他敏銳地提醒，不應讓美國經濟對中國形成“過度依賴”，也反對在人權等問題上對中國施加政治壓力，認為“這是他們的內部事務，與我們無關”。

更值得注意的是，凱南明確將中國劃為“非核心利益區”，并認為其著名的“遏制”戰略并不適用于中國。在臺灣問題上，他同樣持審慎態度，反對以軍事手段進行所謂“保衛”。這種克制，源于他對自身知識局限的坦誠——1980年訪華后，他在日記中簡短記錄了杭州西湖之行，雖對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有正面觀感，卻也坦言自己對中國事務知之甚淺。

顯然，在凱南的戰略框架里，無論從地緣政治考量，還是基于他對俄羅斯歷史文化的深刻理解，都認為美俄之間的理性融合與和解既有利于美國，也有利于世界和平。而中國文化的獨特性難以被外部力量撼動，也并不構成對世界的威脅。這種將中國置于全局視野中加以考量的方式，雖不免帶有時代的局限性，卻體現了一種超越簡單對抗的戰略智慧。

值得一提的是，在本書作者看來，“喬治·凱南之所以偉大”，是因為他畢生未放棄的三項事業：一是促進美俄之間的理性諒解與共情；二是在環保問題尚未引起大眾廣泛關注時就積極倡導環境保護；三是質疑人類對機器的過度依賴以及對自然和手工藝的忽視。

凱南很早就提出“開發替代能源的緊迫性”，并警告說：“工業社會埋下了自身毀滅的種子——即無法呼吸的空氣、無法飲用的水和饑荒。”“環境危機意識使意識形態和政治分歧相形見絀。”他希望一場聲勢浩大的環保運動能給幻滅的年輕人帶來“新的希望和創造力”。對鐵幕兩邊的人們而言，愛護地球有可能成為超越分歧的共同使命。他希望將人們的注意力從“無聊、病態且極度危險的”冷戰對抗中轉移到這一議題上來。

誠然，凱南作為杰出的、極具洞察力的外交家和歷史學家享有世界聲譽，但作為一部傳記作品，本書作者始終秉承理性、客觀的寫作態度，對凱南的歷史局限與污點也并不回避。

幾乎從年輕時起，凱南就秉持白人精英（主要是盎格魯-撒克遜人）至上的觀念，推崇“單一民族文化”的理想。他的種族主義傾向、反對移民的立場、反猶思想、父權主義觀念與性別歧視言論，均備受指責。“他的孩子們過去常常在餐桌上局促不安，因為他們聰明博學的父親會滔滔不絕地說出種族主義的言論。”他甚至“主張在必要時用武力奪取和控制伊朗及中東其他地區的油田——但他對成為帝國本身并不感興趣”。作者寫道：“他的這些偏見至今也令人無法接受。”

不過，讀完這本書，人們往往會為凱南超越時代的遠見所折服，也能清晰看到人性的復雜性與歷史局限性。在眼下這個變亂交織的年代里，凱南的思想遺產依然具有寶貴的參考價值，它能幫助我們以更具歷史縱深感的視角理解今天的美國與世界格局。可以說，凱南的遠見與局限，共同構成了我們審視當下、展望未來的重要鏡鑒。

《喬治·凱南：兩個世界的人生》 (美) 弗蘭克·科斯蒂廖拉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原標題：《“冷戰之父”大半輩子都在反冷戰？這位美國外交家曾預言俄烏沖突》

欄目主編：王一

本文作者：解放日報 肖雅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