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困窮途》第二章（2）：“N拋世代”和“湯匙階級論”

《坐困窮途：“無限競爭社會”的苦惱》是韓國作家金敬哲創作、艾同立翻譯，2025年10月由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圖書。

全書通過“補習街少年”“N拋世代”“大雁爸爸”“空巢老人”四個世代的全景記錄，展現韓國社會的升學競爭、就業壓力與老齡化困境。書中以偽造戶口升學、鷺梁津備考抑郁青年、70歲出租車司機等案例，揭示新自由主義政策下“分數至上”“薪資成功論”引發的集體焦慮，并批判韓國資本主義生產體系中“湯匙階級論”“無限競爭”等社會分化現象。案例涵蓋小學生超前學習高中課程、中年人因解雇潮被迫創業、老年人貧困率等現實困境，呈現教育焦慮與就業危機交織的社會圖景。

第二節

“N拋世代”和“湯匙階級論”

“公試生”時代

畢業于慶熙大學的樸俊秀（30歲）正在積極備考九級公務員。慶熙大學是文在寅總統的母校，在韓國是排名前十的名牌大學。因此，當俊秀從全州高中畢業考上慶熙大學的時候，就成了父母引以為傲的孩子。但大學畢業后還沒有找到工作的俊秀已經有3年沒有和全州的父母見面了。“在大企業的招聘中屢次落選，因此從去年春天開始就把目標定在了公務員考試上。雖然大家都說慶熙大學是一所好大學，但我經常聽前輩們說要想在大企業就職，光有學歷是不夠的。事實確實如此，同期100多名畢業生中，能進入大企業的只有3—4人。想著與其進入中小企業，還不如當個安穩的公務員，因此就打算報考公務員考試。”

像樸俊秀這樣以公務員考試為目標的畢業生被稱為“公試生”或“公試族”。據韓國統計廳調查，40%的韓國畢業生是公試生。韓國的公務員考試等級分為九級、七級、五級，但大部分學生瞄準的都是九級公務員考試。在韓國一至九級公務員體系中，九級是最低等級。不過，只要通過九級考試，就可以直接升到四級或三級，到60歲退休前都能得到保障。最開始的薪資雖然每月只有140萬韓元左右，但如果加上崗位工資和獎金等，年收入平均能達到2500萬韓元。雖然接近中小企業的平均工資，但是與中小企業不同的是，公務員可以準點上下班，也不用擔心會破產倒閉，更不用擔心自己被解雇。因為待遇會隨著年資不斷提高，公務員退休時的級別和薪水都很高，平均年薪會達到6000萬至7000萬韓元。所以對苦惱于就業的年輕人來說九級公務員是夢想的工作崗位。九級公務員考試沒有學歷限制，18—60歲的人都可以參加。除了警察和消防等特殊崗位之外，一般錄取都是通過筆試和面試成績來決定。

筆試中必考的科目有韓語、英語、韓國史3科。此外，根據報考的職務還要選考2個科目，其中必選科目是數學。因此，公務員考試與高考非常相似，在高考中脫穎而出進入好大學的學生在公務員考試中也非常有優勢。

專門以九級公務員考生為調查對象的信息雜志《公務員雜志》的記者金元中稱，九級公務員是在金融危機以后受到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青睞的：

金融危機之前，九級公務員并不是大學畢業生會選擇的職業，但是金融危機之后，穩定性越來越成為職業選擇的衡量標準，因此九級公務員就成了熱門就業崗位。像現在這樣瘋狂的競爭率是從樸槿惠政府時期開始的，此前，李明博政府調整了九級公務員考試的科目，使其接近高考考試科目，樸槿惠政府時期開始廣泛實施。當時李明博政府的目的是讓考不上大學的高中生也能順利地參加公務員考試，才改變了考試科目，但結果卻導致一流大學畢業生搶走了高中畢業生的工作崗位。文在寅政府上臺后，雖然增加了公務員招聘名額，使競爭率有所下降，但2018年的競爭率也達到了41比1。不僅是大學畢業生，研究生畢業生以及海外留學生等都紛紛報考九級公務員考試。

以2017年韓元平均匯率（100韓元約合人民幣0.6元）換算，約合人民幣456億元。—編者注

2017年5月就任的文在寅總統為了給年輕人創造更多工作崗位，決定增加公務員人數。文在寅在選舉時曾呼吁要“結束‘小政府才好’的狹窄認知，首先要從增加政府公共部門工作崗位開始”，因此文在寅表示，在任期5年內，將在公共部門創造81萬個工作崗位，其中公務人員將增加17.4萬人。實際上，僅2017年一年，公務員人數就增加了約2萬人，公共領域的工作崗位也增加了1.2萬個。因此，政府公務員的開支比前一年增加了7.6萬億韓元 。但是，公務員人數的增加并沒有解決青年失業問題，反而從文在寅政府倡導增加公務員人數的2017年下半年開始，青年（15—29歲）月失業率數據都非常嚴峻，2017年10月為8.6%，12月為9.2%，2018年2月為9.8%，4月則飆升至11.6%—有很多的青年選擇放棄就業，積極備考公務員。

韓國擁有5000萬人口，目前公務員人數為102萬人。如果文在寅政府的承諾得以實現，到2022年文在寅政府任期結束時，公務員人數將達到120萬人。但隨著人口減少和老齡化的急速發展，在勞動力減少的情況下，依靠政府開支的公務人員卻不斷增加。即使政府投入了巨大的預算，但就業環境依舊沒有改善，甚至還在不斷地惡化。

公試生的圣地—鷺梁津

如果說高考生的圣地是大峙洞的話，那么公試生的圣地就是鷺梁津。

鷺梁津位于首爾市中心，交通便利，無論從什么地方都可以到達，而且距離首爾火車站以及龍山車站也非常近。

20世紀70年代末，政府實施“人口密集地”搬遷，原來在鐘路的許多有名氣的高考補習機構都搬到了鷺梁津。因此鷺梁津周邊人口迅速增加，逐漸形成了商業圈。20世紀90年代以后，以大峙洞為中心的江南聚集了很多小學、初中和高中等補習機構，鷺梁津就成了公務員考試和各種國家資格考試輔導機構的聚集地。從各地來首爾備考的考生都住這里，因此，鷺梁津也被視作“考試之城”而繁榮起來。

以前的“考試”一詞特指授予資格或選拔高級公務員的國家考試。比如司法考試、選拔行政五級公務員的行政人員高級考試、選拔外務省五級公務員的外務考試等（司法考試和外務考試現都已被廢除）。但目前“考試”一詞的范圍包括由國家組織的所有類型考試。

前文提到的樸俊秀就居住在鷺梁津的“考試旅館”。考試旅館是大學街和補習街經常能見到的、用作考生備考和住宿的房屋，類似于大學宿舍，一眾狹窄的房間一字排開。而且這種類型的房屋不屬于住宅，而是被分類為生活設施，因此不受《住宅法》約束，很多考試旅館的環境連居住的基本條件都達不到。例如，國土交通部規定人均最低居住面積是14平方米，但考試旅館通常都是7—10平方米的單間，連做飯的地方都沒有。有的房間沒有窗戶，有的房間中間有根柱子，還有的房間不方正。這樣的房屋最初被稱為“考試院”，但隨著民眾對其負面印象逐漸加深，最后將“旅館”的英文“hotel”與“考試”組合在一起，被稱為“考試旅館”。

樸俊秀居住的10多平方米的單間里，家具只有一張單人床和一個桌子，房間內還有一個用玻璃墻隔開的小空間，里面是簡易衛生間和淋浴房。每次洗完澡后小房間里的濕度會瞬間上升，因此必須一整天都開著窗戶。房間里沒有做飯的地方，住戶們都會在公共廚房做飯。

以前住在大學附近的考試旅館，開始備考公務員考試之后就搬到了鷺梁津，房租每個月55萬韓元。比起以前在慶熙大學附近住的單間，這里房間面積要小一些，但房租卻貴了20萬韓元左右。不過，在大城市很難找到每月50萬韓元以下的房子，偶爾也會有40萬韓元左右的，但那些地方要不沒有窗戶，要不沒有私人衛生間。

俊秀除了上補習班以外，其余大部分時間都在“自習室”度過。不僅是工作日，就連周末也是早上7點到自習室“上班”，晚上6點“下班”，風雨無阻。俊秀所住的考試旅館附近的自習室步行3分鐘就能到達，這是一家知名輔導機構經營的連鎖自習室，因為對使用者進行嚴格管理，所以被稱為“管理型自習室”：

進入自習室的時候要先打卡，回家的時候也要打卡。所以，我們稱為“上班”“下班”。吃飯就不用說了，抽煙、上廁所都要打卡，這樣能準確知道實際的學習時間。每個月1日自習室會公布上個月的學習時間，排名靠前的考生可以享受下個月的自習室使用費折扣等獎勵。就算沒有得到獎勵，看到別人的學習時間時也會激勵自己。

在鷺梁津的“管理型自習室”中，還會有專人負責管理和監督，負責管理和監督的人一般都曾經是公務員備考生。他們會負責組建學習小組專門幫助輔導考生備考。對于學習時間少或者經常“缺勤”的考生還會單獨談話。自習室的使用費按月結算，樸俊秀經常去的自習室固定座位是23萬韓元，自由座位是17萬韓元：

有2個固定座位和3個自由座位，使用固定座位的人也可以坐在自由座位上。我平時都使用固定座位，但在學習上遇到困難的時候就會到自由座位上，偶爾改變一下學習環境，學習效率也會提高一些。

這種類型的自習室與其他自習室完全不同，這里不僅寬敞明亮，室內裝潢也特別像咖啡廳，還配備了高級桌椅、空氣凈化器等設施，并且基本上都是24小時營業。很多規模比較大的輔導機構都在韓國各地開辦這樣的連鎖經營業務。

盡管如此，鷺梁津也面臨危機。前面提到的金記者指出，物價上漲和線上課程的普及是造成危機的原因。

鷺梁津匯聚著與考試相關的各行各業，因此考生有在這里備考的第一主觀意識。“考試之城”鷺梁津現在已經成了每年能帶來5萬億韓元的超級商圈，但同時，也造成了物價不斷上漲。即使是單間，同等條件下也比大學街的房子貴20萬韓元左右。鷺梁津的特產“杯飯”（用紙杯盛的蓋澆飯）也在幾年內價格飛漲。原來的“杯飯”由于價格便宜、攜帶方便并且方便購買，深受時間緊張、節衣縮食的考生喜愛，但現在一份“杯飯”的價格從2000—3000韓元漲到6000韓元。最近，很多考生因無法承擔過高的物價而選擇離開了鷺梁津。此外，現在公務員考試的線上教學也開始流行起來，考生不用特意去鷺梁津，在家上網課也能夠備考，這也是眾多考生離開鷺梁津的原因之一。同時，從首都圈外來的考生現在也都陸續搬到物價更便宜的新林洞了。

樸俊秀也打算近期搬離鷺梁津：“新林洞離這里很近，去輔導機構也不會太遠。最近也有很多輔導機構都搬到新林洞去了。新林洞的房租要比鷺梁津便宜30%—40%。如果今年考不上公務員的話，我想搬到新林洞再努力一年！”首爾大學的所在地新林洞以前是備考司法考試的考生聚集的地方，但2017年司法考試被廢除之后，新林洞也變得冷清了。由于鷺梁津物價上漲，為了找到相對便宜的住所，考生們又聚集到了新林洞。從新林洞到鷺梁津，搭電車只需要15分鐘，相信這里也會漸漸成為考生新圣地。

70%的考生患有焦慮抑郁癥

河英宇（音譯，27歲）畢業于韓國國民大學，現在正在努力備考中級教師任用考試：

2016年從大學畢業之后，作為常勤講師在學校工作了1年。從2017年1月開始準備物理教師任用考試，公務員考試1年有3次機會，但是教師任用考試只有1次。所以我感覺教師任用考試比公務員考試競爭還要激烈。

九級公務員考試職位分為國家職、地方職以及首爾市廳職，因而1年有3次考試機會。而且七級考試和九級考試的科目非常類似，因此也有很多考生備考七級公務員考試。教師任用考試每年全國統一舉行1次考試，公務員考試每年都有固定的錄取名額，但教師任用考試錄取名額是根據缺員數量而定，也就是說，招聘人數越少，競爭越激烈：

去年參加了招聘名額最多的京畿道舉行的考試，招聘36個人，卻有250人參加，競爭比例達到了7比1，估計今年只招聘10個人，競爭會更加激烈。因此今年考慮去招聘人數比京畿道多的仁川考試。

每天上午，河英宇從自己家所在的京畿道光明市去首爾市鷺梁津學習，“從京畿道出發去首爾，感覺距離非常遠，但其實坐特快電車3分鐘就可以到鷺梁津車站。雖然輔導機構只有周二、周六和周日有課，但為了能夠利用輔導機構自習室的資源，我每天都會來學習。上課大概從上午9點開始一直到下午2點，中間會休息兩次。雖然每個科目來學習的人數不一，但只要早上6點前到的話基本上都能搶到前排的座位”。與大峙洞輔導機構的情況類似，鷺梁津的聽課座位競爭也非常激烈，并隨之產生了“社交平臺認證”現象：

以前都是在空座上放上自己的書本占座位，很多學生來得早，將東西放在空座上然后去附近的桑拿洗浴店休息。但是，有一些住在輔導機構附近的學生前一天晚上就把書本放在空座上占位置。久而久之就會因為誰先占座的問題而爭吵不斷。因此，學生們在社交平臺上創建聊天群組，占座的時候拍照片到聊天群里，以證明是自己先占座的。甚至有些家長為了給孩子占座也會互相爭吵，備考的考生和家長多多少少神經比較敏感，經常會因為一點小事而爭吵：

以前在自習室學習，但最后實在是受不了就不再去了。我在自習室里偶爾會發出按動圓珠筆或自動鉛筆的聲音，以及翻筆記本的聲音，因而受到了其他人的警告。有一次，有人在便利貼上留下了這樣的文字：“每天看你買星巴克的咖啡，我覺得非常奢侈，內心感到焦躁不安，導致自己的注意力也不集中，請你還是注意一下吧！”我想這也可能是競爭對手故意寫的，但總之只要有一點風吹草動，就會立馬盯上你，這樣互相監視對方生活的氛圍真的讓我受不了。

鷺梁津轄區內的銅雀區心理健康中心在2014年和2015年針對轄區內的求職者和考生進行了心理健康診斷，診斷發現，120人中有84人（占70%）表現出抑郁傾向和自殺沖動，比平均數據高3倍。該中心的專家解釋說：“長時間的備考、對未來的焦慮以及心理上的孤獨等都成了他們的壓力來源，這些也是抑郁癥的誘因。”

新聞里也經常會報道因壓力過大而自殺的考生。2017年3月，在首爾市住宅區的某公園里，一名準備參加公務員考試的30多歲男子被發現上吊自殺。在他的口袋里有一封寫有“沒有好好準備考試就參加了考試，實在無顏面對父母”的遺書。同年4月，在清州市內某高速公路的廁所里，一名20多歲男子被發現上吊自殺。據警方透露，該男子備考了4年公務員考試，考試失敗后在與母親回家鄉的途中自殺了。2018年6月，水原市一名備考公務員考試的20多歲男子失蹤，1周后警方發現了該名男子的遺體，現場遺留有酒瓶和硝酸鈉，警方由此推測該名男子是自殺。

在經合組織成員國中，韓國是青年自殺率最高的國家。毫無疑問，這背后隱藏著嚴峻的就業市場所帶來的絕望感。薪資的兩極分化

2019年2月，趙允娜（24歲）從地方國立大學畢業，7月份入職某中小企業：一開始考慮到去大企業會很難，所以就參加了中小企業的招聘活動。

在大學我學的是管理學，所以想去相關的管理部門或財務部門工作。7月份，我如愿進入了一家位于仁川工業園區的電梯配件公司，在管理部門任職。這家公司是一家擁有70多名員工的中小企業，就業競爭比約為100比1。

據趙允娜稱，剛開始工作的時候非常開心，但喜悅是暫時的，因為繁重的工作，身心很快就疲憊不堪了：

第一天上班時間是7點，但是從第二天開始每天都要工作到晚上10點半左右，很多時候連吃晚飯的時間都沒有。晚上7點，有30分鐘的時間可以在員工食堂吃晚飯，但是如果領導不吃晚飯的話，我也不能離開，所以只能在工位上吃泡面，有時甚至會餓著肚子。周六也要上班，因為財務部只有領導和我兩個人，所以周末就算想休息也不敢說，領導也會理所當然地認為我周六也應該來上班。

最終，允娜入職1個月之后就辭職了：除了繁忙的工作之外，我覺得自己也無法在這家公司得到成長。因為人員少，也沒有前輩和領導指導我工作，所以也學不到什么。而且剛剛大學畢業沒有什么工作經驗，總是在公司做一些雜事。雖然每個行業的標準不一樣，但通常來講，年銷售額在1000億至1500億韓元及其以下的企業被劃為“中小企業”。韓國中小企業管理部公布的《中小企業現狀》數據顯示，中小企業規模占企業總體的99.9%，在雇傭市場上占比89.8%（2017年數據）。但是求職者在找工作的時候往往會刻意避開中小企業，因為中小企業的薪資和工作環境不是特別理想。

據JOB KOREA在2017年的調查顯示，本科生畢業以后在中小企業的第一年平均年薪是2500萬韓元，大企業是3800萬韓元，相差約1300萬韓元。值得一提的是，在像現代汽車（年薪5300萬韓元）、SK海力士（年薪4500萬韓元）、三星電子（年薪4200萬韓元）等排名前十的財閥企業里，第一年的年薪比中小企業的科長級職員還要高，企業福利等其他方面更是遙遙領先。像趙允娜之前任職過的、強制要求員工無償加班或在周末加班的中小企業比比皆是。

中小企業的薪資等各方面待遇之所以惡劣，是因為韓國經濟的發展過于依賴大企業。在韓國，年銷售額超過10萬億韓元的企業被歸類為大企業。目前所有韓國企業中只有31家符合大企業標準，最具代表性的是三星、現代等知名財閥集團，與之相關的附屬企業有4000多家。從大企業在韓國經濟中所占的比重來看，資產總額占總體的60%，出口占66.3%，投資占71.4%，附加價值占韓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3.5%（數據來源于韓國經濟研究院2017年的調查結果）。

僅占韓國全部企業數量0.1%的大企業竟占據了韓國經濟體量的一半以上，在這樣的結構下，大部分中小企業的生存狀況只能愈來愈惡化，因此也無法滿足和給予年輕人所期望的高工資和穩定的工作崗位。在就業率十分低迷的情況下，中小企業反而連續幾年面臨招工難的問題。

文在寅政府認為，年輕人不愿意到中小企業就業的主要原因在于薪資差距，因此政府著手實施給予中小企業就業的年輕人前3年一共3000萬韓元的政府補助政策，目的是希望緩解中小企業與大企業的薪資差距。但是，年輕人對這一政策的反響比預想的還要冷淡。崔申認為，政府明顯錯判了問題的本質：補助3年以后薪資差距又會出現，所以不會有人為了補助選擇中小企業，相反，這樣還會浪費3年時間。雖然也有一些人從大企業跳槽到中小企業，但是能從中小企業跳槽到大企業的幾乎沒有。韓國職場是根據工作崗位來論資排輩的。如果進不了大企業，一輩子就一事無成了。

“N拋世代”與人口斷層

在韓國，有一個自嘲的流行語叫“N拋世代”。表示“一切”的數字“N”與韓語中“拋棄”的“拋”字組合在一起成為“N拋世代”，它指因經濟窘迫拋棄一切的一代人。

2011年，新詞“三拋世代”登上舞臺，它指的是放棄戀愛、結婚和生育的一代人。2015年，媒體開始廣泛報道青年失業率上升以及非正式員工人數增加等現狀，于是“三拋世代”成為流行語。在此之后，在“三拋”的基礎上又擴大成拋棄工作和房子的“五拋世代”，以及不得不放棄人際關系和夢想的“七拋世代”，如今已經發展成拋棄人生一切的“N拋世代”。

前文提到的在鷺梁津考試旅館準備公務員考試的樸俊秀很早就放棄了戀愛和人際關系，全身心地投入到學習中：戀愛雖然花錢，但最浪費的是時間。我平時睡眠時間不到5個小時，為了節省吃飯時間也寧愿一個人吃飯，根本沒有時間談戀愛。我已經1年多沒見過朋友了，也沒喝過酒，甚至已經3年多沒見過老家的父母了。

開始準備考試以后，像中秋節、圣誕節和新年等凡是能休息的日子對我來說都是工作日，因為在休息日打工掙的錢會多1倍。現在已經30歲了，不能一直依靠父母，也得靠自己努力。夢想當一名老師并且正在準備教師考試的河英宇2年前戀愛了，但因為備考的緣故，他和女朋友1個月見面的時間只有1個小時：1個月只能見1次，星期天中午在輔導機構附近的食堂和女朋友見面，因為星期天也有課，所以吃完午飯后就得回輔導機構學習。為了1個小時的約會讓她跑那么遠，我總覺得很對不起她，但她反而覺得沒關系。她希望我考試通過后能結婚，但說心里話，就算考試通過了，結婚也需要錢，也得花幾年時間準備。

從中小企業辭職后重新開始找工作的趙允娜說，她正在考慮是否要放棄韓國的生活：

再次踏上找工作的旅途后，比以前更加不知所措。現在非常后悔上大學，反而覺得專科或高中畢業的學生更容易找到工作。如果最終找不到工作的話，我想先休息一下再說。打算先去國外待1年，如果能在那里定居的話也想定居下來。

該數據每5年公布一次。

“N拋世代”的絕望感直接關系到韓國的存亡。據韓國統計廳公布的《2015年人口居住總調查》 數據表明，年輕一代的未婚率正在急劇增長。20多歲的未婚人口比率從2010年的86.8%增長到91.3%，30多歲的未婚人口比率從29.2%增長到36.5%。據報告推測，到2025年，30多歲的未婚人口比率將超過50%。

青年未婚率的增長，對出生率也有很大的影響。據韓國統計廳公布的《2018年出生統計》數據顯示，2018年韓國的總和生育率（一名女性一生生育的平均孩子數量）是0.98人，比2017年的總和生育率（1.05人）還要低，創下了統計以來的最低總和生育率。以此推算，一年的新生兒數量也只有32萬人左右，事實上，韓國已經成為全世界唯一一個零出生率的國家。這樣的情況對韓國的未來非常不利。至于年輕人為什么不生孩子？主要原因還是在于經濟狀況。韓國女性家庭部《2015年度家庭狀況調查》中的數據顯示，有52.1%的20多歲女性和37.3%的三十多歲女性因考慮到經濟原因暫時沒有生育計劃。

2016年，韓國統計廳發布了《未來人口推算》，分析預測“從2028年左右總人口將開始逐漸減少”，但是出生率明顯在以超出預想的速度下降。2019年3月發布的《未來人口推算》中，將韓國的總人口開始自然減少的起始日期調整到了2019年下半年。

以2016年韓元平均匯率（100韓元約合人民幣0.59元）換算，約合人民幣5900億元。—編者注

2006年，著名人口專家、牛津大學的教授大衛·科爾曼將韓國定義為因低生育以及高齡化等原因將會在地球上消失的第一號危險國家。2014年韓國國會立法調查處預測，到2100年，韓國人口將減少到2000萬人，到2750年，韓國將從地球上消失。歷屆韓國政府都將如何解決“少子化”問題作為執政的頭等大事。從2006年至2016年，政府投入了約100萬億韓元 解決“少子化”問題。文在寅政府自2017年執政起兩年內也投入了近50萬億韓元。但是，2006年總和生育率是1.12人，2018年則下降到了0.98人，韓國也成為世界上出生率最低的國家。若如此持續下去的話，韓國消失的那一天很快就會到來。

“湯匙階級論”

韓國年輕人還創造了新理論—“湯匙階級論”。從“湯匙階級論”來看，韓國表面上是一個沒有任何身份差別、階層間可以自由移動的社會，但實際上是一個根據出生環境決定階級的前現代社會。“湯匙階級論”是從英語“含著金湯匙出生（Born with a silver spoon in one's mouth）=出生富貴”的慣用語派生出來的。也就是說，比起個人的努力和才能，父母的經濟實力更能決定所在階層以及經濟地位。在“湯匙階級論”中，富裕階層的子女被稱為“金湯匙”，中產階層被稱為“銀湯匙”，平民階層被稱為“銅湯匙”，最底層的被稱為“土湯匙”。一般來講，“金湯匙”是指資產超過20億韓元或年收入超過2億韓元的家庭，“銀湯匙”是指家庭資產在10億韓元或年收入在8000萬韓元以上，“銅湯匙”是指家庭資產在5億韓元或年收入在5500萬韓元以上，而低于“銅湯匙”標準以下的是“土湯匙”。

“湯匙階級論”不僅在年輕群體中流行，還成了整個韓國社會的共識。

2018年現代經濟研究院公布的《關于階層上升的國民認識調查》中，回答“無論多么努力，階層上升的可能性都很低”的人高達83.4%，遠遠高于2013年的調查數據（75.2%）。2015年該數據為81.0%，2017年為83.4%，由此可見，數據在逐年增長。

金融危機以后，韓國最大的社會問題是貧富差距越來越明顯。雖然兩極分化的趨勢在亞洲金融危機之前就已經凸顯出來，但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中產階級的全面崩潰導致貧富差距急劇擴大。尤其是在金融危機發生20年后的今天，韓國的社會問題已經不僅僅是單純的貧富差距，在收入、居住、教育、文化和健康等多方面領域的差距都在不斷地擴大，形成了“多重差距社會”。而且，這種差距還加重了階層固化，形成了無論怎樣努力都無法實現階層上升的社會結構。

2016年在韓國引起巨大震動的“燭光集會”活動，可以看作是“土湯匙”對階層固化社會的反抗。

2017年3月10日上午，因樸槿惠涉嫌崔順實“干政”事件，韓國憲法法院通過了對總統樸槿惠的彈劾案。這次彈劾的起點是2016年1月在韓國全國各地開始爆發的“燭光集會”，“燭光集會”的起因是崔順實的女兒鄭維羅違規入學事件。

2014年，崔順實的獨生女鄭維羅在仁川舉行的亞運會上獲得馬術團體賽金牌。第二年，鄭維羅以“馬術特長生”的身份被韓國排名第一的女子名校梨花女子大學錄取，但在獲得錄取通知書之后，被爆出獲得馬術團體賽金牌的事情，從而引發了社會群體對于是否存在違規入學的爭議。因為梨花女子大學的招生簡章上明文規定體育特長生的入學條件是要在國際賽事“個人賽”中獲得前3名，而不是“團體賽”。

此外，一名給鄭維羅不及格分數的教授也遭到了學校的辭退處理。并且鄭維羅入學后，梨花女子大學特別增加了“體育特長生入學者只要提交課題，就能得到B學分以上”的新規定。

為了能夠讓鄭維羅符合錄取條件，梨花女子大學還更改了特長生招生規定。該事件被媒體曝光后引發了韓國社會的強烈不滿和憤怒。此外，鄭維羅還在網上嘲諷說“金錢就是實力”“你們應該去痛恨自己沒有能力的父母”等，引發了民眾的震怒。

面對不依靠個人能力、只靠父母的經濟地位和人脈關系決定一切的社會，“土湯匙”們的絕望和憤怒終于爆發，最終促使最高權力者黯然下臺。

此后，提倡“機會平等、過程公正、結果正義”的文在寅當選為第19屆總統。與“金湯匙”的前總統樸槿惠相比，文在寅因為是平民“土湯匙”出身，得到了年輕一代的大力支持。文在寅的上臺是“土湯匙”撼動“金湯匙”控制下的韓國社會的象征性事件。

曹國為前韓國法務部長官，2019年9月，其妻涉嫌為女兒偽造獲獎證書、利用職權幫助女兒入讀名牌大學，其家人也涉嫌利用私募基金逃稅。2019年10月14日，曹國宣布辭職。2023年2月3日，因涉嫌子女升學舞弊和阻礙青瓦臺調查，曹國一審被判有期徒刑2年，免除當庭逮捕。—編者注

不過，正如前文所述，文在寅政府執政不到兩年半，就身陷曹國家族丑聞 。這一事件再次證明，財富和權力的世襲化問題依舊存在，同樣也使得韓國年輕人更加無奈和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