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1億日元卻吃不起飯！日本老人的悲慘現狀讓人心疼。

老齡化疊加經濟退出高速增長階段，養老問題將呈現出何種局面？觀察日本或許可窺見端倪。

在經濟長期停滯的時代，日本普通民眾面臨學歷貶值、就業困難等一系列結構性困境。然而，日本畢竟是發達國家，其人均年工資收入長期穩定在450萬日元左右，職業生涯總收入輕松超過1億日元——按歷史多數時期的匯率折算，約合人民幣700萬元。

盡管擁有如此可觀的終身收入，且具備相對完善的養老體系，日本老年人卻仍普遍陷入“集體性老后破產”的境地。

數據顯示，目前日本獨居老人已逼近600萬人，其中約有一半年收入低于生活保障標準線（13萬日元/月）。這一現象背后，究竟是個體選擇的偏差，還是時代運轉的必然結果？而中國亦正加速步入老齡化社會，日本的前車之鑒對我們具有怎樣的警示意義？

要深入理解這一問題，需從日本的房產稅制度談起。

日本最早的房產稅可追溯至1913年頒布的《不動產稅法》。二戰后，在美國占領當局的推動下，日本正式確立了以固定資產稅和都市計劃稅為核心的“固定資產稅”體系（中文常誤作“固都稅”）。

20世紀80至90年代泡沫經濟時期，為抑制開發商囤地炒房，日本又相繼出臺《土地基本法》《地價稅法》，進一步強化了對房地產持有環節的征稅，并對多套住房持有者實施累進稅率。

2003年，日本更在全球率先開征“空置稅”，對空置超過一年的住宅加征1.4%的懲罰性稅款。

初衷看似合理：既可遏制投機，又能調節財富分配。然而，任何稅收一旦設立便易漲難降，其后續執行逐漸偏離初衷，甚至走向荒誕。

關鍵在于，日本的固定資產稅計稅依據是房產的“課稅標準額”，該估值每三年調整一次。

這意味著，在房價持續下跌的背景下，即便市價已“腰斬”“膝斬”乃至“腳踝斬”，納稅人仍須按三年前的評估價值繳稅。由此導致的實際持有成本遠高于賬面數據。例如，一套估值5000萬日元的普通住宅，每年僅稅費、物業費與維修費合計就可能接近100萬日元。

在此意義上，日本的房產已非資產，反而更似豪車一類的高維護成本消費品——一旦購入，便成為終身負擔。

當畢生積蓄被鎖定于房產之中，老年人晚年便只能依賴養老金維生。然而，日本曾引以為傲的公共養老金體系，早已在洶涌的老齡化浪潮中千瘡百孔。

與我國類似，日本實行現收現付制（Pay-as-you-go），即由在職勞動者繳納的保費直接用于支付當前退休者的養老金。

這種代際轉移模式在人口結構劇變下迅速失衡：1960年，日本每11.2名勞動年齡人口供養1位老人；至2024年，該比例已驟降至約2:1；預計到2045年，將進一步跌破1.5:1。

年輕一代繳費壓力日益沉重，養老金池卻持續萎縮。

更嚴峻的是，由于民眾對養老前景普遍悲觀，國民養老金參保率已滑落至60%以下，年輕人參保意愿更低，形成“繳費減少—待遇下降—信心喪失—繳費更少”的惡性循環。

為緩解財政壓力，日本政府多次推遲養老金領取年齡，從最初的55歲逐步上調至65歲，并醞釀進一步延至70歲。

即便達到領取年齡，許多未加入厚生年金等補充體系的老人，每月僅能領取約6.8萬日元的基礎國民養老金，遠不足以覆蓋基本生活開支。為維持生計，大量老年人被迫重返勞動力市場。日本總務省2025年數據顯示，65歲以上就業人口已達930萬，連續21年增長，其中76.9%從事低薪、無保障的非正規崗位。

如果說房產是“慢刀割肉”，那么悄然升溫的通貨膨脹則是“溫水煮青蛙”，持續侵蝕著老年人本已微薄的購買力。平心而論，日本并非高通脹國家，但近十年物價上漲趨勢明顯加劇。

據《日經理財》雜志調研，65歲以上退休夫婦的月均生活開支在長達二十年間穩定于26萬日元左右，卻在近兩年內躍升至28萬日元。

若收入低于此水平，連基本飲食都難以保障。曾經尚可維持溫飽的養老金，在食品、能源等必需品價格持續攀升的背景下，愈發捉襟見肘。

既然房產已成為負擔，通脹構成隱憂，日本人為何不轉向投資以對沖風險？此問看似合理，實則難行。投資的本質在于分享經濟增長紅利，而日本經濟自1990年代起長期停滯，使這一路徑幾近斷絕。

數據顯示，1990年至2024年的三十余年間，日經225指數累計漲幅僅為2.5%，表現甚至遜于長期徘徊于3000點附近的A股。如此低迷的股市回報，令普通民眾對理財投資徹底喪失信心，“存錢”遂成為唯一選擇。然而，自2016年起，日本進入實質負利率時代，銀行存款不僅無息，部分機構甚至收取保管費。

至于投資海外市場——如美股、基金或債券——在操作層面亦障礙重重。

21世紀初，曾有一批日本家庭主婦利用日元超低利率借入本幣兌換美元套利，被稱為“渡邊太太”，其知名度一度超越中國“搶金大媽”。但黃金終有升值之日，而“渡邊太太”若遭遇2006年或2008年那樣的日元突然升值事件，便極易蒙受巨額虧損。

投資之路被堵死，儲蓄之路又成虧本買賣，日本老年人陷入兩難困境：不買房則無家可歸，買了房卻被高額稅費拖累；不儲蓄則無以為繼，儲蓄卻又毫無收益。

于是，縱有1億日元的生涯總收入，亦未能為日本老人鋪就安穩晚年。這不僅是日本社會的結構性陣痛，更是對中國未來養老圖景的一記警鐘。

至少，我們這一代人恐難再寄望于單靠退休金實現體面養老。養老保障絕非僅靠財富積累即可達成，更需合理的資產配置、可持續的制度設計以及對經濟規律的深刻把握。當長壽成為常態，如何確保“安享晚年”不淪為空洞口號，正是日本“老后破產”現象留給我們的核心命題。

目睹日本這具橫亙于前的歷史“標本”，難免令人沮喪。因許多情節竟如此熟悉——人口結構變遷、經濟增速換擋、資產價格波動、制度承壓……司馬遷有言：

“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

我們仿佛已瞥見自身正在經歷或將要面對之變局的終局圖景。誠然，中國正立于新的歷史關口：人口結構嬗變、產業升級陣痛、國際局勢動蕩交織并至。然而，歷史的啟示不在宿命論式的悲觀，而在清醒認知與主動應對。

日本的經驗昭示：大潮退去之時，有人淪為擱淺孤舟，亦有人逆流而上，在變革中重塑生命坐標。個體選擇固然重要，但唯有將個人命運融入國運洪流，在時代坐標系中找準方位，方能在大浪淘沙中錨定自身價值。

我們這一代人注定要共同書寫一部關于突圍的史詩——不是被動等待潮水轉向，而是以無數個體的覺醒與奮起，匯聚成推動國家前行的磅礴力量。

畢竟，歷史從來不是冰冷的劇本，而是由每一個當下抉擇所共同塑造的、熱氣騰騰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