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17軍遭敵伏擊悲壯解體，軍長政委投敵，連長突圍終成開國將軍

1955年那場授銜儀式上，一顆將星落在了王義勛的肩頭。

這年他45歲，履歷厚得像本書：走過長征后的三年游擊路，在蘇中反掃蕩里滾過釘板，解放戰爭時是三野29軍87師的政委。

同一時間，湖北大冶鄉下，有個叫方步舟的老頭，正坐在民政局副科長的冷板凳上喝茶。

再往更偏的那個山溝溝里瞧，還有個叫張濤的老農，正領著一幫社員在地里刨食。

這三個人，這輩子本不該拉開這么大的檔次。

誰能想到，這仨人的身份，原本是倒著長的。

把日歷翻回22年前，1933年那會兒，在地里干活的張濤，那是紅17軍的一把手軍長；坐冷板凳的方步舟，是紅17軍的大政委。

當年那個扛著少將牌子的王義勛，不過是這兩人手底下不起眼的一個副排長。

論資歷、論本事、論起點，那兩位甩了王義勛何止十萬八千里。

咋最后這劇本全演反了呢？

不少人覺得這是命好或者有人變節。

這話沒錯，但沒說到根子上。

往骨子里扒，這其實是仨人在面對絕路時，心里打的三個完全不同的算盤。

故事的拐點，藏在一個不起眼的岔路口上。

1933年夏天，湘鄂贛蘇區火燒眉毛。

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跟鐵桶似的箍過來，中央大筆一揮，兩支獨立師捏在一起，紅17軍豎旗了。

這隊伍的班底，那是相當硬。

軍長張濤，湘軍出來的老兵油子，北伐時就見過大場面。

五千多號人，家伙什齊全，心氣兒也高。

上面對這支隊伍寄予厚望，指著這把尖刀能把敵人的包圍圈捅個大窟窿。

1934年開春，戰機到了。

張濤使了個“指東打西”的妙招，把國民黨那個指揮官郭汝棟溜得找不著北，緊接著在木石港扎了個口袋。

這一仗，干掉一千多號敵人，繳獲的槍支彈藥堆成了山。

紅17軍這下子名聲大噪。

按說這時候，紅軍那就是在刀尖上跳舞，手里攥著勝果，腳底下可不能停。

畢竟敵眾我寡的死局沒破，郭汝棟雖然栽了跟頭，可老蔣的大部隊還在屁股后面跟著呢，四周全是虎視眈眈的眼睛。

這會兒，擺在張濤和方步舟面前的，有兩道題。

頭一道：見好就收，利用繳獲補充一下子彈，立馬撤，讓敵人撲個空。

第二道：停下來，借著當地群眾基礎好，歇歇腳，招兵買馬，把勝果吞肚子里。

這筆賬咋算？

兩位主官一合計，選了后者。

理由那是杠杠的：弟兄們累散架了，得喘口氣；隊伍缺員了，得拉人頭；這么好的地盤不經營那是浪費。

于是，全軍原地扎營。

這一歇，就是整整七天。

七天是個啥概念？

在那個靠腳板丈量地球的年代，七天足夠老蔣把口袋陣縫得密不透風，還得打幾個死結。

郭汝棟吃一塹長一智，不再蠻干，調集重兵把紅17軍裹了一層又一層。

可指揮部里，大伙還沉浸在打勝仗、擴隊伍的熱鬧勁里，完全沒覺著頭頂上雷都要劈下來了。

等到1934年除夕夜。

里三層，外三層，水泄不通。

那一仗打得叫個慘。

一天一宿，五千多人的精銳，像雪團子扔進火堆，呲啦一下就沒了。

最后殺出重圍的，也就幾百號人。

從1933年建軍節豎旗，到1934年除夕銷號，紅17軍這塊牌子，沒掛滿半年。

那七天的安逸，成了這支部隊的墓志銘。

但更讓人唏噓的，是這之后人心的崩塌。

隊伍散了不怕，只要骨頭硬，還能聚起來。

真正把張濤和方步舟推向深淵的，是兵敗后心里的那場“賭局”。

先瞧瞧軍長張濤。

突圍后，他掛了彩在醫院養傷。

這時候傳來個信兒：副政委葉金波被斃了。

罪名是“通敵”。

說白了，就是那個年代“左”傾路線殺紅了眼的冤案，不管你冤不冤，人反正沒了。

張濤一聽，脊梁骨直冒涼氣。

他心里的算盤打得噼里啪啦響：我是帶頭大哥，把家底敗光了，本來就要挨板子；現在副手都被宰了，下一個是不是輪到我？

留下，八成是個死，還死得不明不白。

跑吧？

那是一輩子的污點，叛徒的帽子摘不掉。

但在保命的本能面前，名聲算個屁。

張濤沒扛住，趁著月黑風高，溜了。

他這一跑，把之前的赫赫戰功全抹零了。

他先是投了國民黨混個營長，后來那邊倒臺，他又回老家當農民。

建國后想歸隊，組織一翻舊賬：當過逃兵，免談。

再瞅瞅政委方步舟。

他稍微強點，兵敗時沒在場，受牽連降職去紅16師干政委。

雖然官小了，但只要人在隊伍里，翻身總有機會。

可偏偏1937年梅田一戰，紅16師又輸了。

省委發火了，撤職，開除黨籍。

方步舟覺得冤：敵強我弱是明擺著的，憑啥把鍋都扣我頭上？

跟上級吵也沒用。

緊接著，國民黨把他懷著孕的老婆抓了。

對方開的價碼太誘人：投降，放人，看病，給官做。

不降，老婆孩子就是死路一條。

這時候的方步舟，這就是個死局。

事業上被自己人踢出局，前途一片黑；家庭上老婆孩子命懸一線；信仰上，接連的敗仗讓他心里那根弦斷了。

他心里的天平塌了。

1937年3月，方步舟帶槍反水。

國民黨給了個少將虛銜，防他跟防賊似的。

直到1949年，那邊大勢已去，方步舟看清風向率部起義，回到了人民這邊。

陳毅元帥大度，給了個“將功折罪”的說法。

這也就是為啥建國后，他只能蹲在民政局當個副科長。

最后，咱再看看那個不起眼的副排長，王義勛。

紅17軍散架那天，他在干啥？

他在拼命。

作為一個芝麻綠豆大的官，他沒資格定部隊去留，也沒空想那些“被清洗”的高層彎彎繞。

他的任務就一個：帶著剩下的弟兄，沖出去。

突圍后，他編進紅16師當連指導員。

主力長征走了，他留下來打游擊。

那三年，比紅17軍覆滅時還要苦十倍。

沒吃的沒援兵，鉆深山老林，嚼草根啃樹皮，搜山隊天天攆在屁股后面咬。

真要“算賬”，王義勛有一萬個理由當逃兵。

太苦太險，還沒盼頭。

可他沒跑。

為啥？

也許是因為他“笨”，沒那么多花花腸子；也可能是因為他級別低，敵人懶得給他開高價。

但歸根結底，是他沒把革命當生意做。

在他腦子里，路只有一條：跟著組織走。

只要還有口氣，就接著干。

這種看起來最“傻”的死磕，幫他熬過了最黑的夜。

抗戰爆發，他進新四軍；解放戰爭，跟著三野南征北戰。

二十多年槍林彈雨鉆出來，當年的副排長，終于扛上了金光閃閃的將星。

回頭看這三個人的命數，真是有意思。

張濤和方步舟，那是聰明人。

關鍵時刻，他們都選了當時看來最“劃算”的路。

休整七天，是想擴大利益；

張濤跑路，是想保命；

方步舟投敵，是想止損救人。

每一個決定，單拎出來，都符合趨利避害的人性。

可歷史這玩意兒最狠的地方就在這，它不看你一時得失，就看誰能站到最后。

那些太精明的人，往往在一次次微小的止損里，把大好的未來給弄丟了。

反而是王義勛這種人，不算小賬，只認死理。

他在紅17軍倒臺時是粒塵埃，在三年游擊戰里是個火種。

但他護住了這火種，最后燒紅了天。

1933年到1934年，短短44天，紅17軍從起到落。

這段往事留給后人的，不光是打仗的教訓。

更是一場關于“選擇”的終極實驗：

當聰明人忙著找退路的時候，那個笨拙地堵死自己退路的人，往往才是最后的贏家。

信息來源：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防部官網：《1934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紅軍主力開始長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