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秦漢中郡“上庸六縣”及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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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公元前312年秦、楚爆發丹陽之戰后，秦略有楚漢中之地，此漢中之地即為楚漢中郡，也就是文獻所言“上庸六縣”。根據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里耶秦簡》和《漢書·地理志》比較研究可以初步推斷“旬陽、長利、钖、上庸、武陵、房陵”六縣是秦時舊縣，位于秦漢中郡之東部，也就是楚漢中郡郡域范圍。楚“上庸六縣”之范圍大約北不及丹淅諸地，西南不過大巴山東麓，西北與秦在旬陽（旬關）一帶分界，東南臨近“阜山—鄧西陵”一帶。楚漢中郡的“上庸六縣”始設是由春秋時期楚滅庸、麇二國設縣而來，覆按《春秋左傳》相關史事及地望可以推知“旬陽、武陵、上庸”三縣為春秋庸國故地，“钖、長利、房陵”三縣為春秋麇國故地。

關鍵詞：漢中郡；上庸六縣；庸；麇

漢水上中游地區歷來為戰略要地，先秦時期為周、秦、巴、蜀、楚等各方所苦力爭奪。自秦設漢中郡始，漢中地區漸以郡縣方式成為中央王朝管轄下的政區，由此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揆諸文獻，秦設漢中郡與“上庸六縣”密切相關。某種程度上說，厘清“上庸六縣”的源流及區劃問題，對推動秦設漢中郡的歷史過程、郡域范圍相關問題的認識必有助益。目前學界關于此問題的討論，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上庸六縣”與秦、楚“漢中郡”的關系問題。《史記·秦本紀》記載秦惠王后元十三年（前312）“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嚴耕望指出秦取楚漢中郡西部六百里地，增以秦人固有之漢水上游區域而新設漢中郡。應當說，秦、楚漢中郡的重合區域正是“（秦）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嚴氏認為秦所取楚“漢中之地六百里”是楚漢中郡之西半部分。不過，《史記·楚世家》記載楚懷王十八年（前311）張儀使楚時，楚靳尚言于楚夫人鄭袖，“（秦）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賂楚”，此“上庸之地六縣”即秦所欲“分漢中之半以和楚”。蔡靖泉已指出“上庸六縣”即“漢中之半”；另外，晏昌貴根據近出《睡虎地秦簡》的材料指出秦在丹陽之戰后將楚漢中郡并入秦漢中郡。很顯然，晏氏認為“上庸六縣”（即“漢中之地六百里”）就是楚漢中郡的范圍，而不是楚漢中郡之半。要解決這一問題的爭議，首先要確定秦所奪取的“漢中之地六百里”即“上庸之地六縣”的范圍，然后還要詳細考察“上庸六縣”周邊諸縣（邑）在秦、楚相爭形勢下的具體情形，以明辨它們與秦、楚“漢中郡”之關系。

二是“上庸六縣”的來源問題。學界歷來聯系《左傳》楚滅庸之戰中提到的“庸方城”“钖穴”來考證秦、楚漢中郡中“上庸”“钖”的地望，并據此推斷春秋時期庸國、麇國的境域問題。大致來說，學界關于春秋時期麇國的土境范圍的討論主要集中于兩個方面：一是麇國的故地是否包含今房縣一帶，即《左傳》“防渚”地望的釋讀問題；二是麇國故地的北境是否涵括丹水流域。

學界關于春秋時期庸國土境的討論中都贊同上庸（今湖北竹山）為庸國核心區，除上庸外還有哪些縣邑曾屬于庸，不少學者依據唐以后方志史料來倒推庸國的范圍。如蔡靖泉基于唐《括地志》“昔周武王伐紂，庸蠻在焉”的記載認為庸國故地包有江漢群蠻，其地廣至陜東南、鄂西北廣闊區域，朱圣鐘則沿用明清方志中的史料把庸國故地范圍又擴大許多。

基于春秋戰國時期楚滅諸古國后常以設縣的管理方式，戰國時期秦、楚漢中郡“上庸六縣”的來源與楚滅庸、麇并在其故地上設縣有著緊密關系。也就是說，以戰國至秦時的史地知識為參照對“上庸六縣”地望及范圍做具體考察，再驗以《左傳》所記楚滅庸、麇戰事中反映的古地地望，即可厘清學界對于春秋庸、麇土境范圍的諸多爭議問題。

稍作總結，厘清學界關于秦、楚“漢中郡”相關問題的重點在于“上庸六縣”，而上庸六縣的確切范圍應以秦時漢中郡范圍為基準。近年來隨著《里耶秦簡》及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等材料公布，為這一問題的討論提供一個比《漢書·地理志》更為可靠的史料，這無疑是推動“上庸六縣”相關問題研究的契機。還應注意的是，上庸六縣的來源又牽扯春秋楚滅庸、麇二國的戰爭。特別是，對于“上庸六縣”與楚漢中郡郡域問題的爭議，若以楚滅庸、麇二國的土境范圍為參照，則可以消弭不少爭端。基于以上考慮，筆者將從三個方面（“上庸六縣”地望，“上庸六縣”與秦、楚漢中郡關系，楚滅庸戰爭中的庸、麇故土范圍）來逐一厘清秦漢中郡相關問題。

一 由出土文獻說秦漢中郡“上庸六縣”及其地望問題

目前學界對“上庸六縣”無確考，僅潘彥文《十堰歷史建置考》據《左傳》宣公十二年（前597）“楚滅國，皆以為縣”及《漢書·地理志》（以下簡稱《漢志》）“漢中郡”縣目，提出“上庸、钖、房陵、武當、武陵、旬陽”。不過，此處所列“武當縣”非屬于漢時“漢中郡”。筆者認為要探求秦漢中郡的“上庸六縣”及地望，目前較為可靠的辦法是借助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相關記載來做系統梳理。

《二年律令》自公布以來，學界圍繞其性質和年代問題展開深入討論，由于認識到簡文律令內容的年代不一，目前學界傾向于將“二年”視作竹簡的抄寫年代。馬孟龍據竹簡中“●”符的補充文字提示作用而提出“●”之前的律文年代為惠帝七年（前188）。王彥輝還指出《秩律》簡441所記“丞相”之律文制作在高祖十一年（前196）以前，另簡441“相國”之律文又在高祖十一年至惠帝初年。就目前的研究情況來看，筆者主張《秩律》“●”之前的“舊律”內容反映了漢初高祖至惠帝時期的郡轄縣名情形。

《秩律》中所涉漢中郡共12縣均為“●”之前的“舊律”內容，其年代當在漢初高祖至惠帝時期。此外，年代上早于《秩律》的《里耶秦簡》中也涉及一些秦漢中郡的縣目，可以作為一個重要的輔助參考。基于此，筆者擬整理《二年律令·秩律》《里耶秦簡》及《漢志》所記漢中郡諸縣來做進一步討論，參見下表：

以上表所列《里耶秦簡（一）》與《二年律令在·秩律》中關于漢中郡縣目對比可知，南鄭以下至長利均屬秦時舊縣無疑。就《二年律令·秩律》與《漢志》對比來看，秦末漢初至西漢末的漢中郡在縣目上已有省變，如《秩律》之“菹（沮）”不見《漢志》，而《漢志》之“褒中”“沔陽”亦不見《秩律》。如前所論《二年律令》所載漢中郡諸縣乃舊律內容，其年代為漢高祖至惠帝時期。故此，漢惠帝以后的新設縣并不在《秩律》范圍，如“褒中”“沔陽”情況應作是解。此外，《秩律》所記“菹（沮）”又見《漢書·地理志》武都郡轄縣“沮”，并說“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南入江”，這里的“沮水”據王先謙引《水經·沔水注》曰“沔水出沮縣東狼谷口”，可知“沮”在漢水上游，王先謙引《一統志》認為“沮”在“略陽縣東”，可見秦時漢中郡之西界廣于漢時。

總之，張家山漢簡《秩律》相較于《漢志》更能反映秦時漢中郡之全貌，且學者已經指出《秩律》所記郡縣有著明顯的政區規律，因此《秩律》所記漢中郡諸縣的順序對于我們探討秦漢中郡東部“上庸六縣”（漢中之半）猶有參考價值。根據《秩律》記載漢中郡諸縣的規律來看，旬陽、安陽一帶當為漢中郡東西兩部之分界。《漢志》“安陽”縣的地望，王先謙注引《一統志》曰：“今石泉、漢陰縣地。故城今成固縣東。”又《漢志》“旬陽”，王先謙認為是戰國楚地，其地在今洵陽縣北。可見，旬陽在安陽之東，今人嚴耕望、譚其驤也都將秦、楚在漢水中游的分界定在旬關一帶。凡上所論，楚漢中郡之西界當在旬陽或旬關一帶。進而言之，《秩律》所載漢中郡諸縣中，自西向東依次分布的旬陽、長利、钖、上庸、武陵、房陵六縣最有可能為“上庸六縣”。

為了進一步明確先秦時期“上庸六縣”的地望，筆者以張家山漢簡《秩律》所載漢中郡東部諸縣次序，逐一梳理如下：

旬陽，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載有“旬陽”，漢初縣名為秦舊縣，秦取楚漢中郡后并入秦漢中郡。《漢志》載“北山，旬水所出，南入沔”，旬水入沔（即漢水）之處即旬陽縣，縣之得名與旬水有關，見道光《興安府志》引《寰宇記》：“漢舊縣以在洵水之陽而名。”又王先謙《漢書補注》說：“戰國楚地，作郇陽。”并引《一統志》曰：“故城今洵陽縣北。旬關在縣東。”道光《興安府志》載：“（洵陽縣）東由江南至白河縣界一百二十里······南至青山觀湖北竹山縣界一百五十五里······東南至雞籠山湖北房縣界一百五十五里······微東北至湖北鄖西縣界一百五十里”，又“西至廟清鋪安康縣界六十里。其中，“白河、竹山、房縣”均為戰國時楚地，“安康”即“安陽”戰國時秦漢中郡地，由此可見旬陽為戰國時秦、楚在漢水中游地區的分界，旬陽以東的白河、竹山、房縣在先秦時均為楚地。

長利，王先謙《漢書補注》引《沔水注》“漢水自钖來，東逕長利谷南，入谷，有長利故城，舊縣也。”按，酈道元說長利是舊縣，未言明是秦時所設的縣。今據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及《里耶秦簡（一）》均載有“長利”，可知是縣確為秦時舊縣。以漢水自“钖”流向（西北—東南）“長利”來看，“長利”在“钖”東南。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說“钖”在今鄖縣西北百八十里，則“長利”當在清時鄖西、白河二縣之間。又《漢志》記載“長利”縣境內有“鄖關”，王先謙引《一統志》：“黎子山在鄖縣東北七十里，上有關，即鄖關也。”按以方位，鄖關大致是先秦時期楚、麇的界關，以今之地名當為鄖陽之東北的白桑關鎮，其北即滔河沿黎山蜿蜒東入丹江（水）。

钖，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載有“钖”，說明此縣漢初已設，應是承秦所設舊縣。《漢志》之“钖”地望，據《左傳》文公十一年載“潘崇復伐麇，至于钖穴”乃先秦麇國“钖穴”之地，據楊伯峻注曰：“钖穴當是麋國都城。”前文亦論到長利之“鄖關”是先秦時麇、楚之界關，可知楚滅麇后在麇國舊壤上設钖、長利等縣。長利縣位于戰國時期楚所設的漢中郡的東緣地帶，其東北方向的“鄖關”既是春秋時麇國的東北界，亦是楚漢中郡的東北界線。總之，钖與長利二縣均為春秋時期麇國舊壤，王先謙《漢書補注》引《一統志》定钖縣地望在“白河縣東”。

上庸，王先謙《漢書補注》曰：“春秋庸國，楚滅之，見《左傳》。后為上庸，秦取之。”并引《一統志》“故城今竹山縣東南”。按，《里耶秦簡（一）》暫無載，不過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載有“上庸”，說明“上庸”當為漢初承襲秦時舊縣，亦為春秋時期庸國的核心區域。

武陵，王先謙《漢書補注》引《一統志》“故城今竹溪東”。按，《中國歷史地圖集》第1冊“戰國秦、蜀”及“戰國楚、越”地圖中均未標出，今據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及《里耶秦簡（一）》均載有“武陵”，當為秦所設舊縣。

房陵，王先謙《漢書補注》曰：“春秋麋地防渚，見《通典》《元和志》。秦為縣，見《廣韻》”，并引《一統志》定其地望在“房縣”。按，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載“房陵”，是為漢初已有的秦時舊縣。又，《左傳》文公十一年（前616）載：“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杜預注云“防渚麇地。”洪亮吉《春秋左傳詁》云：“防即漢中郡之房陵。防渚蓋房陵縣之渚地也。”洪氏將春秋“防渚”釋為“防之渚地”，表明此地不僅是楚、麇相爭的重要軍事隘關，也是水流平緩的地帶。據《華陽國志·漢中志》記載：“房陵縣郡治（按，東漢末新設的新城郡）。有維山，維水所出，東入沔。”劉琳注引《漢書·地理志》“維山，維水所出，東至中廬入沔”，指出維水在中廬縣（今湖北襄陽西南、南漳以北）南。由上舉兩處記載，可知維水概是今漢水以南的南河，南河先自西向東、再由南往北流入漢水，結合“防之渚地”的地貌含義來看，當以維水流向轉折處最為接近。其地正處于漢時房陵縣之東南，武當山與荊山之間、恰也符合“其隘地也”的地理特征，也側面印證春秋時期麇國與楚的南界在“防渚”。

除旬陽外，上舉房陵、上庸、武陵、钖、長利五縣大致相當于清時鄖陽府的范圍，如嘉慶《鄖陽志》載：“房陵，今房縣、保康；上庸、武陵，今竹山、竹溪；钖，今鄖縣、鄖西；長利，今廢上津縣。”而且這五縣原為古麇、庸二國，春秋戰國時期屬楚地。

根據出土秦、漢簡牘和《漢書·地理志》相關記載可以推定的楚“上庸六縣”具體縣目，再與此六縣地望問題的論證相合觀，則可概知楚漢中郡上庸六縣范圍。

二 由“上庸六縣”說楚漢中郡郡域諸問題

關于楚漢中郡之設，嚴耕望早在《楚置漢中郡地望考略》中指出秦設漢中郡乃沿用楚漢中郡之名，從《史記·秦本紀》孝公元年（前361）“楚自漢中，南有巴、黔中”記載來看，楚先設漢中郡應無疑義。不過嚴氏對于楚漢中郡的郡域范圍是這樣認識的，他把丹陽之戰秦所略取楚“漢中之地六百里”看作是楚漢中郡西部區域，另外他將丹陽、淅諸地也當作楚漢中郡東半部來看。1944年譚其驤撰文認為“武關以南，丹陽之地”“鄖、鄖西、白河諸縣”是戰國秦時漢中郡北部及東北范圍，這一看法應是受嚴耕望考說的影響而認為其與秦惠文王后元十三年所攻伐楚漢中郡取地六百里的范圍相當。這一認識對于后來的學者影響頗大，如徐少華、梁中效等都將楚漢中郡的北界劃到商於之地的武關一帶。

筆者認為，嚴氏的認識亟需修正，比如他為論證丹淅之地也屬楚漢中郡，將《秦本紀》所記“庶長章擊楚于丹陽······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中“又攻楚漢中”看作司馬遷誤筆實乃推測之辭，其實史籍之本意已說明“丹陽”與“漢中”是兩地無疑，見后文論證。《史記》記載“丹陽”是與“漢中”并列出現的，見以下記載：

（1）（惠王后元）十三年，庶長章擊楚于丹陽，虜其將屈匄，斬首八萬；又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

（2）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殺屈匄，遂取丹陽、漢中之地。

（3）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于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

就（1）（2）的記載來看，“丹陽”和“漢中”明確是兩個地區，以漢中為郡域來看丹陽應指區域名，不易混同。（1）（2）之“丹陽”也就是指（3）“丹、淅”，司馬貞《史記索隱》注曰：“丹淅二水地名也，謂于丹水之北，淅江之南，皆為縣名，在弘農，所謂丹陽淅是也。”也就是說“丹陽”作為區域名亦可稱作“丹淅”，而文獻記載丹淅地區的主要城乃是“析邑”。總之，將“丹陽／丹淅”劃入楚“漢中郡”的看法，與文獻記載完全不合。

嚴耕望雖然認識到丹陽之戰后秦沒有占據“丹淅”地區，但堅持將“丹淅”劃入楚漢中郡郡域東半部分，大概是將文獻稱秦所略取的“漢中之地六百里”又稱為“漢中之半”的“漢中”均視為楚漢中郡之故。事實上，楚懷王十八年亦即秦惠王十八年（前311）秦為破除齊、楚合縱選擇再次和楚，并派張儀使楚許以“上庸之地六縣”也就是“漢中之半”與楚，也就是欲將丹陽之戰獲取的楚漢中郡與黔中郡換地。史稱“上庸六縣”為“漢中之半”，乃是相對于秦新設漢中郡而言，原楚漢中郡就是東半部分，猶不必強行將“漢中之地六百里”或“上庸六縣”強解為楚漢中郡之西半部分。由此來看，嚴氏所劃定的“漢中郡”東半部分事實上并不存在。

此外，新近出土的秦簡、漢簡材料亦能說明“丹淅／丹陽”不屬于漢中郡范圍的認識。如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漢中郡諸縣中并無“丹陽／析”諸邑，反而丹淅地區諸縣屬《秩律》“南陽郡”。此外，《睡虎地秦簡·編年記》昭王時期陸續略取楚析、鄧、鄢諸縣又與《史記·秦本紀》記載完全相合。楊振紅還聯系華陽之戰進一步指出秦昭王三十五年（前280）“初置南陽郡”；周書燦還指出秦初置南陽郡之前，已攻取楚之宛、穰等地，是構成秦置南陽郡的地理基礎。這些出土文獻完全可以證明秦惠王時的丹陽之戰，秦并未占據丹淅諸地。

秦在發動丹陽之戰時，已經略取楚之商於故地，這個商於故地（丹江上游）經石泉等考證是西周早期楚都丹陽之地，約于西周夷王后期楚君熊渠伐庸、揚粵、鄂括其地于漢水上中游，徙都于淅川丹陽。后于楚武王晚年，又自淅川丹陽南遷至郢都。春秋楚莊王時期，楚霸中原，即由商洛入關中，是時楚仍具有“商於—丹淅”之地。“商於—丹淅”作為西周至春秋早期的楚都故地，在很長時期內都為楚人所牢牢掌控，它與后來楚啟新地設郡、縣的政區決不能混同。

楚何時失去“商於”已不可確考，徐少華根據《水經·丹水注》引《竹書紀年》“晉烈公三年，楚人伐我南鄙，至于上洛”推定公元前413年商縣之伏牛山以北為晉所有，而伏牛山以南仍為楚所據。又《竹書紀年》載“梁惠成王三年，秦子向命為藍君”，徐氏認為此時秦已控制了丹江通道西北出口藍田一帶。并引《史記·六國年表》秦孝公十一年（前351）“（秦）城商塞”，此商塞即唐時商洛縣之南山，表明秦勢力已由藍田而東南越過秦嶺，即武關所在處。由此可見，秦在孝公時期已經占據楚故商於之地。不過，“商於”之南的“丹淅”屆時還沒有并入秦地，是時秦、楚以武關為界相持于丹淅地區。不僅如此，即便至秦惠王后元十三年（前312），秦、楚丹陽之戰后丹陽（丹淅）也沒有完全為秦所占，而是僅奪取楚丹陽地區西南的漢中郡。楚失去“丹陽／丹淅”約在楚襄王元年（前298），《史記·楚世家》記載是年秦發兵出武關攻楚析邑并取得析邑左右十五城，說明秦已從商於之地向東南推進到丹淅地區。換言之，在秦取楚漢中郡后14余年間，丹淅之地仍為楚所有，更可證秦漢中郡并不包括丹淅（丹陽）之地。

另外，要準確認識楚“上庸六縣”的區域還要回到楚懷王、襄王時期秦、楚在漢中的形勢。以下以《史記·楚世家》為線索，參以《秦本紀》《張儀列傳》等相關記載，可以對此有較為清晰的認識：

（1）楚懷王十六年（前313），秦為斷齊、楚之盟，派遣張儀使楚，許諾以秦占有楚故“商於之地方六百里”賂楚。

（2）楚懷王十七年，秦背約失地，秦、楚丹陽之戰爆發，秦取楚漢中之地六百里，新設漢中郡。按，此次秦取楚漢中郡即指楚漢中郡大部，也就是“上庸六縣”之地。

（3）楚懷王十八年，秦為破除楚、齊合縱而假意提出以秦占有楚漢中郡“上庸之地六縣”賂楚，換取楚黔中之地。楚王以叛從約而與秦和親，秦未還楚“上庸之地六縣”。

（4）楚懷王二十四年，秦、楚再次和親。秦昭王三年“與楚王會黃棘，與楚上庸”也就是將丹陽之戰所得楚“上庸”還與楚國。

（5）楚懷王二十八年，秦與齊、韓、魏聯合伐楚，取楚重丘。按，關于楚重丘之地望，學者多認為在楚方城東南。據晁福林考證認為是年（秦昭王六年，前301）秦、齊、楚聯軍分兩路對楚方城用兵：秦軍由三川地區向東南對楚用兵，于明年（秦昭王七年，前300）取得楚“新城”（又見云夢秦簡《大事記》）；齊、韓、魏經“陘山”向西用兵，于秦軍在方城東南重丘匯軍一處。

（6）楚懷王二十九年，“秦復攻楚，大破楚，楚軍死者二萬，殺我將景缺”，此系上年三國伐楚重丘之后，秦的再次伐楚。是后，秦昭王詐楚懷王入秦。按照史事前后關聯，其與《秦本紀》所記昭王九年“奐攻楚，取八城，殺其將景快”及昭王十年“楚懷王入朝秦”完全吻合。此兩次秦伐楚的戰略方向均在楚方城地區展開，當是承重丘之役余緒。

（7）楚襄王元年（前298），“（秦）發兵出武關攻楚，大敗楚軍，斬首五萬，取析十五城而去”，裴骃《史記集解》引《漢志》“弘農有析縣”，地在今河南內鄉縣。楚之析邑近楚故都丹陽，西臨楚方城。秦自重丘之役后，在戰略上自東而西先取方城附近八城，后出武關攻伐析邑附近十五城。至此，丹析之地才并入秦國，是知丹陽之戰（前312）楚雖敗于秦，但“丹淅”之地仍然為楚據有。于楚而言，丹淅與方城連為犄角，成為楚人抵御秦人的重要軍事防線。

秦占據楚方城、丹析地區后，一方面持續向方城以南的宛、鄢、穰地區推進，另一方面以秦漢中郡為重要軍事防御區蓄勢東擴，終至昭王二十七年（前280）“錯攻楚。赦罪人遷之南陽”。又《楚世家》載襄王十九年（前280），“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之地予秦”。從“上庸、漢北之地”戰果來看秦人徹底實現將漢中與丹析連為一線的戰略計劃，并與之前略取的方城、丹析、宛諸邑共同構成新的軍事前沿基地，從而破除了楚以方城為核心扼守江漢平原的軍事防線。

（8）《秦本紀》載秦昭王二十八年（前279）“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鄢、鄧，赦罪人遷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為南郡，楚王走”；三十年“蜀守若伐楚，取巫郡”。

以上梳理戰國時期秦、楚在江漢地區的對峙形勢演變，可以發現秦、楚在江漢地區相爭的區域可細分為以下幾個戰略地：商於—丹淅—方城、宛；上庸之地；南陽—穰、鄧、鄢；西陵—郢；黔中—巫。

從秦掃蕩楚的進程來說，最先占據的楚“商於”并逐步蠶食方城、宛諸地；再以“商於”為基地出武關向東南突破丹陽，打通漢水中游的“上庸六縣”地區，以與秦漢中郡連地為防；最后秦兵分兩路滅楚：或自“鄢、鄧”而下直取“西陵—郢”或自“隴西、蜀”南下略取楚黔中、巫，實現對楚“西陵—郢”的戰略包抄。這一策略也符合《戰國策·楚策》記載張儀向楚懷王論秦攻楚的形勢，如：

秦西有巴蜀，方船積粟，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至郢三千余里。······一日行三百余里；里數雖多，不費馬汗之勞，不至十日而距捍關；捍關驚，則從竟陵已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王之有已。秦舉甲出之武關，南面而攻，則北地絕。

張儀這段話也就是蘇秦所說的，“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軍下黔中。若此，則鄢郢動矣”。秦軍出武關，即沿丹水入漢江而下，沿“商於—丹淅—方、宛—南陽、穰、鄧、鄢、郢”一線開拔。“一軍下黔中”即張儀所言“起于汶山，循江而下······距捍關”，后由蜀守張若自蜀、巴東進略取楚巫郡之地所實現。

稍作總結，戰國時期秦、楚在江漢的戰略形勢表明楚漢中郡“上庸六縣”所處區位應是“商於—丹淅”之南、“鄧、鄢”之西、“巫郡”以北。根據前文對“上庸六縣”諸地望的考證，如據“钖”之地望可推知楚漢中郡之北部自西向東依次分布著旬陽、钖、長利三縣，以流域看是以“旬水之東—漢水之北—滔河（丹水以南）”為范圍，旬關、鄖關是楚漢中郡西北至東北的兩個界關。另外，楚漢中郡之南部主要在漢水之南，由西向東依次分布武陵、上庸、房陵；以流域看武陵、上庸是以堵水為范圍，房陵以維水為范圍。從地理形勢上說，《史記·楚世家》所言“上庸、漢北之地”的描述最為得當，“上庸六縣”跨有漢水南北的區域，但北不過丹陽（丹水），東接鄧、鄢，南及巫山及大巴山以東的平原區。

三 “上庸六縣”中的“庸”“麇”故地問題

楚漢中郡“上庸六縣”之設約始于春秋時期楚滅庸、麇二國，目前學界對于楚漢中郡所轄“上庸六縣”中涉及的庸、麇故地的看法尚無定說。由前文對“上庸六縣”的地望梳理，已初步得知戰國時期楚漢中郡之“上庸六縣”并不全都是庸的故土，像“長利”“房陵”“钖”三縣諸多文獻均記載是春秋麇國故邑。此三縣而外的“旬陽”“武陵”“上庸”三縣中“上庸”明確為庸國故邑，“旬陽”“武陵”是否也為庸之故邑，尚需明辨。

目前學界尋繹春秋庸國土境范圍時，常常聯系到春秋時期楚武王滅庸之事。按以《左傳》所記楚滅庸戰事中涉及的重要地名及其區域，對于解決“旬陽”“武陵”是否為庸之故地問題有所助益。《左傳》文公十六年載：

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群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于選，將伐楚。于是申、息之北門不啟。楚人謀徙于阪高。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次于句澨。使廬戢梨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囚子揚窗。三宿而逸，曰：“庸師眾，群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后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后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驲，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從楚子盟，遂滅庸。

《左傳》所記楚滅庸之戰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戎人伐楚西南、東南，西南向在阜山、大林對峙，東南向在陽丘、訾枝相持；庸聚集群蠻、麇聚集百濮，與楚在選相對峙。第二階段：楚人反擊，自廬、句澨向庸及群蠻進軍，經過以下兩個階段：楚人進至庸方城，庸人反擊；楚人以驕兵之計佯攻庸及群蠻，僅與裨、鯈、魚諸人接戰。第三階段：楚師與秦、巴合擊庸，楚師合兵于臨品，自東向西兵分兩路一自石溪、一自仞伐庸，秦、巴自西向東伐庸，共滅庸國。

第一階段戎、庸、麇諸國攻伐的諸地，據楊伯峻考證“阜山”在湖北房縣南，“選”在湖北枝江縣境；而與楚所對峙的“大林”在湖北荊門西北，“訾枝”在湖北枝江一帶。春秋早期楚已遷都郢，而戎人所伐方向自西北來，要以“阜山”一帶為楚、戎之分界，戎人向東南推進至“大林”（荊門）。楚的“阜山”至“大林”一帶又與戰國時期“西陵”鄰近，童書業說：“‘西陵’似即鄧。······‘西陵’蓋以山名，其所包范圍或甚廣，今襄陽、宜城一帶山地皆謂之‘西陵’。”此說經尹弘兵據北大秦簡《道里書》中關于“淯口”“西陵”“鄧西陵”的地名記載得到進一步確證。以“鄧西陵”地名看，這一帶古為鄧國，楚文王十二年（前678）楚已滅鄧設鄧縣，故“西陵”之設約當同時。也就是說魯文公十一年（前616）前后，“阜山—大林”（今房縣南至宜城西北一帶）與“鄧—西陵”（今襄陽至宜城一帶）連為一片，其西南方向即為戎、麇及百濮。當楚選擇向西北出兵反擊時，戎及麇之百濮迅速瓦解。

第二階段楚已解決戎、麇之患并揮師向西進一步對庸及群蠻用兵。楚軍的行軍路線：“廬（今湖北南漳縣東）—句澨（楚西界在今湖北均縣廢治西）—庸方城（今湖北竹山縣東）”，杜預注“句澨”是楚之西界，此處當為楚與庸之分界。另外，“句澨”之西南即“阜山”一帶也就是麇國之東界。此外，《左傳》文公十一年記載楚伐麋國時攻至防渚和钖穴，防渚即今湖北房縣，“钖穴”據《方輿紀要》可知“钖”在鄖縣西北百八十里。可見春秋時期麇國的范圍自钖（鄖縣西北）越漢水而南至防渚、阜山（今湖北房縣）一帶，其西部即庸國境。文公十一年楚伐麇之后，麇之勢力向南退，于文公十六年在楚、麇之界退至“阜山—大林”（房縣以南至宜城西北）一帶。這意味著楚對于麇之北境“钖穴”的掌控較牢，隨后楚越麇伐庸路線均走“钖穴”之南的“句澨”。由此亦可知，春秋時期庸國大致位于麇國之西。

第三階段楚軍合兵于臨品（今湖北均縣一帶），自臨品而西經石溪、仞（今湖北均縣）向西入庸。可見，楚軍伐庸的通道主要沿均縣西行。這一入庸路線，與此前楚佯退之路線近同。不過此時楚軍采取佯退之計時，《左傳》提到“裨、鯈、魚人實逐之（楚）”可以理解為跟從庸叛楚的群蠻之兵，而不必將諸地定在楚、庸交戰的均縣至上庸一帶。如楊伯峻認為“裨、鯈、魚”都是庸人所帥之群蠻，其中“裨、鯈”之地未考，“魚”當在四川奉節之東，也就是后來的巫縣。筆者認為，春秋時期的“裨、鯈、魚”當近于魏晉時期的北巫及巫二縣。據劉琳校注上庸郡所轄“北巫”時說：“其地與上庸、武陵相連，則當距竹山不遠。疑在竹山西南大巴山麓，即今陜西鎮坪縣一帶，以地接巫山，故名巫。晉統一后，因建平郡也有巫縣，故此改稱為北巫。”由此可見在上庸、武陵之西南的大巴山東南麓連接著“魚”邑所在的巫地，說明春秋時期庸人所率的群蠻多居大巴山東南麓，位于庸國的西南。

另據《史記·秦本紀》《六國年表》及《華陽國志》記載秦、蜀在公元前475—前387年間圍繞南鄭展開反復爭奪，南鄭位于西周褒國之南，褒與南鄭即文獻所載“褒、漢”之地。此外，《華陽國志·蜀志》還記載“盧帝攻秦，至雍”，此雍即秦渭水平原寶雞一帶，而蜀要北向出兵達到寶雞，必經“褒、漢”地區，說明在開明二世時（春秋早期）“褒、漢”應是秦、蜀對峙地區，至少在秦協助楚滅庸之時，褒漢之地已為秦所掌控。自褒、漢以下的漢水上游地區（陜東南至大巴山之間），歷來被認為是西周春秋時期巴人的核心范圍。以上分析已經說明春秋時期秦、巴在漢水上游主要占據“褒漢—安康盆地及大巴山東麓”地區，正位于庸國之西北，所以秦、巴從西攻庸，楚人自東攻庸，三國共滅庸國。

由以上對《左傳》文公十六年楚滅庸之事的梳理，可以概知春秋時期庸的土境大致為：東與麇為鄰，二者境域之界大致在“钖”以南一帶（即自鄖縣西北越漢水而南的堵河以東一線）；西南與群蠻相分，大致以大巴山東南麓為分野；西北向與秦、巴的漢水中上游以西地區（褒漢至大巴山東麓）相望。據前文對楚漢中郡（上庸六縣）中的“旬陽、武陵、上庸”三縣之范圍的考證，三縣范圍位于漢水上游秦、巴占據的“褒漢及大巴山東麓”以東、群蠻（大巴山東南麓）以北、麇（堵水及維水）以西，這一范圍也就是春秋時期庸國的境域。

庸國之東的麇國范圍大致以“钖、長利、房陵”三縣為當，麇東與楚相鄰：東北向之界約在鄖關一帶（以丹水之南的滔河、黎山為分野）、東南向之界約在“阜山—鄧西陵”一帶（即今宜城西北區域），其中防渚之地或為麇、楚南面的界關。

結語

戰國時期秦漢中郡“上庸六縣”的問題牽涉到楚漢中郡的郡域、上庸六縣范圍及來源的討論。楚漢中郡的范圍要以嚴耕望劃定的“西止今陜西東南之郇，東及光化、谷城、南漳一帶，南包竹山、竹溪之地，北有丹水流域，鄰近內鄉、商縣”為代表性觀點。筆者經過系統梳理戰國時期秦、楚在江漢地區的對峙形勢，發現“丹陽”與“漢中”明確是兩個區域，“丹陽”或“丹淅”并不屬于楚漢中郡域。另外，秦在丹陽之戰（前312）后雖奪取了楚漢中郡，但仍未占據“丹陽／淅”諸地，直到楚襄王元年（前298）白起拔析邑左右十五城才將丹淅諸地納入秦統治范圍。文獻所載楚“漢中之地六百里”即指“上庸之地六縣”，并入秦以后又稱“漢中之半”。根據《里耶秦簡》、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秩律》提示的秦漢中郡材料來看，“上庸六縣”為“旬陽、長利、钖、上庸、武陵、房陵”。楚設漢中郡乃始于春秋時期楚滅庸、麇二國之戰，大致庸國的境域是“旬陽、武陵、上庸”三縣，麇國的境域為“長利、钖、房陵”三縣。覆核《左傳》所記楚滅庸之戰的古地地望及上庸六縣的地望，可以得知庸國位于麇國之西，西北自旬陽（旬關）與秦分，西南以大巴山東麓與巴相鄰，南與巫蠻相接；麇國東與楚相鄰，自北而南以鄖關、防渚、阜山—大林一線為分野。

作者：龔 偉

來源：《中國地方志》2025年第6期

選稿：宋柄燃

編輯：汪鴻琴

校對：杜佳玲

審訂：歐陽莉艷

責編：杜佳玲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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