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不再令人尊敬

【本文所引用之評論與觀點，為避免爭議和保護發言者，皆不留名，敬請諒解。】

在今年的柏林影展，現實成為了比電影更值得關注的話題。撕裂在個體與集體間發生，一切走向失控。影展正當下，人們在政治議題里充分抒發著狂熱的憤怒。影展結束，孤寂與冷清席卷一切，有種燈盡油枯的荒蕪之感。這些情緒令人難以心平氣和地思考電影之于當下的意義。

在人們遺忘和平、不顧一切地想要占領屬于自己的輿論場、維護自己的價值觀的當下，電影作為一種表達媒介，只會越來越頻繁地成為爭端的載體，而電影節給大家提供了辯論場地，讓撕裂暴露地更加徹底。在今年柏林，輿論場上的一切都那么缺乏控制、失去理智，令人感到難過惋惜。被輿論撕裂的創傷大概會伴隨它，未來的柏林會是怎樣的形態，已不敢深想。

我悲觀地料想，柏林可能只是今年第一個發生了激烈的撕扯的影展，很有可能，它并不會是唯一一個。無論如何，圍繞政治話題的爭議不再可有可無，而是隨時可能出現。當平臺的穩定性岌岌可危，每個參與者都必須學會在動蕩中找到平衡，盡力做一棵臺風過境也不會倒下的樹。

策展：還有什么電影？

去年二月1日，我去信柏林電影節前藝術總監卡洛·夏特里安，邀請他聊一聊2020-2024的柏林任期。當時，新晉藝術總監特里西婭·塔特爾及其策展團隊已經公布了2025年柏林選片，被不少評論人認為連卡洛最后一屆的“瞎選”片單都不如，哀鴻遍野。

卡洛報以沉默。以他看似通達的個性，我認為他的不回應暗示了話題難言。兩個月之后，我再次去信，詢問他會否參與烏迪內遠東國際電影節，表達了想要見面的意愿。

他終于回信：“如你所感覺到的，我不想多聊我在柏林任期的那些事，我已經說了我必須說的話，表達了我覺得有必要表示的。現在，我在都靈電影博物館全力支持電影人和藝術家。”我尊重他的選擇，沒再追問。

今年的柏林電影節是特里西婭·塔特爾及其團隊任職的第二年，我決定來看一看，在一年的沉淀之后他們有沒有起色。但以我有限的觀察，好轉并沒有出現。“有限”是因為我沒有付出特別大的努力看片，在影展開始前，已經有其他節展的選片人、資深影評人分享了一些負面評價，在信得過審美的人口中，主競賽是最不值得看的。這樣的評價我也不意外，往年其實也有點這樣，比如《惠子，凝視》《巴黎夜旅人》《過客》這些佳片全都不在主競賽。

精挑細選之下，充分迎合了我口味的、看準該片與該導演的履歷和市場銷售情況的電影們，依然是一副參差不齊的樣子。看一部差，別的就越不想看；看一部好，頂多覺得撿著了。身邊的朋友也差不多都在互換評價避雷。某一日在Grand Hyatt媒體中心，我碰到了一位經常上《銀幕》場刊的影評人，吐槽了今年主競賽一部本國片，直言畫面太美、故事為零，并對主競賽做了總體評價：“柏林這樣下去不太行。”

時間回到2023年，卡洛任下的倒數第二屆柏林，當時人們還不知道半年后他就要被開掉。那一年的主競賽有：《紅色天空》《鈴芽之旅》《過往人生》《白塔之光》《圖騰》《兩萬種蜜蜂》……隨便拿出來一個放進今年的主競賽，塔特爾團隊做夢都要笑醒了吧。那年，席琳·宋以黑馬之姿驚艷柏林，主競賽選片各大洲都有囊括，做到了藝術片和商業片平衡，尊重了老江湖也發掘了超新星，連籍籍無名的格蕾塔·李都因為《過往人生》口碑爆炸而事業騰飛，成為迪奧品牌大使，至今還在吃這部片子帶來的名利。這意味著柏林作為一個平臺還能捧出來一部片子，就像Billboard打歌一樣，是電影工業仍會參考的指標性平臺。

而當年的媒體有多苛刻呢？連獎沒給到位都要激情開罵。我翻看那年柏林結束后我寫的總結：“在主競賽的獲獎名單公布后，有另一種聲音出現：如果好好安排獎項，今年的柏林住競賽看起來并不會那么慘。最令人驚異的獎大概是《勉強度日》（場刊1.7分）……最佳導演頒給了菲利普·加瑞爾……但《北斗七星》算不上他的什么顛覆之作，敬老毫無新意；好評如潮的《過往人生》被徹底無視……歐洲片占滿了獎單，英語片亞洲片全部鎩羽而歸，這個保守的結局令人質疑評審團的評鑒標準……一位沒有透露名字的資深電影記者批評道：越是對作者電影和藝術實驗電影不了解，獎項越要往這個方向上用力來證明自己。華語影評人XX更是直言獎單令人感覺‘吃了只蒼蠅一樣，心情很差。’”

總結里還寫：“主競賽單元的其他作品，除《勉強度日》以1.7分位列場刊倒數第一，其他影片堆積在2-3分段，并列眾多，缺乏亮點……這些電影，可能有一兩部令人如坐針氈；好看的可能令人動容，但也無驚艷可言；更沒有什么異軍突起的奇妙作品引發觀眾評價兩極。”看到這里都檢討起自己當年真是太貪心了，不知道2-3分在柏林全算好片。

我這樣評判那一年的柏林：“主競賽單元整體沒有什么突出點是事實，也可借用評審團成員杜琪峰在媒體發布會上的觀點：如今的片子是差了。但評審團給獎的水平恐怕比電影水平還要低：他們主要褒獎了在熱門話題上做文章的電影……這個身處歐洲中心、坐擁一整片戰爭殘骸與歷史廢墟的電影節，用這個獎單告訴人們：歐洲在凝視當下，他們的作者在講述現代故事，回顧沒有意義，要擁抱潮流，大步向前。”

三年過去，柏林完全扭轉了姿態：正發生的不重要，固守舊秩序才是最安全的。他們無法解釋，為什么選了幾部巴勒斯坦電影，可關于巴以沖突的表態還是那樣保守曖昧，甚至做不到和他們選擇的電影人站在一起。選片的舉動染上了綏靖色彩，像是影展為了不讓人指責柏林挺猶而采取的危機公關策略。

而為數不多的好作品，也不再能夠借柏林打出什么成績。《約瑟芬》在EFM大賣的新聞一出，我立刻想到《過往人生》，兩部電影同在圣丹斯好評如潮，乘勢在柏林續熱度，《約瑟芬》甚至有觀眾票選嘉獎在身，卻被安排到主競賽最后一日，以德國記者在發布會上大聲呵斥、打斷嘉賓的鬧劇收場。《約瑟芬》好看嗎？好看，記者們哭紅的眼圈還沒干，可是無人想要再討論電影好壞。最后它顆粒無收，圣丹斯的佳片在柏林仿佛有獎運魔咒。

相比之下，2023年的人們還在抱持著一顆單純的心去評判電影，試圖解析他們與現實的勾連是否為了警示，或者為了紀念。后來那年的主競賽作者，佩措爾德去了戛納雙周，席琳·宋開始拍院線浪漫喜劇，張律穩坐亞洲頭部，去年作品在釜山東京都有收獲，新海誠的美術都夠入圍柏林主競賽了……離開柏林，大家都擁有了更大的世界與更好的未來。

未來的柏林入圍，恐怕只對新人最有意義。他們沒有履歷，因此無所顧忌。柏林視點單元（Perspectives）或許是新團隊暗自埋下祝禱的單元：未來之改變，發身于此。

輿情：雪崩般的撕裂

今年的柏林，一切關于影片的討論都讓位給立場和政治，有關電影人是否支持巴勒斯坦的質詢變得比一切都重要。沒有足夠有話題性、有號召力的電影吸引影評人和觀眾，輿論事件卻一個接一個，讓影展在混亂中走向失控。

第一個大事件發生在開幕日評審團發布會，在媒體接力追問下，維姆·文德斯說出了堪稱震古爍今的綏靖之辭：“電影可以改變世界，但不是以政治的方式……我們必須遠離政治，因為如果我們拍攝目標明確的政治電影，我們就等于踏入了政治領域。”

最初聽到這些，我想文德斯大概有不得不這樣講話的立場，他是影展欽點的面向世界的代表，不能打臉影展，也不能對任何人表現出徹底的不歡迎。受制于德國右翼崛起的現況，任何激進的、左派的的立場都具有冒犯性，只是他實在沒有資格說電影改變世界方式不可以政治化：他的成名作《柏林蒼穹下》和《歧路》如果脫離了德國的政治和歷史，他還會是那個被人愛戴尊敬的導演嗎？即便他有立場上的難處，人們也無法忍受一個電影旗手沒有骨氣，甚至撒謊。

接下來的幾天，文德斯持續被抨擊，行業內部對影展的抵抗情緒也開始蔓延。巴勒斯坦電影學會呼吁抵制柏林，開羅電影中心（Cimatheque）響應號召，將入選論壇拓展單元的兩部經典修復《琥珀的錯位》與《圖哈的悲歌》撤片；印度作家阿蘭達蒂·洛伊在直言被文德斯的言論驚掉下巴（jaw-dropping，不愧是作家，好生動的形容），從經典單元撤片。如果不是影展沒有給足電影人安全感和尊重、表態足夠不夠勇敢堅決，他們會寧可讓自己的作品不被看見嗎？

然而，柏林回應的方式讓輿論爭議更加猛烈。塔特爾發表公開信說：“不應指望藝術家對電影節過去或現在的做法發表評論，尤其是那些他們根本無法左右的廣泛爭議。除非他們自愿，否則也不應強求他們對每一個向其提出的政治議題表態。”這樣的態度幾乎坐實了評審團與影展的沆瀣一氣，否則柏林會表示尊重藝術家的態度并倡導大家理性討論、不要上升到過分攻擊、愛與和平來自德意志，之類的。著急辯護，意味著評審團的態度就是影展自己的態度。更糟糕的一點是，塔特爾全然忽視了這些爭論背后累計的情緒，對羅伊這樣引發更大爭論的當事人也不予置評，似是在請求公眾允許電影人做個好鴕鳥。

在法律意義上，電影人當然有權保持沉默，但媒體也有權自由發問，否則就會發生表達權利的失衡：憑什么藝術家可以擁有表達的特權，在想表達的時候就表達（拍電影），而在大家需要一個聲音更高、社會責任本應更大的人的表態的時候，就可以隱身？媒體和觀眾是否有權找到他們、向他們發問？當然是有的，況且沒有人沖到發布會臺前，把麥克?在某一個人臉上強迫表態。批評他們蒙混過關，和批評他們電影拍的不好，兩種批評的權利難道差距很大嗎？電影人和節展主辦方既然處在權力上游，就必須學會面對質詢并給出解釋，鼓勵夾著尾巴逃跑，這是一種什么態度？

我參與的兩場記者會讓我深深體會到了柏林與媒體之間撕裂。今年柏林，塔特爾團隊的選片人邁克爾·施圖茨與杰奎琳·萊昂加身兼主持人，在協調方面做足了功課：他們只叫同一批記者提問，力圖控制發布會的風向。

第一場，在《羅斯》發布會上，邁克爾·施圖茨與臺下他打算安排提問的記者眉來眼去，這么形容是因為當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一個他不認識、不熟悉的記者，他熱情的表情和眼神都不見了，一種冷靜地公事公辦取而代之。他確實對我點了頭，也示意后面的工作人員把話筒交給了我，但他接下來不斷讓另一些記者拿到提問權，我十分確信有人的順序應該在我之后。那只麥在我手中握了20分鐘，發布會結束的那一刻我震驚到站了起來，施圖茨對我比了一個手在頸前劃一刀的姿勢：結束了。我沖到前面去問他：為什么不叫我？我反復對你招手20分鐘你為什么只看房間另一邊？這是種族歧視嗎？他不停搖頭聳肩，努力表示自己無辜，sorry的語氣套路又公式化，好像他的工作沒做好根本不是什么大事。遞麥的工作人員找我收麥：“我看見你一直在舉手了，但是沒辦法。”同樣一臉無所謂。

那時我意識到，他們在防的，是類似文德斯那樣的爭議再次發生。問出文德斯那句“電影不能政治化”的記者提洛·榮（Tilo Jung）發布會幾乎場場在座，還有潛在的好些人，和榮一樣，都希望這些關于政治的探討可以繼續下去。但這是柏林最不樂見的情況。

兩日后，反對柏林鴕鳥行為的更大的聲浪襲來：80多位電影人聯名發信，要求柏林電影節明確表達對加沙種族滅絕的反對，署名之一的蒂爾達·斯溫頓去年剛在柏林拿下終身榮譽獎。這下，每一場能夠發起對話的場合，都出現了更尖銳的質詢，“你對文德斯的話怎么看”變成了“你對那封聯名信怎么看”。

針對此信，《銀幕》采訪塔特爾，問柏林為什么沒有譴責以色列政府在加沙的行動。塔特爾的回應依然充滿了回避色彩：“我們代表著許多持有不同觀點的人。這其中也包括許多生活在德國的人，他們希望對以色列的處境有一種比目前世界其他地方更復雜的理解。”一個節展是否可以這樣含糊其辭地站在某一個不具完全名字的主題背后，假裝自己沒有態度？

到此，影展接近尾聲，團隊似乎已毫無策應之力了。我參加了第二次，也是最后一場《約瑟芬》的電影發布會，影片實在太好，記者爆滿，促發了一場激烈糾紛。有一位記者提問主創對那封聯名信有什么看法，麥克風聲音很小，被提問的查寧·塔圖姆沒聽清楚，但是會場另一邊的一位德國記者發出了憤怒的咆哮。我沒有聽懂他的德語，但“Gaza”這個詞蹦出來的時候，塔圖姆恍然大悟：“噢，我明白問題了。”這個問題旋即被主持發布會的杰奎琳·萊昂加擋了回去。

很顯然，杰奎琳·萊昂加與邁克爾·施圖茨找記者的策略是相同的。我坐在第二排（第一排是攝影大哥專席），整場發布會都在舉手從未放下，我們四目相對過好幾次，萊昂加硬是全程眼神往別處看，就是不肯點我。結束的時候我已經非常灰心，坐在我身邊的提洛·榮——同樣舉手整場——憤怒地起身對萊昂加高呼：你們迫使記者住嘴！你們讓媒體失聲！他一直大聲抗議，直到主創全部離場。然后他走到剛才發出咆哮的德國記者面前，雙方吵了起來。

當時我實在說不出有多羨慕，隨之而來的還有一點委屈。這個高大帥氣、一臉正直的白男，英語德語的嘴仗都能參與，這里就是他戰斗的主場，他甚至有可能贏；而我是個戴著眼鏡、身材矮小的亞洲女記者，在他身邊顯得那么不被看見，那么心有余而力不足，連之前質問施圖茨一句“你怎么不讓我提問”都會被一旁的白男攝影大哥說“這事時有發生”。反抗原來也是一種特權，反抗的動作被看見、反抗成功，都需要特權的加持。

提洛·榮后來被一群西裝革履的保安趕出了發布會場，后面跟著某天我忘記帶證前去補辦、結果不會操作還大翻白眼說“我們已經很努力在工作了”的新聞部女職員，她在發布會場無所事事地站樁，此刻跟著提洛·容和保安的身后在東張西望，什么要緊要做的事情都沒有。

我前后向柏林新聞部（Press Office）主管弗勞克·格賴納（Frauke Greiner）投訴，策展人只反復選擇同一批提問的、與他們相熟的記者，這樣如何保持公平？格賴納先是對我的身材發難：你坐第二排可能被攝影大哥擋住了。我告訴她我看得到萊昂加的臉，她也看得見我。緊接著她說這是偶然，我強調刻意的忽視絕無可能是偶然，不然為什么都是同一波記者能提問？最后她給了一個很是荒唐的回答：well，我太忙了，沒一個一個發布會看，我回去看看視頻看是不是這樣。我的天，你不是每一次發布會人都在現場嗎！我十分清晰地感受到一種不友好，曾經新聞部與公關都愉快而和諧的柏林，與媒體記者之間產生了巨大的裂隙，敵意四處滋長。

新聞部最后有沒有取締榮的證件我不得而知，反正最后一天了，有證或沒有都不是太重要。我甚至覺得被剝奪證件或許是好事，究竟還有何在此掙扎意義？眼看大廈傾頹，給自己多一點失望的時間都算是一種仁慈。

尾聲：未來在何處

我想柏林自身恐怕也對今年的連環翻車感到措手不及。危機公關這么差，或許是因為去年李駿碩代讀其影片主演埃爾凡·謝卡里茲（Erfan Shekarriz）的公開信雖引發了不小的風波，但最終不了了之，這讓柏林以為今年的輿論也可以這樣冷處理。不然塔特爾團隊不會這么低估輿情，昏招頻出地發公開信，每一封都寫得毫不謙卑。結果是，這種持續的火燒般的質詢，從影展開始，一直蔓延到頒獎禮，影展的救火措施全變成火上澆油。文德斯在閉幕式上念了一大段連篇累牘的空話，沒骨氣的人設徹底立住，面對在臺下不斷叫喊聲援的電影人，主持人當場哭了出來。

節展會喜歡撕裂嗎？一定不。它是一個歡慶，一個節日，它要做的是平衡和包容。過去的柏林包容先鋒的、小眾的、沒有充分得到社會認同的群體，怪異的存在能在這里找到棲身之所。而面對正在現實里失去棲身之所的巴勒斯坦人，柏林沒有像它一貫的那樣，帶著一種關懷與照拂接納了巴勒斯坦，而是保持了沉默。人們的憤怒于柏林變了，像一個朋友背棄了大家，這需要一個解釋。那種得不到答案的憤怒和失望無可解，柏林也沒有資格要求這些情緒可以自行散去。

作為德國的文化象征，柏林電影節無法開口反對猶太人，這當然可以理解，但這并不意味著他們只能一味回避有關巴勒斯坦的話題。當阿卜達拉·阿爾-哈提卜（Abdallah Al-Khatib）拿下視點單元最佳影片時，他和他的團隊在臺上展開巴勒斯坦旗幟，公開批評德國政府與以色列在種族滅絕上同流合污，并表示自己的電影投報柏林已然頂著巨大壓力。如果一個影展值得尊敬、真能與它的電影人站在一起，那么向其尋求幫助與機會的電影人永遠不應該有壓力。

柏林不再令人尊敬。或許德國政府可以對他們所資助的節展有約束，但節展對于他們所邀請的賓客其實是沒有任何約束力的，撤片的決定權在作者和片方，李駿碩被投訴至警察局也不是節展所為，甚至可以從這些事的最終走向看出，這些反對都沒有引發什么災難性的后果。我對阿爾-哈提卜在今年閉幕式上的做法表示尊敬，我也會支持繼續堅持在柏林表態的人，但作為媒體，我對它太過失望，也失去了對它的信任。它同樣不信任我，因為影展想要努力維持一種歡慶的假面，希望可以杜絕刺耳的聲音。可是無論記者的問題有多么刺耳，都應該有人來不斷提醒：大象存在。政治已經深深嵌入了所有的藝術形式和表達，假裝它不存在是一種可笑的、無力面對現實的懦弱和虛偽。藝術家當然有權這樣回避，但平臺和節展，沒有資格、也不應該，引導和允許這些在和平年代有能力呼風喚雨、發出尖銳呼聲的人，在最需要有人發出呼聲的時候，保持沉默。

于我而言，明年柏林的看點，在于它如何吸取了今年的教訓。亂世中的一年格外長，足以讓徹底改變世界的事情發生，柏林未能在今年應對自如，已然是對現實世界不夠關注的體現。明年大概會有更充足的準備，但如果有了，那大概也不會好，會趨于更加保守的態度，反而不會再有今年大聲爭論的空間——是啊，連爭辯機會其實都很珍貴不是嗎？吵架就是還沒有放棄不是嗎？如果不吵會如何？記者進入發布會前得提前申請并提交問題？或者噤聲，甚至發布會取消？媒體有媒體的位置，守住這一位置何其艱難，當提問的權利被系統性地控制，那是所有人都失去自由的一天，只是這種失去會從媒體開始。所有全局的潰敗，最初都是從細枝末節的事開始變質的。

接連的撕裂，讓曾經最開放、最自由、反對意見可以最響亮的柏林，一夜之間成為最懦弱、最保守、最打安全牌的影展，一切都有種避重就輕、掩耳盜鈴的滑稽。如果不想承受被動的牽制，主動地擁抱它、探討它、反抗它，是唯一可行的方法。柏林和文德斯們卻表現得仿佛他們不明白這一點。我也不明白為什么他們不明白。

塔特爾發出維護藝術家們的公開信的那天晚上，我在一個酒會見到了一位曾經訪問過的資深影評人。我們一起聊那封公開信，聊柏林失去了擔當。那晚的派對在歐洲被害猶太人紀念碑（The Memorial to the Murdered Jews of Europe）旁邊的一座豪華大樓里，玻璃落地窗外，石棺狀的紀念碑在夜雨中反射著幽微的光。七年前我第一次參加柏林電影節，隨后不久，我為了看這些記錄歷史瘡疤的博物館、墓碑和陵園，專程再來到這城市，走進這些棺材狀的石林中，感受不可抵擋的悲愴和陰霾淹沒我。七年過去，大家聚在旁邊開香檳，聽著聒噪的音樂，扯著嗓子咬耳朵，一切都好超現實，好諷刺。

我們后來說到了卡洛，聊他的艱難、他的審美和策展，感慨一切不復往昔。她和卡洛認識，我問柏林當年開除卡洛究竟緣何，她也不了解事情的全貌，只知道：“他來和我說：‘我甚至不知道從何講起。’他被整個和柏林打交道的經歷深深創傷，可能無法開口。”

這仿佛是一個終極答案。有的人已經在其他參與者發現苗頭不對以前，以身試法地展示，我們所相信的價值正在衰落，好時光即將匆忙退場。我當然有所警覺，只是如果不親眼見證一切轉向何種境地，我自己也無法相信，曾經我最喜歡的影展，如今已無法與參與者兩相尊重。想起很早就在簡中找不到的一部劇，“我們”該承擔這一切變糟的責任，但在想要開口整理與反思之前，已經被割裂的現實深深創傷。在事情變糟的那一天，在矛盾出現的那一刻，或許每一個參與者都各自作出了一些過于草率的決定，沒有踩剎車，甚至可能推了一把，讓事態像失控的火車一樣向前撞去，所以歡慶才無法善終。

我想，人們該做的，或許是各自盡力冷靜下來，坐下來好好聊一聊，不要成為就此甘愿放棄的人，也不要做那個在歷史進程中盲目跟著加速的人。柏林當然要繼續舉辦，它一定要一直舉辦下去，好見證和記錄此刻正在經歷著經濟與信仰危機的電影工業。柏林電影節，像承載它的城市一樣，見證人們針鋒相對，見證沖突之下兩敗俱傷，見證因為想念和平而握手言和，見證電影一路伴隨文明，重新站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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