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為阻止中國收回香港，準備了48顆原子彈，美國聽完立刻拍板

1961年仲夏的一天，倫敦唐寧街十號的書房里燈火通明。首相麥克米倫合上那份蓋著大紅“絕密”字樣的文件后，抬頭對身邊顧問低聲說了一句：“看來，只剩這條路了。”桌面上那張薄薄的紙，卻關乎上千萬香港同胞的命運。

在外人眼里，香港是一座遠東商埠，可在二戰后一片衰敗的英國看來，那是口袋里最后一塊能下金蛋的寶地。1950年前后，大批資本和移民涌入維多利亞港，紡織、電子、航運如雨后春筍般冒出。英國財政部的年報顯示，僅五十年代后期，香港就為倫敦帶來可觀利潤，折合上千億港元，這數字讓戰后捉襟見肘的“日不落”喘上了氣。

然而，利字當頭并非全部。1956年蘇伊士運河危機后，大英帝國全球影響驟減，保住香港儼然成了象征“帝國殘輝”的政治任務。外交部官員在備忘錄里寫道：“香港若失，帝國榮光必將暗淡。”這樣略顯悲壯的字句，讓首相與內閣難以忽視。

問題在于，對岸的新中國已在朝鮮戰場證明了自己的鐵拳頭。1950年至1953年的槍炮聲，讓倫敦意識到舊時那套炮艦外交再也行不通。如果解放軍南下，誰來硬碰硬？英國參謀長委員會很快把視線轉向了核威懾——那是剛到手的“大殺器”。

早在1952年，英國在蒙特貝洛群島完成首次核試驗，成為全球第三個擁核國。自此，軍方草擬了“東亞核選項”。文件里的數字觸目驚心：48枚Mk-1型自由落體原子彈，配套三架“勇士”“火神”“勝利者”V型轟炸機，一旦北京踏入香港，立即起飛實施“示范性懲戒”。

計劃看似兇猛，卻遭遇了首要難題——距離。倫敦到廣州，空中航程超過八千公里，V轟炸機油箱再大也扛不住來回。為此，英國情報人員將目光鎖定在殖民地新加坡。1958年，英軍在丁加空軍基地悄悄加筑混凝土洞庫、特種制冷倉，擺明了要把它變成“核子驛站”。

建設才剛告一段落，“局外人”美國就坐不住了。1961年3月，英國海軍元帥蒙巴頓赴夏威夷，和美軍太平洋司令費爾特密會。會上，蒙巴頓攤開作戰草案：“若中國南下，英方將使用核手段，盼美軍共進退。”費爾特聽后微微點頭，留下一句：“We’ll be with you.”短短一句話，讓倫敦看見了“背靠大樹”的幻象。

接著，英空軍的V型轟炸機陸續降落丁加機場，機庫里裝上了核彈掛架；海軍“百眼巨人”號航母則在馬六甲海峽來回試航。情報電文飛入北京，也飛向莫斯科。面對驟增的威脅，周恩來嚴肅地對工作人員交代：“我們不挑事，也絕不怕事。”一句話，道出當時的決心。

英國人卻忽略了兩股暗流。其一，東南亞反殖呼聲高漲，馬來亞、新加坡要求自治的浪潮日盛。其二，1962年的古巴導彈危機把全世界拉到核戰邊緣，全球媒體目睹核恐怖后，民間反核聲浪高到頂點。英國在東南亞運核彈的動靜，立刻引來國際輿論的聚焦。

接下來的場景頗為尷尬。新加坡臨時政府公開抗議英國在其領土存放核武器；聯合國幾位中立國代表接連發聲譴責。倫敦不得不下令冷處理：艦機撤回，核彈封存，原子倉庫大門加鎖。表面上熄火，骨子里卻仍在尋找下一張王牌。

此時，中國西北戈壁正悄然醞釀石破天驚。1958年起，數萬科研人員晝夜鏖戰，從蘇聯撤走專家的陰影中埋頭苦干。1964年10月16日，北京時間15點整，羅布泊升起巨大的蘑菇云，中國第一顆原子彈爆炸成功。國際新聞稿如此評價：“東方巨人跨入核門檻。”

這聲巨響把英國最后的僥幸徹底擊碎。沒有核壟斷，就沒有訛詐資本。海峽那邊，英國媒體開始討論“后香港時代”。軍方的48顆原子彈靜靜躺在庫房，成了燒錢的廢銅爛鐵。

進入七十年代，中英氛圍顯著降溫。外交渠道重新開閘，港督府與北京之間的往來電報逐年增多。談判桌上，法理、現實、經濟利益多重角力，終究抵不過歷史潮流。曾在白廳走廊里神色篤定的官員，這時不得不換上一副笑臉，開始為“移交方案”措辭。

1982年9月，撒切爾夫人抵京。她自詡鐵血，卻在人民大會堂臺階上不慎一跤，成了街頭巷尾談資。會談期間，她試探延長租約或“分治”模式，均未獲采納。鄧小平的答復既簡潔又有力：“主權問題上沒有討價還價。”

接下來十五年，雙方就過渡安排細部錙銖必較：港人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香港保持高度自治、駐軍規模與職責等，都須寫進白紙黑字。1997年6月30日深夜，維多利亞港燈火如晝。零時正，當五星紅旗與紫荊花區旗同時升起，那封六十年代的絕密文件正式失去一切歷史效力。

有人追問，若當年英國真把那48顆原子彈運到亞洲并扣動扳機，會否改寫局勢？答案其實并不復雜。冷戰博弈、核均勢、殖民瓦解多重力量交織，注定讓任何單邊冒險成為自毀長城。核訛詐的劇本，在香港問題上終究落空，也讓世界看清一個事實：民族自決的潮流，遠比裂帛般的威脅更不可阻擋。